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极端右翼政治家、“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近期的法国大选中成为了马克龙的重要对手，截至4.13日得票率为23.1%。《逆流时代》的作者，以色列记者纳达夫•埃亚尔在2010年就采访过勒庞。前有特朗普，后有勒庞，为什么民族主义如此猖獗？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向终结？
玛丽娜·勒庞
当新大陆第一次被发现，当火车、飞机、无线电、互联网相继被发明，人们期待着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和肤色的人联通起来。21世纪伊始，“世界语”一度成为潮流，很多人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人们向往着技术革新带来的全球化的未来。但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呢？是恐怖袭击，以及伴随而来的排外情绪；是经济危机、全球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新自由主义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是伴随新冠的封锁边境；是俄乌战争
对世界的再次分裂；是原教旨主义者、恐怖分子、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进步”的神话好像忽然中断，世界没有“向前”变得更好，而似乎在“倒退”。
这就是以色列记者纳达夫•埃亚尔在《逆流时代》一书中关切的，文明的逆流，全球化的倒退。但同时，埃亚尔也在书中分析了，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抱怨仅仅是愚蠢和矇昧的吗？我们应如何对待这股反全球化的力量？
《逆流年代》
[以色列] 纳达夫•埃亚尔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版
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以色列Reshet新闻的首席国际政治记者，也是以色列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的专栏作家。
▌全球化创造财富——谁的财富？
但在为“逆流”忧伤之前，也许应该先问一个问题：“全球化”是一件好事吗？
“进步”、在全人类范围内传播文明的思想，被启蒙运动传播而成为现代人的一大追求。但无论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美国独立，还是法国大革命，都选择性地对一些明显违背启蒙思想精神的事情视而不见——美国保留了奴隶制度，而法国对殖民者则一如既往得残忍。
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海地的黑人受到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的感召，质疑起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黑白混血儿樊尚.奥热（Vincent Oge）从巴黎回到海地，领导革命。但他随后却被俘、施以轮刑，“手脚被砍断，然后被斩首”。
经过长期的斗争，1804年，海地革命终于获得成功，建立了加勒比海地区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早美国半个世纪废除了奴隶制。但这样一个被启蒙思想激发而建立的国家面临的是什么呢？美国封杀了海地，“禁止同这个建民国家贸易”；其他国家也不愿意同海地建交；法国于1825年出兵海地，迫使后者签订条约，支付所谓的“赔偿金”。这笔钱海地一直偿还到1947年。奴隶主们转而与古巴做贸易，古巴渔翁得利，成了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产糖国。而海地则被国际贸易抛弃。
在全球化贸易下，产业的转移非常容易，如果忤逆了资本，就要面临“惩罚”。埃亚尔提醒道，海地是“剥削中心不再为供求关系效力后惨遭摧残的原型。”
加勒比海地区
伏尔泰在18世纪就指出了当时法国贵族的虚伪，说他们享受着阿拉伯人勤勉采摘的咖啡、中国工匠兢兢业业制作的瓷器，却得意洋洋，对世界指指点点。埃亚尔指出，“伏尔泰提供了涓滴效应的早期版本。”
“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conomics）指经济发展中不给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优待，而寄希望于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通过消费、就业惠及贫困阶层，就像在一摞杯子上倒酒，酒自然流淌到底层的杯子，但实际上，最上面的杯子往往贪婪得越变越大，不让一滴酒流走。
“文明世界”的这份虚伪，一直保留到了现代。全球化将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的同时，也将工业污染转移了出去。“在2007年这一年里，全世界有750000人死于销往他国的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空气污染。”
全球化是一台利益驱动的机器，没有感情，席卷一切，全球各国，无论处于何方，都因为这股从欧美席卷过来的狂潮而改变了生活方式。哪个国家改变得慢了，就要背上“原始”的名声，成为“文明”的反面。西方的工业革命让世界各国不得不快速实现工业化，农民改变身份，涌入工厂；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又让基础教育成为每一个国家的必需品。各国争先恐后进行改革，终于成为大国的原料产地和工厂。“全球经济的动力来自不平等。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要求在劳动力成本、购买力、商品及原材料价格、汇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套利空间。”
在刚果共和国，挖掘生产智能手机所需的钴矿的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而日薪却只有15美分，劳工中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最贫穷的国家的人作为全球化生产的末端，作为抽象的“廉价劳动力”，帮助位于发达国家的总部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他们却只能饿肚子。富裕国家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完全不用操心在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苦难。
