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腐败”，绝大多数国人应该是没有不痛恨的。
但是，弄清楚产生“腐败”的原因，恐怕又没多少人可以很快解释清楚。
“腐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主动”腐败。像某些大贪官，明知“高压线”架在那，偏要去碰;明知制度、法律不可逾越，非要去践踏。这就是“主动”腐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人，古今中外，哪都有。根本做不到完全禁止。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法律手段。无须大惊小怪。
另一种“腐败”，即“被动式”腐败。这种腐败，不是“自投罗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社会环境变化，政策制度变化，导致这些人“被”腐败，或者说“被动式”腐败。可谓“逼良为娼”。因此，对于一个正在前行的社会来说，一些不当政策、制度、措施的施行，与各种“腐败”会产生很大关联关系。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腐败的遏制力是空前的。那时候的政策、措施、制度很严、很细。细到什么程度?细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都要交一角钱(那时候一角钱是可买半斤大米白饭并能吃饱肚子的)，当然，喝白开水是免费的。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吃饭是要交伙食费的。因此，也就有了中央委员，高级干部为省一角钱茶钱，故意对服务人员说：我只喝白开水，不喝茶，喝茶晚上睡不着觉。他只喝白开水，也就省了茶钱。这就是所谓的“防微杜渐”。
这种措施，在人民大会堂，一直执行到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后，这一类的措施制度逐步取消了，不仅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不需要交茶钱了，中央国家机关食堂中午供应午餐也免交伙食费了。再以后，公务接待可以“四菜一汤”，再加一个“炒鸡蛋”，接待费用由接待单位公费支出。这个“口子”一开，大吃大喝便盛行了。试想，人家在那里大吃大喝，你一本正经，吃顿饭还闹着要交伙食费，这不是怼大家吗?如果不想怼，对不起，你“被动式”腐败就开始了。
事实求是地说，这种因改变制度而造成的“被动式”腐败，它所发生的频率，远比“主动式”腐败发生的频率高，涉及的人数、体量，以及对社会的危害，也远比“主动式”腐败大。普通老百姓也最为反感，憎恨!
试举几例：改革初期，“计划经济”变“市场经济”，当然，不可能一下全变，慢慢来，先弄计划内一部分，再拨计划外一部分，计划内走“计划”，计划外搞“市场配置”，也就是所谓“双轨制”。可“市场配置”又不用“市场办法”，不搞“公开拍卖”，买者平等。而是“批条子”，批“指标”。结果，谁权力大?谁“后台”硬?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条子”、“指标”，也就是紧俏“物质”，包括当时可以大量转手倒卖的钢材、水泥、电视机、电冰箱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名燥全国的“康华”公司就是这样起家的。
谁能说得清楚?这一波“双轨制”下来，有多少“高官”子弟被“被动”“腐败”了?
又比如，银行贷款有利差。过去，人民银行(现称央行)不容许“高利率”放款。后来，银监会容许各商业银行“开放”、“搞活”。有些银行就打“擦边球”，成立自己控股的“金融公司”“代办”“放款”。“金融”公司“放款”，贷款利率可比银行高。这样，政策(也叫放贷“实施细则”)一变，各商业银行一举两得，既分流了富余员工，又增加了银行收益，何乐不为?问题是从此开始，各银行呆账、坏账就开始大幅上升。
再比如，国家推行股市，股市融资成本比银行低廉，广大股民也积极响应，把闲钱拿来投资上市企业，当“股东”，为的是一份荣耀，也能得到一些回报。股市是“泊来品”，我们都是跟西方学来的，西方证券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丁是丁，铆是铆，唯恐上市公司钻“空子”。因为无数小股民把钱投给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变成“大爷”了，小股民当然是“弱势群体”，监管部门不管上市公司管谁?可我们的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就“客气”多了，不仅只是客气，简直就是“穿一条裤子”。上市公司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上市公司上市30年，不给股东“分红”，照样“妥妥的”在股市里“圈钱”;20年前，沪市指数3000点，20年后，沪市依然在3000点徘徊。
不仅如此，“借壳上市”、“割韭菜”、“股东造假”已成了中国股市使用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长期投资股市的中小股民倾家荡产，拥有内幕消息的投机者则大发横财，这样的股市政策到底给谁以信心?股市里“被动式”腐败案件何止一两千?一两万?
