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最早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比较的是左翼革命青年，目的是为了批判鲁迅政治上的“落伍”;最早明确称呼鲁迅“中国高尔基”的是国民党右翼文人，暗示鲁迅和“中国”的“二心”。鲁迅逝世后，王明、萧三等中共领导人提出具有鲜明政治姿态的“盖棺论定”——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一方面，藉由这一称号整合了左翼内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因两个口号产生的革命与国家话语融合时的分歧;另一方面，这一称号成为对抗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不过，毛泽东从不谈鲁迅是“中国高尔基”，不少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毛泽东不认可鲁迅是政治家。然而，结合毛泽东《论鲁迅》演讲文本的流变，以及“新中国的圣人”这一称号的社会语境，毛泽东用“孔圣人”称赞鲁迅比“中国高尔基”更有政治指向性，新旧中国、新旧民主主义和作为政治家的鲁迅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中国高尔基” “新中国的圣人” 政治家鲁迅
一、引论
毛泽东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这一出自《新民主主义论》的“三家”之说，俨然已成鲁迅评价的定论，是众所皆知的文学常识。不过，以“症候式分析”著称的蓝棣之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在毛泽东发表《论鲁迅》讲演之前几个月的1937年6月，正好是俄苏作家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协纪念会上有一个简短的讲演。称赞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认为他不但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蓝棣之进而提醒我们：“毛泽东在评价鲁迅和高尔基时的区别和分寸，过去我们没有人注意过。”另外，作为延安文艺亲历者的曾彦修后来论及鲁迅在延安的话题时说，尽管毛泽东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不过，毛从不谈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
蓝棣之认为毛泽东不说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是因为“在心底里，毛泽东从没有想到鲁迅是一个政治家”;曾彦修认为原因是“鲁迅比高尔基伟大得多”，并强调说，“去掉了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还有什么鲁迅思想呢?”他们两人的逻辑都很有意思，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既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又是一个可靠的结论。他们一方面指出政治家毛泽东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生疏和误读，另一方面又以政治家毛泽东不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作为推演“非政治化”鲁迅和“文学鲁迅”的可靠论据，以此来印证鲁迅的意义更在于“文学”和“思想”层面。这样的论述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到鲁迅”的潮流相符，也暗含着“文学鲁迅”“思想鲁迅”高于“革命鲁迅”“政治鲁迅”的论断。
值得追问的是，“中国高尔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这一说法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命题?鲁迅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称号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味?毛泽东不使用这一称号是因为他要回到文学和思想领域来评判鲁迅吗?要解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只依循毛泽东演讲的“文本”中被刻意挖掘出来的“沉默”“空白”“沟壑”，而应在广泛的“中国高尔基”语境中去考察，还应在毛泽东演讲文本的生成和流变中去探讨。
二、“中国高尔基”：左翼国际主义的政治诉求
郑伯奇(笔名何大白)的《文坛的五月》是较早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8月。郑伯奇比对苏联、法国等国革命文学概况和相关论争，以此来批评鲁迅的“落伍”与“反动”。他指出，五四的一个价值在于“打破偶像”，“不料十年后的今日，不仅旧偶像不曾完全打破，反添了许多新的偶像，而且这些新偶像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活佛活菩萨了”。郑伯奇明显意指中国文坛的鲁迅崇拜，接着他以苏俄革命作家批评高尔基为例来展开论述。“如俄国的M.Gorky，当然是新兴文坛的最大先觉。但是现在当他六十诞辰的时候，新进的作家批评家，对于他是否同志这个问题，也有许多的议论。俄国一方面固然很盛大地庆祝这个老大作家的佳日，但是对于这些批判也未听见加以丝毫的非议。我们中国的这些既成作家，那个配得上A.France?那个配得上M.Gorky?然而他们自己的自负自尊，和文坛对于他们的崇拜尊敬，却是超乎我们的常识之外。”既然苏俄青年对于高尔基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中国作家对于鲁迅就不能如此视之呢?郑伯奇的这篇文章，显然受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РАПП，音译“拉普”)批判高尔基的影响，并把鲁迅视为“我们的敌人”和批判的对象，这就是郑伯奇把高尔基和鲁迅放在一起比较的目的所在，其中也隐含鲁迅可否作为“革命同路人”“革命阵营人”等诸多复杂命题。
