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情感回归的必由路径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社长 战略与咨询专家 董玉振博士
最近中国国庆节前后，中央政府驻港代表机构中联办的多位官员下到基层，走访渔民、科技创业青年、中企义诊及笼屋住户。在港引起非常积极的回响。这是香港回归后，中联办官员首次高调密集地访民问苦。媒体及各界已经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各类解读和评论。笔者却由此看到香港自回归之后，真正在推动港人情感回归的正确转轨。
自回归二十多年来，中央驻港官员长期与商界精英和各社团代表保持密切来往，与草根阶层的接触则严重不足。香港回归后本来该积极推动的民心的回归工作长期以来被精英主义行政风格所忽视，给外国敌对势力创造了乱港的土壤。从第23条立法迟迟难以促成，到“占中”，再到“修例风波”，借助于国外势力的推动，最终成为祸害香港的严重社会动荡，给香港社会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么多年来，笔者眼看着香港走偏而徒呼奈何，因为走偏的远远不止一个局部的香港。过去三十多年来，在“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精英主义思潮在各方面都泛滥成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指望中联办这样的机构能够成为例外，并发挥政策引导和与各界民众（尤其是草根阶层）思想沟通的桥梁就变得不切实际。香港回归后看到的是商界如李嘉诚、演艺界如成龙等人频繁穿梭于京港，而底层民众在官方媒体和政治叙事中则长期缺位。虽然香港笼屋恶劣的居住环境曾经于1990年代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但回归后，面对同胞如此有失尊严的恶劣居住条件，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机构的中联办何曾有过高度的关注？我们难道不应该比联合国更加关注回归同胞的尊严和民生吗？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回归过程。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爱国之士和广泛联络广大民众的左派力量，反而更好地保持着和内地的情感和思想联络。这其中也包括被一些人诟病的文革期间的香港文革。改革开放以后，香港是内地对世界开放的初期桥梁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区域，香港商界自然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中英展开香港回归谈判进程起，香港左派力量逐渐式微，国家从稳定投资信心的角度考虑，则将一大批商界领袖纳入到各类政治团体和顾问机构中，这一重精英轻基层的政治操作惯性一直持续下来，为后来香港社会的动荡积累了火药。
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很多朋友希望我帮忙分析一下。笔者看透其中的背景要素，这类分析是无法成文的，因为批评包括中联办在内的中央驻港机构的文章是很容易被和谐的。看到那么多分析美国如何在港操纵颜色革命的外因，看到那么多青年才俊走向国家的对立面，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国家和民族各项事务的知识分子，要说我对香港的政局不难过是不现实的。之后在朋友们不断的询问督促下，还是忍不住冒着微信被封的风险在微信朋友圈发泄了一通：
超出我意外的是，这段文字被网友们截屏后广泛转发。也让我意外的是，微信居然没有和谐掉。
该帖子出来后不久，香港中联办主任换帅为骆惠宁。自然，在那个敏感时期的临阵换帅，我相信中央一定有着治港思路上的反省和转变。
今年国庆前后以骆惠宁为代表的中联办多位官员开始走进基层，并称这将是制度化的安排，笔者对此是欣慰的。不能不幻想：香港回归之日起就能够密切关注底层民生，让回归后香港草根阶层能切身感受到中央的温暖该有多好！
群众路线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血肉联系本来就是执政党的强项，并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即便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中央驻港机构和民众建立密切联系并不是干预香港事务，与“两制”并不矛盾；中央也拥有权利和责任去体察生活在任何地方中国公民的疾苦冷暖，这不是行政干预，但这是比行政干预更高的政治——民心。
这是从香港回归第一天都该做的，但迟至今日方得启动。欣慰的是，总算启动了。
只会批评而没有一谋一计者，他的批评没有多大价值。但我经常提建议的批评，也一样不太受欢迎，我的文章被和谐无数，我对此有自知之明，我对共产党历史辩护的书一样是被封杀打击的对象。但我还是要说：中共，这个我出国前曾经参与的政党，任何时候如果丢掉或松懈掉三大法宝，都将让自身和国家付出惨重的代价。回归初心，首要地就是要把群众路线捡起来，用起来！无论在内地，还是在港澳，甚至未来在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