▌谁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不过，另一个问题是，划分“受益者”时，真的画一条线分割出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就可以了吗？
特朗普当选总统是一件惊动世界的怪事，在他之前，没有哪个总统的性骚扰丑闻达到他这个量级；没有哪个总统当选之前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除理查德.尼克松外，也没有哪个总统从不公开纳税申报单。特朗普是个市场营销的天才，他把自己塑造成穷人眼中的富人的代表，而他营销的，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颠覆全球化。特朗普塑造的敌人包括“移民、全球主义者、把工厂搬迁到海外去的企业”等等。
千千万万个美国人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追随特朗普。他们认为移民和产业转移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逆流时代》一书指出，他们这样想并非完全没有其理由。
特朗普支持者
有研究表明，劳动力供应增加后，只具备基本技能的劳动者的工资下降了。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的研究（虽然这项研究备受争议），移民每导致劳动力供应增加10%，教育程度类似、寻求同样就业岗位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就会下降4%。
从长期来看，移民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好处，“移民能创造更多需求，推动创新，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但问题是，这样的好处被谁享受了？埃亚尔指出，“让一个社会整体富裕水平提高也可以让这个社会内部的大量人口贫穷。”书中写道，近年来最为全面的一份有关移民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报告揭示了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移民本人和富裕阶层。
当精英们批评特朗普支持者和民族主义者“反智”的时候，他们是否真正关心过这类人的处境和其提出的诉求？“上流社会看到的是移民在提振经济，下压服务价格，与此同时没有政治影响力。”精英们不会真正被移民影响，反倒会因此受益。国家的经济上行，问题是有没有惠及最容易被移民影响的人群的政策。
埃亚尔认为，精英们本可以“增加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缴纳更多的税，促进下一个技术飞跃，保护小型企业和新创企业。”但他们没有那么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小型企业的数目已经减少了一半。
虽然比起移民，更容易造成失业的是技术革新。“2000-2010年，美国多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技术造成的。”但比起指责机械，显然那些活生生的、却有着“奇怪”的文化的“异类”是更容易攻击到的靶子。
贫富差距在变大；底层的工资没有明显上涨，但购买力却在下降，中产阶级感受到“美国梦”正在破碎，而民族主义的“反智”可能正是底层人惶然无措时发出的不和谐声。
移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例子中展现得更加明晰：日本。日本是少数几个坚决不放松移民政策的现代国家，哪怕它缺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如今，日本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据预测，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跌到8800万。这个国家有800多万空置的房屋，并且数目仍在不断增加。
无人居住的房子
1945年后日本女性就业率一路下滑，男性工作、女性做主妇是日本的传统模式，但这正在发生变化，且更多不是因为女性地位提高，而是因为男性的劳动无法为家庭提供足够的供给。“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济休克后，女性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同时还应社会要求继续扮演生养孩子的传统角色。”女性不得不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充当劳动者，但却只是暂时的劳动者，社会期待她们在某个时刻重返家庭，因此职场也不会认真对待她们。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差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男性在职场中处境也日益糟糕。在以往的日本社会，男人们往往入职了一家公司就会待上一生，公司很少能解雇哪名员工，员工也很少有跳槽的机会。但这一切也改变了。如今的日本诞生了庞大的“临时工”阶层，他们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但收入可能比全职的同事少60%。
通常在现代发达国家，技术含量低、薪资少、社会福利没有保障的工种大量由移民来担任。埃亚尔在书中指出，如果日本放开移民政策，至少可以减少主妇的负担，让家庭可以雇佣廉价的保姆和清洁工，让女性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忧地在职场打拼。移民可以填充这个日渐“变空”的国家，并提供购买力，让经济恢复活力。在开放移民的德国（它的出生率几乎和日本持平），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为了弥补老龄化和出生率下跌造成的缺口，它每年将需要50万移民入境。”
▌极端势力崛起
对移民的敌视长久存在，而难民问题更是对排外情绪的火上浇油。
“难民”也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现象之一，埃亚尔写道：“在全球化创造的世界里，冲突无法被限制在主权或地理边界内……当年那个可以有国家内部界限分明、相对受控的冲突的世界依然死亡。”
一方面，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扶植弱国的某个政党、贩卖武器等等，往往加剧弱国内部政局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连通让许多国家依赖国际贸易，从而导致国家内部经济不稳定。埃亚尔在书中举例说，“每桶原油价格高达100美元时，委内瑞拉还没有被腐败搞垮，但当2014年油价下跌，委内瑞拉走向了失败，350万委内瑞拉人涌入中南美洲其他国家。”