颇有意味的是，正如联共(布)党组织的介入平息了“拉普”对高尔基的攻击一样，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等人的批判，也因为中共党组织的介入而息止。紧接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此后中共基本上形成了以鲁迅为文化界旗帜的共识。萧三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代表中国“左联”作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左联”时着重突出革命作家鲁迅、茅盾等，并把鲁迅和高尔基、巴比塞等放在一起宣传。1931年8月10日上海的《文艺新闻》登载纽约工人文化同盟会成立的消息，高尔基、鲁迅、巴比塞、辛克莱等被选入名誉主席团。这都体现出中共和共产国际有意识地宣传和塑造鲁迅，展示中国左翼运动的成绩，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过，此后仍有一些游离于“左联”组织的外围青年，坚持批评鲁迅的落后，认为其不配和高尔基相提并论。例如，直到1933年11月，刘平格的《鲁迅与高尔基》叙述了一个从俄国回来的年轻人关于鲁迅落伍的评论：“鲁迅现在是落伍了，是已被人忘却了，是……什么东西!”“你们简直鲁迅崇拜狂，像顾凤城一样，他竟然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哼!”“高尔基，配么?哼!” 。
左翼革命阵营内部最早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非出于赞赏和肯定，而是与苏俄“拉普”激进地批判高尔基的落伍相类，后来中共党组织平息论争，在宣传口径上有意把鲁迅和高尔基并置起来，但是左翼文学界和中共都未公开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恰恰相反，这一称号最早来自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政治污名，他们在鲁迅加入“左联”后，就“诬称”鲁迅被共产党奉为“中国高尔基”。
1930年5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讽刺鲁迅的“投降”和“转变”，“鲁迅常以中国之高尔基自况，高氏在世界文坛拥有极好的地位，共产党打之不倒，乃欢迎之返国，备极崇奉，希望为其工具，鲁迅现以得共产党小子之拥戴以为高尔基之不若了，那里知道他们以彼做政治斗争之工具呢?”这篇文章最早公开而又明确地提出鲁迅为“中国之高尔基”，接着就把“中国高尔基”称作文坛上的“贰臣”。这样的别有用心逃不过鲁迅的眼睛，他把1930年、1931年这两年间的杂文集刻意命名为“二心集”，并在序言中针对《文坛上的贰臣传》之论述进行了反击，把这一类的作者称为“御用文学家”。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男儿”同立场的作家，都在讽刺鲁迅的转变，讽刺左派由过去批鲁迅到捧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例如，有国民党背景的《新垒》杂志曾刊有力士的《中国的巴比塞?》、马儿的《阿Q的时运转了》，这些文章和男儿的思路相同，一边别有用心地称呼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一边讽刺打击。另有国民党的刊物《社会新闻》，刊载署名为“白羽”的《鲁迅评传》，也是讽刺鲁迅的投降，专门一大段，标题为“窃比高翁毫无实际”。可见，较早公开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不是出于赞赏和肯定，而是政治批判与打击迫害，“中国高尔基”重点落在“赤帝”“赤匪”的高尔基上，无疑是想暗示鲁迅和民族国家的“二心”。
不论褒贬，或正面宣扬或反面批判，当把鲁迅和高尔基两个名字关联到一起时，就意味着“政治鲁迅”命题的生成和“政治家鲁迅”被探讨的可能，因为这些比较都并非出于对鲁迅或高尔基文学价值的勘探，而是基于国共文宣斗争和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纷争。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纠葛中，鲁迅怎样认知和理解高尔基，如何看待“中国高尔基”这一称号及其背后的政治蕴含，就特别值得仔细辨析。
三、鲁迅对“中国高尔基”的自我认知
鲁迅被称为“中国高尔基”，和他对高尔基作品不遗余力地译介有关，也和高尔基在中国被广泛接受有很大关系，更与“高尔基”背后的政治指涉相关。毕竟，除了“中国高尔基”，鲁迅还被称为“中国契诃夫”“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伏尔泰”等，但这些称号都并未流行开来。很显然，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契诃夫、萧伯纳、伏尔泰等，和高尔基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势能无法相比，鲁迅对此亦有自觉认知，这也是他后来投入精力译介和推广高尔基作品的原因。
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鲁迅堪称首功。根据笔者统计，鲁迅共有42篇文章谈到高尔基，19封和友人的通信中涉及高尔基，总计60多篇文章和书信中，大概有40来处涉及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熟悉中苏文化交流的苏联记者罗果夫说：“我们不妨断言，高尔基是托庇了鲁迅的力量，才得以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人的。”鲁迅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恶魔》《俄罗斯的童话》，论文《我的文学修养》，1930年鲁迅编选出版的《戈理基文录》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高尔基的文学论集。此外，鲁迅一直谋划把高尔基全集译入中国，1930年给郁达夫的信中专门谈及此事，“Gorki全集内容，价目，出版所，今钞呈，此十六本已需约六十元矣，此后不知尚有多少本。将此集翻入中国，也是一件事情，最好是一年中先出十本。此十本中，我知道已有两种(四及五)有人在译，如先生及我各肯认翻两本，在我想必有书坊乐于承印也。”
不过，鲁迅对高尔基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热心和积极。相比对果戈里、阿尔志跋绥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等俄苏作家的亲近和认可，鲁迅早年对高尔基是“敬”而远之的。1920年鲁迅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并作译者附记，附记中介绍阿尔志跋绥夫时说道：“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Tolstoi)和戈里奇(Gorkij)这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这是鲁迅首次论及高尔基。1924年11月11日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外国名人的相片，其中提到“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捎带提及高尔基的这一句，明显看出鲁迅当时对于高尔基观感不是很佳。1925年1月11日、12日鲁迅在《咬文嚼字》中讽刺说：“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的了。”1925年在小说《高老夫子》中，鲁迅讽刺高老夫子改名高尔础。“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确改了名字了。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他既不知道有一个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所以他只是高傲地一笑，并不答复他。”这些文字都是对国人拿高尔基当招牌的不满与嘲讽，鲁迅个人对高尔基的态度可见一斑。
