国有企业是全体纳税人投资形成的？
——与李惠斌先生商榷（之六）
古 家 林
李惠斌先生在其《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一书的序言中，表达了这样一个及其重要的观点：“关于国有企业，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国有企业的投资人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在纳税意识逐渐强化起来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其投资人是全体纳税人。今天的国有企业，是全体纳税人税款的一部分在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得到批准以后，投入到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大局的企业性组织，从而形成的。”（李惠斌《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这一观点可谓“发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仔细一思量，深感问题并不简单。
李先生的这段话涉及到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梳理梳理才能弄明白。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剥削阶级是没有法律地位的， 每一个公民从理论上说都是劳动者。对于那些拥有一定资本的私人，即便存在某种程度的剥削行为，但只要他们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利，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下，其行为本身客观上也就在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因此可根据其在经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将其视为脑力劳动者，属于人民中的一份子。（参见笔者《消灭剥削与承认和遏制剥削——与李惠斌先生商榷（之五）》，网刊2022-06-24）
第二，全国人民能够成为国有产权的主体，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者身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纳税人，是投资者。一切社会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私人资本的存在有赖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所以，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国际歌》中所说的那样：“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第三，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在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以及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纳税人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国家将部分税收用于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可能，但是国家税收保证的主要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等，国有企业的发展应当说主要还是来自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把国有企业的发展说成是纳税人的贡献，是不准确的。这岂不是在暗示公有制本身没有自我再生能力，它需要借助外在“纳税人”的投资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那么公有制还能发展壮大吗！
第四，国有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责任、享受出资人权利。这一点有关法律法规说的很清楚，这里无须赘述。所以，国有企业的投资人并非“纳税人”，国有企业的投资人也不是根据“纳税人”的委托而进行投资的。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政府的有关部门，他们根据国家的委托，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委托履行出资人责任、享受出资人权利的，与是不是“纳税人”无关。
第五，纳税人和人民群众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并非同一关系的概念，全体纳税人并不等于全国人民。在我们国家，纳税人指的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而从现有五大类十八种税收来看，基本上都与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和行为、资源使用等有关，可以说是属于社会法人，以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私人所有者的事，一般劳动群众应该不在“纳税人”之列。笔者不了解全国到底有多少“纳税人”，但从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的情况看，具备“纳税人”资格似乎很少。就以涉及面比较广的个人所得税来说，工资额达到起征点的普通劳动者好像也不多。按照国有企业是纳税人投资的说法，并且是“纳税越多的个人，其在国有企业中所占的投资额就是越多的人”，（同上，第6页）普通人民群众岂不是理所当然排除在国有产权主体成员之外了。
第六，税金属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劳动者（包括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纳税人作为税金的解缴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税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收账人和转账者，是税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创造出来到周转使用的一个中间环节。说国有企业的投资人是“纳税人”，事实上就否认了劳动者在创造剩余价值（包括税金）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是对我们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否定。
如此看来，在李惠斌先生的眼中，税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纯属“纳税人”的贡献，国有企业的存在靠的是“纳税人”的投资，国有企业就应当属于“全体纳税人”所有。总而言之，“纳税人”最重要，“纳税人”也就是“投资人”，应当成为国家的主人；什么“劳动创造世界”，什么“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统统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李惠斌先生的说法，实际上否定了我们建立公有制的理论基础，否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定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法律依据，并进而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很具颠覆性。而李惠斌先生写《企业劳动产权概论》这本书时，正在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