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韦斯主义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以来的官方主导思想。但自查韦斯于2013年去世后，查韦斯主义在委内瑞拉的地位开始受到严峻考验，委内瑞拉随即面临了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现今许多对委内瑞拉危机的分析集中在对委内瑞拉政府的应对措施，被查韦斯主义所主导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简称PSUV）过去政策所埋下的隐患，以及国际形势和西方制裁对委内瑞拉的影响。而在前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副教授乔治·西卡里洛·马赫 （George Ciccariello-Maher）对曾在马杜洛内阁中担任文化部长的委内瑞拉社会学家雷纳尔多·伊图里萨（Reinaldo Iturriza）的采访中，伊图里萨以查韦斯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了委内瑞拉当前的局势。伊图里萨首先分析了查韦斯主义的本质，以及其在委内瑞拉现代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并勾勒出查韦斯主义的不足和委内瑞拉危机之间的联系。随后，伊图里萨从查韦斯主义的视角发表批评，并驳斥了反查韦斯阵营及其支持者的立场和行为。最后，伊图里萨展望了查韦斯主义作为进一步推动委内瑞拉民主化力量的未来。本采访原于2月3日发表于新左翼评析 （New Left Review） 所属的博客性媒体 Sidecar。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原文网页。
2017年7月28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纪念前总统乌戈·查韦斯诞辰63周年。
文｜乔治·西卡里洛·马赫 （George Ciccariello-Maher）、雷纳尔多·伊图里萨（Reinaldo Iturriza）
马赫：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中，基层群众的力量（popular power），或是通常所说的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所扮演的角色通常不是被误解，就是被忽略。您如何理解基层群众运动在委内瑞拉近期历史中的地位？
伊图里萨：对查韦斯主义的大众主体化（popular subjectification） 的过程的分析仍然不足。对查韦斯主义的研究，几乎总是围绕着查韦斯个人，而成就他的独特的历史形式却仅仅被当作背景资料。在种种因素里，人民群众（popular subject ）所带来的影响力尤其值得研究，因为没有前者，就没有查韦斯。当年的加拉加斯大骚乱（Caracazo）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是一场源于市井的叛乱，许多人现在将其视作玻利瓦尔进程的近似起源。我坚信，对查韦斯主义的普遍误解与无法理解这场人民的起义有着直接关联。虽然这么说会引起不适，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示威者们当年一开始是被左右两派的分析家所妖魔化的。加拉加斯大骚乱，一场源于人们需要掠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暴动，在当时充其量也只是被当作一场政治风暴前的雷鸣。但在我看来，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对现状的普遍挑战——它设法让国家注意到这一点。
在加拉加斯大骚乱后，一切都变了。今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去肯定，我们当时的直观感觉：这只是时间和力量的问题。我们只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能够将大多数人对制度的拒绝转化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查韦斯主义就是这个方案。
马赫：差不多十年前，当你担任人民社区和社会保护部部长（Ministerio
伊图里萨：这种政治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代表制，庇护制（clientelistic）的福利逻辑已经获得了比我们想象要更多的基础。在最近的五年里，委内瑞拉人民经历了工资贬值，高通货膨胀；后者在2017年末，转化为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都对社会纽带产生了破坏性影响。自2014年以来，我们经历了消费品短缺；各类商业机构门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试图囤积必需品，又往往一无所获的徒劳，这种屈辱在委内瑞拉社会已经成为了常态。在这一切之中，又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反查韦斯暴力浪潮：首先是 2014 年，然后在2017年，委内瑞拉被推到了内战的边缘，最后是2019年，一名被美国所支持的不知名议员自称为“临时总统”。
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下，出现了我称之为对反查韦斯运动的人道主义化（humanitarianisation of anti-Chavista）：将大多数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匮乏归结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被“受害者”形象所笼罩的人民，其困境只能通过人道主义干涉来解决。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结果是将人民非人化；人民在这种情况下被降低为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 （bare life），其生存完全依赖外界的帮助。但是，查韦斯主义并没有像我认为的那样，通过创造条件来帮助表达人民力量，从而对抗此类人道主义话术。相反，弱势群体需要政府“保护”的观念根深蒂固。这非常讽刺，因为现实与这恰恰相反：这几年来，多数群众决定保护他们依旧承认的政府，尽管它犯下了很多错误。
马赫：委内瑞拉于2012年起前后经历了三重危机：一是源于汇率的经济危机，它迅速使整个经济陷入混乱；二是2013年查韦斯去世引发的领导层危机；以及玻利瓦尔革命的敌人为了结束参与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所发动的内部和外部侵略。您如何看待过去的十年？
伊图里萨：我首先想说，总体而言，左翼迄今为止并没有做足够的工作。很多时候，半真半假的事实被反复重复，而对事务的具体解释——尤其是那些与经济形势有关的事务的解释，被系统地隐藏了起来。在我看来，近年来的经历产生了一种解释性冲击。其中的一种表现是，在查韦斯之后，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查韦斯的政治精英阶层背叛了革命纲领，目前的危机就是这种背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这种叙述既简化了事实，又有道德说教倾向。不用说，当一个人指责整个政治阶层叛国，并试图根据这一指责来解释一切时，这类人并没有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那样，采用严谨的分析来解释问题。
确实，查韦斯的死促使了政府内部派系的重组。一部分人试图保卫“祖国计划” （Plane de la Patria）和“玻利瓦尔宪法”中提出的玻利瓦尔革命纲领，而另外一些人则想要“金盆洗手”。因此才会导致互相矛盾的政策的产生。然而，这些矛盾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其出现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无能或低效；这些矛盾根源于查韦斯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