随着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鲁迅深度介入由苏俄支持的国民革命，苏俄的革命资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1928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被逼”读了颇多苏俄革命理论和文艺方面的著作，其中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人生经历和革命姿态，都为鲁迅所重点关注。1928年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详细记载了编译高尔基作品、选登高尔基画像的情形。鲁迅接着翻译了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这两篇文章介绍了苏联举国庆祝高尔基60岁寿辰的情形，以及对于高尔基宣传的拔高，即把高尔基从过去的同路作家提升为无产阶级劳动者的作家。“在发达历程中，则一面和劳动运动相结合，一面又永是努力要从个人主义转到劳动阶级集团主义去。他不但是文艺上的伟大的巨匠，还是劳动运动史上的伟大的战士。”“我们期待Gorky成为我们的苏维埃联邦，我们的劳动阶级和我们的党——他和这是结合了多年的——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是企望Gorky的回来的。”尽管鲁迅对于高尔基被拔高似乎略有疑虑，但是他翻译这些文章本就大有深意，这和郑伯奇等人看到“拉普”对高尔基60岁寿辰时“落伍”的批评，态度完全不同。鲁迅较为准确地把握着苏联境内高尔基评价的动向，也借此传达自己对国内政治和革命的某种姿态。鲁迅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中阐述了知识界对高尔基态度转变的缘由：“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这既是鲁迅对于旧知识分子和高尔基无法相容的批评，也是对他自己接受高尔基的总结和反思。他援引苏联革命者对于高尔基的评价，以此作为自己的态度：“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从这些言行来看，鲁迅对于高尔基的态度明显转变，由开始的“敬而远之”到热心传播，很显然不是出自“文学”意义上的认可，而是缘于革命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其实，鲁迅对高尔基的了解比中国一般的作家还要深入，还要全面，包括苏俄如何“塑造”高尔基，苏俄围绕高尔基政治评判的不同论争，高尔基的“合时宜”与“不合时宜”等，都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正是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基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知，以及对于国内革命文学论争态度的表达，鲁迅才与高尔基愈走愈近。
鲁迅翻译了大量高尔基的作品和文学理论，照理说他的文学和创作会深受高尔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命题，不过鲁迅自己不承认高尔基对他文学上的影响。1936年7月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者致信鲁迅，请求鲁迅为他所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语译本写序，并推荐一篇阐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论文作参考，鲁迅把此事托给冯雪峰。几天之后，冯雪峰“全凭了自己的印象”写成《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拿给鲁迅过目。冯雪峰这篇文章的附记记载：“先生自己看过一遍，并且改了几个错字，涂了一两句，就叫景宋先生誊抄了一遍寄出了。所以这并非一篇成文的文字。先生所涂去的是讲到他受俄国文学者影响的地方，将我原稿上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两个名字涂去了，他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这一再表明，鲁迅和高尔基的接近并非缘于文学层面，而是政治革命使然。
鲁迅对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以及文化政治的表达，都在事实上满足了人们把他和高尔基放在一起比附的期待。不过，要理解“中国高尔基”从受批判到成为被认可的正面称号，我们还必须考察20世纪30年代高尔基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学领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就不能不提当时共产党人对高尔基的积极宣传以及这样宣传逐步获得认可的过程。每逢苏联的重要节日，中央苏区都会有一些庆祝的动作，高尔基自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宣传资源。在1934年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高尔基等被选为名誉主席。文教领域，几乎都是以高尔基和苏俄政治人物冠名，例如红军大学后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就是为了纪念在广州暴动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此外，除了众多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再就是以高尔基命名的戏剧学校。正如斯诺所说：“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的确，正如有人后来统计的那样，“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几乎所有高尔基的伟大作品，都被一一译出”。茅盾在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时说：“‘向高尔基学习’，成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五四’以来，曾经有好多位外国作家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但是经过三十年之久，唯有高尔基到今天依然是新文艺工作者最高的典范，而且以后也会仍然是。”
