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反对动辄将关切重大舆情、记录民生疾苦的群众，打成“境外势力”。
我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盲目冲动的一刀切行为，恰恰会帮助那些真正的境外反动势力得以掩藏。
鉴别境外势力是一项十分讲究专业性和证据度的工作，不是某一个两个的爱国大V给某图片划一个大大的“”就算定性完毕了。
更有甚者叫嚣“这种事矫枉必须过正”、“宁可错杀一堆，不可放过一个”……
这种话术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啊。
表面看似是在竭力维护政府公信力，实际通过“错杀一堆”这种举动，显性层面就已然摧毁了公信力，深层层面更是剥夺了民众质疑的权力。
毛主席说得好：“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
要知道，面对涉及人命、公共卫生、饿肚子的重大社会性灾害，强行要求民众保持绝对的冷静和理性，这是很不客观、也是不切实际的。
尤其是在舆论场还夹杂着一大批诸如新京报、财新网、澎湃之流的歪把子媒体疯狂带节奏、片面双标地向网友输出不对称信息（甚至其英文版面直接在外网通敌）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就更不应该去寄希望和要求民众保持所谓“绝对理性”，或是高举“境外势力”的大帽大棒、一刀切地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这种宣管思维，实质是一种逃避。
而逃避的背后则是一种恐惧：既是恐惧民众发声质疑，也是恐惧境外反动势力的破坏。
那么这种恐惧一旦被关心真相的热心民众和心怀鬼胎的境外势力双双察觉，双方立刻会在表象上形成一股合流，局面会更加不可收拾。
届时怎么办？是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民群众全部打成“境外势力”，还是干脆反向、鸵鸟政策一路退回，向那群真正的境外势力妥协认输？
这种闹剧，此前的类似像山东聊城辱母案、红黄蓝虐童案，包括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和2021年成都49中事件中的某些官宣作风，群众领教已久。
正确的官舆做法应当是破除恐惧，正面去面对、去硬刚。
面对，是面对群众的质疑；硬刚，是硬刚那些确实存在着的境外插足势力，不能让那帮独轮运产生一丝丝“他们怕了！我们要再接再厉！”的“成就感”。
毛主席曾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早在1934年，在苏区长冈乡调查中，毛主席就发现：很多人不了解乡苏（维埃）、市苏（维埃）的工作，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
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
汀州市群众没有柴烧，当地资本家还把盐藏起来又导致群众没有盐买，还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同时哪里缺米米价就贵……
这些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汀州市政府竟然一点也不讨论！
为此，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许多事件中，地方官吏在重大舆情面前的唯唯诺诺、胆小怕责，真的暴露得一览无余。
除了删帖，他们几乎啥也不会。
但是删帖的作用只能说适得其反，变相帮助帖子传播。
所以问题来了：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你这地方官吏有何用呢？就为了看你表演删帖？
那干脆什么事都交给中央大包大揽算了，或者干脆像毛主席说的交给群众“搞大民主”算了。
拿中央当奶妈，什么事儿都不敢独立担责、全部往北京推，这是懒政主义；
拿群众当傻子，什么事儿都删帖，生怕“激起舆论生变，后续维稳不及”，这是官僚主义；
拿境外势力当老虎而不是纸老虎，什么事儿都不敢正面去刚、去斗争，这是投降主义。
懒政主义，官僚主义，投降主义，这是政府公信力最主要的的三大敌人，几乎所有的舆论失位都无外乎出于这三条。
要记住毛主席说的：
“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它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它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堵塞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附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吧，希望有些同志能够好好领会一下：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
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夫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
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
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韵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
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
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
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
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我为什么要讲得么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
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
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主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放大家去纷纷议论呢？
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
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
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
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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