书中指出，联合国和当今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对占领和干预主权的担忧中的，因此它特别规定不得干涉别国主权。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走向崩溃或剧烈的国内冲突时，其他国家没有真正有效的干预手段，无法阻止这一过程。而一个国家的危机必然殃及到全球。叙利亚内战爆发时，350万人前往土耳其，150万人抵达欧洲。欧美任何企图控制难民、加固边境的尝试都走向失败。既然全球化在世界各国的不平等间运作，那进入更发达的国家也就成了一举改善生活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当然，也有人排斥这样的选择，并指责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欧美领导的全球化。在一些国家，仇富和仇白人、仇美的情绪被糅合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了泰姬玛哈豪华酒店，他们冲进大堂，肆意杀戮。死亡人数达到166人。但当恐怖分子需要按照命令毁坏酒店财物时，他们犹豫了，在对讲机里，一名恐怖分子惊呼：“这里的电视屏幕有30英寸大！”
孟买恐怖袭击
发达国家搞乱、剥削弱国，而拿着西方国家护照的人享受着利益；到其他国家消费，享受着汇率带来的“特权”，他们高高在上、本地贫民不可接触。于是，一些极端分子投向了恐怖主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打碎他们痛恨的上流社会的虚伪，让高高在上的人第一次感受到让他们震颤的冲击。“原教旨主义是针对全球一体化造成的意义丧失和疏离感的激进论调。”
但恐怖袭击是一项有去无回的行动，因此必然伴随着洗脑，“原教旨主义”通常被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他们是本土的传统生活的守护者，从美国文化的入侵下拯救清真寺，并因此与全球化作战。宣传者利用宗教狂热、宗教对“牺牲”后的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反对，让很多懵懂的贫困青年自愿拿生命去冒险。
如此种种，为极端右翼宣传提供了一个靶子。2010年，埃亚尔在电视演播室入口与法国右翼政治家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会面。勒庞的父亲曾因犹太大屠杀言论而获罪。勒庞比她的父亲更谨慎和圆滑，没有公开发表反犹言论，甚至接受埃亚尔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采访，以此来提高支持率。在父亲的支持下，她接手了其父创建的国民阵线，却因为不够反犹而与父亲关系恶化。但她仍用对移民的恐惧来进行政治宣传。埃亚尔评价道，“她领悟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反全球化和仇视穆斯林。”勒庞引用普京的话，说：“再过二十年，法国会变成它从前的殖民地的殖民地。”2017年，在第二轮法国总统选举中，她获得了34%的选票。
玛丽娜·勒庞
虽然右翼政治家大肆宣传排外情绪，但实际上，本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可能不下于外国恐怖分子。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85起造成人员死亡的恐怖袭击中，右翼极端主义个人和团体对其中73%的事件负责。2019年3月，在新西兰，布伦顿.塔兰特袭击了两座清真寺，杀害51人。
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是“原教旨主义”在西方的变型。他们往往是白人基督徒，很容易得到更多选票，从事非法活动时受到的来自警方的怀疑也较小。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异曲同工的地方是，他们也坚称自己为守护传统而奋斗。他们坚信移民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声称黑人、拉美裔人（latino）、亚洲人、或中东人“正在占领美国”。“白人为可能失去多数派地位感到焦虑，害怕少数族裔‘掌握一切’…… 原教旨主义者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里寻找纯洁性，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真理的现实中追求排他性真理。”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被广泛传播。“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被大胆地说出来，就会在一个由社交媒体塑造的世界里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网络世界的运作规律是，越是离谱的话，就越能获得大量的评论和转发。“谎言非常适合社交网络的算法。”
在极端势力之外，还有更多的不那么暴力的民族主义者相信，为了拯救国家，必须阻止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和产业转移。埃亚尔如此说：“人们常常误解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想要修正或破坏基本的国际规范。”
温和的和极端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被右翼政府煽动、利用，让欧美社会内部剧烈动荡。
民族主义者可能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他们的困境是真实存在的：富人通过全球化聚敛财富、全球化的获益者对底层人民漠不关心的态度、主流话语对他们的言论的嘲讽和处境的漠视。很多人不再信任权威：政府、学者和新闻界。极端言论通过戳穿自由主义的虚伪而获得支持。“如果真实性是最高美德，那么伪善就是原罪。”
如果权威和专家都是虚伪的，那谁能来鉴定什么是谎言？
埃亚尔认为，“民族主义就像一种免疫性疾病，当国家这个身体因为社会经济问题抵抗力变弱时，它就会在民主政体内部爆发。”也许，西方是时候正视民族主义者、反思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了。他提议道：“全球化千万不能毁掉身份认同、地方特色和传统主义……社群不能未经公开讨论移民恶潮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移民；不能听任寻求快速获益、更快速推出的国际企业的摆布。”
既然全球化的成功从未被所有人类共享，或许，如今的种种“倒退”、种种极端势力，所做的不过是揭示出它本就潜藏的失败之处而已。资本猖獗的聚敛给当代世界带来了种种问题，民族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虽然可能是最危险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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