鲁迅对高尔基作品的深入关注和不断译介，合乎中共的宣传方针和政治策略，但鲁迅生前不能接受“中国高尔基”的说法，哪怕是没有恶意且充满期待的青年这样说时，他也会公开劝止。1933年青年作家魏猛克写信给鲁迅，期待鲁迅成为高尔基一样的人物，指导青年。“你是中国文坛的老前辈，能够一直跟着时代前进，使我们想起了俄国的高尔基。我们其所以敢冒昧的写信请你写文章指导我们，也就是曾想起高尔基极高兴给青年们通信，写文章，改文稿。”鲁迅对此的答复则是：“其次，是关于高尔基。许多青年，也像你一样，从世界上各种名人的身上寻出各种美点来，想我来照样学。但这是难的，一个人那里能做得到这么好。况且你很明白，我和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所举的他那些美点，虽然根据于记载，我也有些怀疑。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所以我疑心他有书记，以及几个助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此信时，是夜一点半了。”鲁迅把魏猛克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总题为《两封通信》，公开发表在1933年6月16日的《论语》半月刊上，他是要给青年们做出这样一种表态，不愿被人当成高尔基。斯诺编选《活的中国》，写完关于鲁迅的评传，托与他合作的姚克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1933年回姚克的信中专门提出：“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斯诺应该是从姚克处得知鲁迅的意见，他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就未有明确的“中国高尔基”的表述。1935年鲁迅致信萧军：“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1936年10月15日，从青岛回来的萧军约黄源一同去看望鲁迅，黄源带了别人托他转送鲁迅的高尔基雕像。鲁迅赞赏雕像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的海婴走出来说道：“这是爸爸……”“我哪里配……”说着鲁迅“把小像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萧军的悼念文章《十月十五日》也专门谈到了鲁迅和海婴有关高尔基雕像的对话，同样提到鲁迅声明说“我那配!”
鲁迅在很多场合，尤其是和亲朋好友在一起时，多次谈说高尔基的伟大，自己无法和高尔基比。高尔基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他早期流浪下层社会，体悟俄苏社会的一切，成为俄苏无产阶级的作家。鲁迅说自己是破落户子弟，也许无法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只是可以揭破其他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的“自鸣风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鲁迅看来，他和高尔基所处的国家社会形态不同。鲁迅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回忆录中记载了鲁迅的一段解释：“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为多年后写成，不免有些文学修饰成分在内，但所传达的鲁迅态度基本可信，那就是鲁迅在谈到别人把他和高尔基相比附时，总是强调自己和高尔基不同的“国家”情境，从而坚持自己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针对性。正是因为鲁迅的不断劝阻，在他生前，“中国高尔基”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明确而又流行的称谓。
四、“中国高尔基”的盖棺论定与鲁迅丧葬的政治蕴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因和高尔基去世时间相隔不远，很多媒体进行报道时自然而然把两人关联起来。10月19日上海《大美晚报》刊登题为《文坛巨星陨落，鲁迅今晨逝世》的报道，文中写道：“名惊世界之中国唯一学术家，今竟因病魔之缠继高尔基氏之后而逝世，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损失也”。上海日文媒体《每日新闻》标题为《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氏终于逝世;忘掉我，世界文坛底损失》。10月20日上海《社会晚报》标题是《文星陨落：各界凭吊，殡仪馆内瞻仰鲁迅，“中国高尔基”盖棺前夜》。香港《港报》标题为《文化界痛失领导，世界前进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香港“《大众日报》10月20日以《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昨晨在沪逝世》为题，刊登鲁迅传略及逝世消息”。日本的《报知新闻》《读卖新闻》分别刊登了《高尔基的存在》和《鲁迅的印象》，文章表达了对于“中国高尔基”去世的哀思。10月22日《北平新报》以鲁迅好友曹靖华的访谈内容为题报道，“曹靖华一夕谈：悲鲁迅遽尔云亡;他说：苏联失掉了高尔基，损失不若中国死去鲁迅大”。
鲁迅先生逝世后，灵柩停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10月23日下午出殡，大量群众前来送葬。各界人士敬送挽联挽诗，深情哀悼，不少挽联都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郭沫若的挽联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张西曼的挽联是：“继国父孙中山以后一人，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死;作文豪高尔基同时战友，奠黑暗时代光明之基。”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敬挽：“方悼国际大文豪陨落光明大地正哀痛思慕;又哭中国高尔基窒逝血腥奴场更悲愤欲绝。”景光文艺社同人敬献的挽联是：“倡民族复兴像土国凯末尔;在文坛驰誉如苏联高尔基。”大同大学时事研究会挽联为 “悼我们的高尔基——鲁迅”。