为了充分解释这种转变，我们需要清楚地分析关于查韦斯死后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内部分裂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又需要我们对自玻利瓦尔革命后的委内瑞拉的阶级构成产生的变化有足够的了解。让我们把“工人阶级不再代表政府政策的重心”作为前提，并且这个中心已经被转移到了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部门身上。
那么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个中心是什么时候开始转移的？促成这个转移的转折点是什么？什么样的媒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从一个历史时刻到另一个历史时刻的转变？同样的，如果我们承认在2015年底，历史上的查韦斯阵营开始解体，国内开始经历葛兰西式的权威危机，那么就有必要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这种危机以何种形式被表现出来？以及它带来了怎样的政治影响？对马杜罗任期的全面评估必须坚守政治和学术诚信，并回答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
马赫：在本世纪，拉丁美洲有许多关于参与式社会主义的讨论。但只有委内瑞拉经历了建设新社会的系统过程，从2006年社区理事会（communal councils）开始，到2009年人民经济公社的成立。这种公社的现状如何？它是如何与委内瑞拉面临的三重危机相互影响的呢？
伊图里萨：社区理事会和公社都是为一个建立更加民主的社会奠定了基础。这些组织得以幸存，并获得全国数千名工人阶级的拥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尽管这些组织目前可能已经枯竭。
然而，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无一例外导致了民众远离政治。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这个背景下收缩了。随着危机的恶化，公社里的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优先事项：他们不得不把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现实放在首位。同时，政府对这些组织的支持也日益减少。国家官员认为，在这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投入建立人民力量和意志是浪费时间。在他们看来，赞助和庇护式的政治更加容易，即使这意味着破坏革命的社会基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2017年的某个时候，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规定社区理事会的成员不再按法律规定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党亲自挑选。如果这真的得到实行，就意味着社区实验彻底归零。事实上，在民众组织遭到明显削弱的地区，这就是结果。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条政令在很多地方遭到抵制，原来的社区领导体制被保留了下来。
我仍然坚信，社区领导是革命进程的真正先锋。任何国家重建计划都必须认真对待公共空间。后者必然涉及加强人民对社会财产的信心。20 年前，我们甚至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
马赫：统一社会主义党成立之时，它承诺自己将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党。但失望很快接踵而至。当基层人民反对亲政府候选人时，许多人通过政府令被任命。之后的几年里，该党不再是民主辩论的论坛，而成为了精英内部权力斗争的平台。然而，最近埃尔梅萨尔公社（El Maizal Commune）的发言人安杰尔·普拉多（Ángel Prado）在激烈的党内初选中获胜，成为了统一社会主义党所推出的拉腊州（Lara State）西蒙普拉纳斯市（Simón Planas municipality）市长候补，而普拉多也在去年11月21日的委内瑞拉地方选举中正式赢下西蒙普拉纳斯市市长一席。这次胜利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您又如何看待 PSUV 内部的民主现状？
伊图里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在民众远离政治以后，查韦斯主义在201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被击败。在经历了失败之后，查韦斯派的领导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庇护式的政治，并将其作为竞选策略使用。然而，与一些统一社会主义党政客所声称的恰恰相反，这一举动常常引起民众的强烈抵制。认为能够通过收买选民支持的方法赢下选举是对人民的大不敬，他们也明确知道这一点。因此，只有在很大一部分人不投票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做法才能获得胜利。出于一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这正是大多数反查韦斯主义政党在 2015 年获胜后采取的策略：即让选民弃权。这些美国的棋子们通过拒绝参与选举来破坏委内瑞拉政府的合法性，但最终还是适得其反。
安杰尔·普拉多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有以下原因。第一，这表明了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委内瑞拉的人民组织 （popular machinery）仍然可以打败官僚主义庇护式的机关。毕竟，正是前者保证了查韦斯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胜利，以及马杜罗的首次胜利。2021年8 月 8 日，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公开初选期间，那些控制西蒙普拉纳斯市官僚机关的群体，一个聚集在即将离任市长身边的派系，试图剥夺大多数选民的选举权。他们首先通过随意分配食品、药品、燃料、电器和金钱，试图操纵选民。但同时他们也诉诸暴力，试图恐吓那些支持来自公社的候选者的选民。8月7日晚上，当地发生了第一起人身攻击，这些暴力活动在整个选举日当天持续发生。最后，由于官僚机关控制了投票站，他们试图通过放慢投票进程来压制投票率。许多人在等了数小时后筋疲力尽，没能投票就回家了。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普拉多同志还是赢下了47.9%的选票，以近 10% 的优势击败了他的对手。
那么，如何解释了普拉多那惊人的胜利？一方面，他是埃尔梅萨尔公社象征性的领袖，并在其成员中拥有巨大的道德权威。他优先考虑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竞选中，他几乎造访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与选民交谈；并做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倾听他们的意见（而党内的大部分领导层早已从该地区消失了）。他的竞选活动纪律严明，组织有序。因为这场竞选活动相信它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所以它能够抵御官僚的不民主策略，但这场竞选活动无意与之对抗或对其进行挑衅。因此，可以说西蒙普拉纳斯市在小范围内代表了“一种几乎可以在整个委内瑞拉都能发现的现象”：有效地组织反对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的精英。普拉多的当选表明，这个新阶级是可以被打败的；我希望这个新阶级的彻底覆灭能够使玻利瓦尔革命恢复失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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