再比如：我国户口管理制度严格，政策性强，一线户藉管理部门人手紧缺(户藉部门答复用语)，相关部门就让渡了一部分业务，让“中介公司”去“打理”……
然而，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时，没有“广而告之”，而是私下指定了一些近亲的“中介公司”，有的甚至就是各派出所的“关系人”，他们没有办公地点，有的甚至连办公桌都没一张，就开始“打理”了，乱像当然可以想像。
有关部门如果真是“简政放权”，精兵简政，服务百姓。那就应该公之于众。“小政府、大社会”，与世界接轨，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好事应该办好，公事应该“公办”。你既然“简政放权”，就应该把简下来的“政”，公知于民，让大家周知。即便成立“中介公司”，也应该公开“招标”，将“中介公司”的业务范围，收费标准详尽公布，让有资质，有能力的机构来做这些事啊，可什么却要私下指定，暗箱操作呢?
如此这般，岂不是把一个“好政策”弄歪了吗?不仅让老百姓享受不了“好政策”，还哄着老百姓跟着“中介公司”，“被动式”让他们搞腐败，原因何在?谁能说清楚?
1997年，本人因工作需要，被单位调入广州市某央企工作，当时，我有大学文凭，有中级职称，社保连年交，按广州市入藉政策，早就可以入户广州了，我找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说：户藉我们不管，你去找派出所。我找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你是有单位的人，去找本单位。双方来回踢，其实就是暗示你：“你去找办户口的中介公司啊。”
找中介，需付一笔3——5000元的手续费，我办个户口转移，又不需高科技咨询，从省城到省城，没有复杂的户藉资料补办，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
本人1978年冬天参军，穿上军装就遇打仗，那时，死都不怕，现在还怕这些?而且，本人从部队转业，户口迁移长沙，就是接收单位给办的，没收一分钱。为什么现在要找“中介公司”?要花冤枉钱?我宁愿不迁户口，也决不给“被动”腐败者提供资金、温床。
正因为如此，本人彻底“硬气”一回，从1998年起，一直等到去年退休，坚持不找中介，结果也就是，户口没迁成。社保还是在广州办了(因为国家有明确规定)。我退休了，迁不迁户口无所谓了。而且，人户分离，这本身不是我的错!
但是，许多年轻人还要迁户口啊。他们的子女要上学，要买房子等等，我看到许多同事的孩子，大学本科毕业，在广州工作了两三年，交社保两三年，申请迁移户口也等了两三年，可现在仍在排队等待中……令人诡义的是，广州市大小媒体，包括互联网、电子媒体、电视媒体等，入户广告铺天盖地，广告的内容大都是：一年社保，入户广州，找某某某……，由此看来，当年入户找中介的政策，广州市现在仍在实行!
迁移户口，不找“中介”，就要长期排队，而且还不知排到猴年马月。如果找“中介”，就必须交一笔不明不白的“手续费”，只迁移一下户口，又不办高科技公司，哪要那么高的咨询费?这种“坐地起价”的收费方式，就是坏制度带来的“恶果”!
一项好的制度，不仅能办好一桩大事，还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片新希望，就像人民大会堂领导人喝茶要交“茶水费”一样，这体现了“人民公仆”不占人民“便宜”的“好作风”。同样，一项不好的制度，或者有严重漏洞的制度，不仅办不好与之对应的“大事”，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与制度愿望相反的结果，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双轨制”、批“条子”、批“指标”、“官倒”等等。
一项好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不仅会让“好政策”深入人心，还会给党、政府带来由衷的赞美与掌声，如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到外地视察，用完餐后交伙食费，开收据入帐一事。而如果空有“好政策”却无法抓落实，则“好政策”只能徒有其名，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丁点好处，还可能给“好政策”带来一系列“污名”，甚至引发大面积的“群发式”的“被动式”腐败，这是当今老百姓最不愿看到的。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苛政猛于虎”，如今，我们是否应该续一句，叫“懒政、庸政、惰政致人于深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