很多媒体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时，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这自然有时间上的关系(两人逝世时间相隔很近)，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称颂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是来自当时中共对于鲁迅的盖棺论定，这就使得“中国高尔基”说法大爆炸似地传播开来。根据笔者统计，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的说法80%以上是在鲁迅逝世后。
1936年10月25日《救国时报》刊登了两篇悼念鲁迅的文章，一篇是王明的《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篇是萧三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谈及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前，首先要谈谈《救国时报》在中共宣传上的重要性。《救国时报》起初名为《救国报》，1935年5月创刊，是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虽然宣称为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但实际上代表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至少一些重大政策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救国(时)报》发表。例如，著名的《八一宣言》就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根据亲身参与《救国时报》编辑发行工作的吴玉章的说法，《救国时报》“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五千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由此看出，《救国时报》看似小报，实乃中共的大报，至少在当时部分兼具党报的功能。因此，《救国时报》上王明和萧三悼念鲁迅的文章，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他们是代表了中共和共产国际对于鲁迅的评价。
王明在《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开篇就写道：“十月二十日上午十点钟，从《真理报》上，我们见到了‘中国高尔基’——鲁迅同志病死上海的消息。”王明刻意在鲁迅前面加上“中国高尔基”，后面冠以“同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苏联主流观点当时声称“高尔基是一个作家兼政治家”，“世界上有过的最大的作家兼政治家”。苏联对高尔基的评价自然被王明套用到鲁迅身上，在王明看来，鲁迅“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先进的政论家”。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悼文中不少段落的起头都直接用“中国高尔基”替代鲁迅做主语，以表达这一称号的不容置疑。萧三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明确提出了“盖棺论定”之说：“在世界文坛上，鲁迅先生处处可比之高尔基。现在‘盖棺定论’，尤不能不肯定：‘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我们不久以前丧失了文豪高尔基。现在又失去了文豪鲁迅。这对于世界、苏联和中国的文坛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王明等人深谙苏联宣传高尔基的旨要，在鲁迅逝世后迅速作出“中国高尔基”的盖棺论定，称赞鲁迅是“文艺家”和“政论家”(政治家)相结合的典范。毫无疑问，按照这样的思路延展，鲁迅完全配合党的政策，统一战线成为党的政策，鲁迅也跟着在文学界转而拥护。王明、萧三的悼念文章中，多处裁剪援引鲁迅赞成“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不过，私底下王明对鲁迅并不完全认同党的政策的行为表达了不满。根据吴奚如的回忆，直到1938年王明对于鲁迅的不满依然有所体现，在他推荐的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左翼文化团体名单中，“唯独没有一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社同人，也即所谓‘鲁迅派’的作家”。吴奚如还回忆说，王明多次在和他的谈话中不满鲁迅过去反对“国防文学”，“说鲁迅是个‘读书人’，脾气古怪，清高，不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王明的私下谈话中，鲁迅只是一个“脾气古怪”“清高”的“读书人”，而在他的公开表态中鲁迅则是一个“优秀的政论家”，其间反差，不可谓不大。但不论怎么说，王明、萧三有关“中国高尔基”公开的盖棺论定，影响到左翼对待鲁迅的态度。左翼人士显然是通过《救国时报》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于鲁迅的“盖棺论定”，一如他们当初通过《救国时报》得知政策变化提出和拥护“国防文学”一样。因此，先前因为“两个口号”之争对鲁迅有所非议的左翼青年，也纷纷撰写文章哀悼鲁迅，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曾经是“国防文学”主要阵地的《质文》和《光明》杂志，发表了集体哀悼鲁迅的文章。像1936年11月10日《质文》第2卷第2期刊载了林焕平的《巴比塞·高尔基·鲁迅》和郭沫若的《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1936年11月25日《光明》第1卷第10号刊登了杨骚的《切身的哀感》、何家槐的《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艾芜的《悼鲁迅先生》、(周)立波的《无可言喻的悲哀》等，这些文章都把鲁迅和高尔基比附起来纪念。很显然，这么集中悼念的文章意味着集体的商议和有组织的策划。从《光明》杂志上的悼文看，文章都比较简短，也多是起到对外表态的作用，或可说他们和鲁迅因“两个口号”的隔阂并未彻底消除吧!
不论左翼人士对于“中国高尔基”的解读有何种不同，仅就广泛接受这一称号而言，标志着先前因“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产生的分歧表面上消除了。“中国高尔基”也成为鲁迅丧葬悼念这一民族仪式中主导性的评价，它远比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族魂”更为流行。“中国高尔基”之说，通过强调鲁迅具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革命政治贡献，实现了革命话语和中国话语的初步融合。与此相对，国民党和右翼文人在悼念鲁迅上保持沉默和刻意“低调”，他们根本不愿提及鲁迅的革命和政治方面，并统一宣传口径，禁止刊载对于鲁迅转向左翼后的盲目赞扬，仅刊载鲁迅前期在五四运动中的文学贡献。这就使得国民党官方在鲁迅丧葬悼念的政治仪式中，面对“中国高尔基”这一称号的冲击，毫无应对之力。原本比附苏联的 “中国高尔基”称号，却成为打击和批判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王明在《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中，认为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隆重悼念鲁迅，苏区也有系列活动和各种具体纪念举措，意思很明显是指唯独国民党政府对于鲁迅不够尊重，对于鲁迅的悼念不够隆重。这一点国内很多人也有同感，不少人都认为鲁迅的成就绝对可以和高尔基相提并论，但是国民党政府对鲁迅逝世的态度不像苏联对待高尔基那样。沈钧儒在鲁迅下葬前也有一段演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那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譬如在苏联，高尔基死的时候，是由史太林(斯大林——笔者注)亲自抬棺。而今天在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那里去了?”听众们对于沈先生的演讲“愤然的鼓掌”。
鲁迅丧葬的确算不上“国葬”，但是各方围绕着鲁迅逝世后的评判和态度，依然聚焦在“中国”这一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上，就像之前孙中山的逝世和丧葬一样。王明、萧三等中共领导人具有鲜明政治姿态的盖棺论定——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一方面藉由这一称号整合了左翼内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因两个口号产生的革命与国家话语的分歧;另一方面，富有弹性的“中国高尔基”称号，成为对抗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国民党人回避“革命鲁迅”和“政治鲁迅”层面的评定，企图把鲁迅限定在“文学”和“思想”层面，也丧失了在中国话语上的原本之优势。
五、陕北“圣人说”探源和政治家鲁迅
陕北的中共中央得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后，于1936年10月22日发出三则电报，分别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在第三封电报中，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呼吁：“鲁迅先生毕生以其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称(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泰?兹。”可见，在陕北方面，同样有把鲁迅和高尔基比附的组织表态，亦强调鲁迅之于国家民族的意义。冯雪峰证实陕北有电报到上海，他也把鲁迅逝世后上海的相关情形及时向陕北方面汇报。因此，陕北对鲁迅丧葬活动和其种种评价，尤王明、萧三等中共领导人盖棺论定的“中国高尔基”以及背后的政治蕴含，掌握得相当清楚，毛泽东自然也应知晓这些情形。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没有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论述，没有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才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
认知这个“奇怪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关注毛泽东究竟如何称赞高尔基为政治家，以及后来评价鲁迅时有着怎样的“分寸”拿捏。
其实，毛泽东有关高尔基政治家的评价，并无明确署名的文章，唯一的来源是《新中华报》1937年6月23日的报道。1937年6月20日苏区的中国文艺协会召开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到会会员与参加者六七百余人，首由丁玲女士报告纪念会的意义，次报告高尔基的一生，继由毛主席讲演：指出高尔基实际斗争精神与他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云。毛主席讲演完毕后，还有朱德、洛甫、周恩来、博古等军政党的领袖讲话。”从报道相关情形来看，不仅文艺界基本上全体参加，党政军各界领袖也悉数到场并发表讲话，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规格之高，场面之盛大，可见一斑。从报道内容来看，纪念高尔基重点显然不在文学上，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毛泽东未必了解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称赞其为很好的政治家，显然合乎纪念会主旨，其他党政军领导人的表态，报道中没有提及，可以预料同样集中在政治评价层面。
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三个多月后，就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延安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似乎没有任何动静，这才是问题的第一奇怪之处。翻阅当时延安官方的主要报纸、杂志，机关报《新中华报》和创办不久的《解放》周刊都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文字。可能因为外出参加战地服务团的缘故，丁玲主导的文艺协会没有开展任何纪念活动，当时的党政军各界也没有开展任何纪念活动。对照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的盛况，以及一年前鲁迅逝世时陕北表态的高调，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冷清着实令人费解。
当然，很多人肯定不同意，而且会拿出毛泽东著名的关于鲁迅的演讲来反驳。的确，1937 年10月19日刚成立的陕北公学没有忘记纪念鲁迅，请来毛泽东演讲。毛泽东的演讲由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作了纪录，这篇文章后来就收入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论鲁迅》。它被视为毛泽东唯一的一篇鲁迅专论，被视为延安鲁迅形象塑造的重要开端，常常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表述放在一起。但如此重要的文献在延安的报刊没有公开发表，也没留下任何片言只语的报道，这是问题的第二奇怪之处。
这篇重要文献最初见刊是1938年3月1日，发表在胡风在武汉主编的《七月》第10期，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署名“大漠”，正文部分将作者误印为“大汉”，并且注明为“大汉笔录”。正文之前，有一段附记：“这是鲁迅先生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从附记中的情形来看，记录者未及时交付毛泽东审阅，也没有在延安的报刊发表。这一时期，正是陕北公学成立和开学的重要日子，不少党政军领导人频频到访“陕公”，发表讲话或者祝辞，如1938年10月17日以来陈正人的《敬献给陕北公学全体同学》，10月20日成仿吾的诗歌《我们在这儿》，10月23日毛泽东的赠言，10月24日张国焘的《陕北公学开校纪念祝辞》……一直到11月1日毛泽东的《目前的时局》，其中包括凯丰、萧劲光、吴黎平、周扬、艾思奇等人的讲演。除了毛泽东的《目前的时局》11月4日在《新中华报》刊登外，其他的基本未见刊载，但是很快当年就由陕北公学秘书长朱仲芷整理成小册子《陕北公学》出版。这就说明，凡是陕北公学的讲演，讲稿都有专门的人员整理留底，即便在篇幅有限的延安《新中华报》未能见刊，但这些记录还是被很快整理和出版，成为延安的公共阅读。不过，这本小册子中，连毛泽东赠言都曾收录，却找不到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这个讲演。更奇怪的是，之后很长时间，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以及第一期聆听讲座的学员，包括这篇讲稿的整理者汪大漠都没有提起。成仿吾后来撰写有关陕北公学历史的回忆时曾说“毛主席当年在陕北公学的讲演，都有记录”。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诸多政治领导人的讲演，而独独没有这篇。
长期以来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文集》，甚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撰的《毛泽东论文艺》，都没有收入此文。换言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很长时间大家认为它不算是毛泽东亲自订正并同意发表的文稿。这一演讲稿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80年代。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党史学家唐天然的《〈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唐天然经过考察和走访，找到了汪大漠，厘清了这篇讲稿的诸多史实，并认定这篇讲演稿为毛泽东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9月22日《人民日报》重新刊印了《论鲁迅》这篇文章，文尾特别标明“新华社发”。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胡风有关这篇讲演稿发表详细经过的《一点回忆》，进一步强化了这篇演讲稿是毛泽东论述鲁迅的重要文献。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录入此文，这也表明毛泽东的《论鲁迅》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订正，从而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公开作品。不过，胡风的回忆中一边极力想证明，一边又留下诸多表述的缝隙，例如胡风说“署名‘大漠’。这在记忆中很清晰，‘大漠’署名写得清秀，是毛笔字”。而事实上，《七月》刊发时却错为“大汉”，多次转发都为“大汉”，胡风并没注意到。更奇怪的是，后来反复强调这篇文稿如何重要的汪大漠，他自己也承认把这件事完全淡忘了。“直到1980年，中央文献办公室的唐天然同志突然来访，我才重新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这段经历，想起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的讲演，想起了武汉《七月》杂志……”
引出这么多题外话并非怀疑这篇文献的可靠性。但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党史研究者唐天然和诸多当事人极力推动下，这篇演讲稿才以《论鲁迅》为名，正式被认可为毛泽东的著述，这个过程极其不易。这不正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这一演讲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即它究竟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传播并影响了大家对鲁迅的认知?它塑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鲁迅?
1938年3月1日《毛泽东论鲁迅》在《七月》刊发后，5月20日出版的《新语周刊》第1卷第5期转载了错为“大汉笔录”的《毛泽东论鲁迅》，并附有鲁迅遗像的木刻版画。《新语周刊》总体立场偏左，1938年曾遭国民党政府查禁，刊登过不少左翼人士如茅盾、周立波的论著，也有大量苏俄和高尔基、延安和八路军的消息报道，其中就有《陕北公学的一日》《怎样进陕北公学》等文章。1938年8月上海新文出版社辑录出版的《鲁迅新论》收录了这篇演讲。这一出版社的背景及编撰者为何人，相关材料都不明晰，但从收录的文章篇目来看，基本上是共产党人对鲁迅的论定。《鲁迅新论》的首篇是王明的《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是王明在鲁迅逝世后所作，发表在《救国时报》1936年10月25日;第二篇就是署名毛泽东的《论鲁迅》，首次明确毛泽东为作者;接着是萧三的《纪念鲁迅》，原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是发表在1937年10月20日《救国时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专版的一篇长文;再往后是瞿秋白的《论鲁迅杂感》，这是很早之前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言;之后依次有冯雪峰的《一种误会》、陈独秀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冯雪峰署名“O.V”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以及欧阳凡海和周作人的各一篇，共计9篇文章。这本书不仅明确把《论鲁迅》署名为毛泽东，还把毛泽东和王明、萧三、瞿秋白、陈独秀、冯雪峰等人的文章编排在一起，除了周作人的文章，基本都是共产党人对鲁迅的纪念或评述。此后阿英主编的上海《文献》杂志，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特辑中转载了毛泽东的演讲，题为《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没有整理者名字和说明文字，同样署名为毛泽东。
细细考察这篇演讲稿的发表和流传，开始是一个学员的私人笔记，后在转载流传的过程中，逐步演绎成署名为毛泽东的公开作品。《鲁迅新讯》中的《论鲁迅》和《文献》中的《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都署名为毛泽东，尤其是《鲁迅新论》把毛泽东的《论鲁迅》和王明、萧三、瞿秋白、陈独秀、冯雪峰等人的论述放在一起，既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鲁迅的整体评价，又传达出党内不同人士对鲁迅评价的显著差别。不过，毛泽东的这篇演讲稿同样是基于政治考量和政治分析，“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站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斯主义化的。”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并以指责“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做例证，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并强调“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并以痛打落水狗为例。王明赞誉鲁迅的“政治远见”，称赞他是出色的“政论家”，毛泽东也认为鲁迅精神的首要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是作家中政治上的“方向的指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新论》中萧三的纪念长文，他系统梳理了鲁迅价值，基本都是政治上的评判，仅从各节的标题就可看出，“(三)鲁迅——战斗的政治论家”，“(五)鲁迅——社会活动家革命者战士”，“(七)鲁迅——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八)鲁迅——非党的布尔塞维克”。
王明的“政论家”、萧三的“政治理论家”和毛泽东的“政治远见”，这些都是政治视域的定位和评判，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分歧，在肯定鲁迅揭批托派的政治立场上，三人更是高度一致。他们之间巨大的分歧在于“中国高尔基”的使用与否，更准确地说，是用不用“高尔基”来评价鲁迅的问题。毛泽东的演讲中有一个著名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中最后一句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一评价蕴含着与“中国高尔基”截然不同的政治家定位，毛泽东是称赞了鲁迅的“政治远见”，紧接着称他为“新中国的圣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高尔基”固然暗含着“中国”的指向，但毕竟是拿外国人来做比附，尤其是王明、萧三称“中国高尔基”的说法，终究还是朝向苏俄。毛泽东并没有把鲁迅和国外的名人做比附，而是把鲁迅和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相提并论。王明等是要串起一条共产国际革命政治的主线，而毛泽东所连接的是从传统到当下的一根关于“中国”的长线。毛泽东尽管也提及鲁迅如何揭批托派的政治正确性，但反复暗示鲁迅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体性和革命主体性，隐含着对投机和转变分子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含混表态”和徐懋庸的回忆录都可印证这一点。毛泽东作有关鲁迅演讲的时候，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已经来到延安且任教于陕北公学，之前曾和鲁迅有过分歧的“国防文学”派，很可能参加了这场有关论鲁迅的讲演。后来，延安讨论“两个口号”问题时，毛泽东对此十分敏感，表态是意味深长的含混。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毛泽东听他说到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徐懋庸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哦!”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路线的敏感，鲁迅的评价以及“两个口号”背后关联的大是大非的政治路线问题，这迟早要碰及的。
王明等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的确可以导出政治家鲁迅，因为不论是王明还是毛泽东，无疑都认可高尔基是政治家和文艺家结合的典范。问题在于，毛泽东不用高尔基而用孔圣人称赞鲁迅，就是回到学术和思想领域的评定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前文从更广泛的“中国高尔基”语境中去理解和分析其政治蕴含一样，我们同样需要跳出毛泽东的演讲文本，需要结合当时有关“圣人孔子”言说的社会语境去探究其有无政治所指。
1934年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主导下，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曾经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国民党人一改过去对孔子的批判，转而圣化孔子，“孔圣人”“大圣孔子”“至圣孔子”成为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孔圣人”的诞辰(原本是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改为公历8月27日)成为法定节庆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国民党中央有详细的纪念办法、宣传纲要，甚至具体到标语口号的倡导。各级党政机关、军队警察、学校及其他教育团体，必须开展庄严、隆重的祭孔活动。祭孔仪式俨然中华民国的国家庆典，例如祭孔中要向并列的中华民国国旗、总理遗像、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接着是主席(主持人)恭读总理遗嘱;祭孔和孔圣人宣传中要特别突出“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孔子是继往开来的学术宗师!”“孔子是倡导民权的大政治家!”是官方颁布的十四条最重要宣传口号中的前两条，此外还有像“纪念孔子诞辰要恪遵总理遗教!”“孔子精神不死!”等诸多口号。各地党政机关和学校团体按照新的国家仪式来祭孔，大力宣扬孔子主张民权，孔子是主张民权的大政治家，“孔子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孔子是圣人”“孔子是大政治家”“孔子精神”，结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表述来审视毛泽东的演讲，他称赞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总结和倡导鲁迅精神，以及续接孔子和鲁迅的内在联系，都显示出他对国民党官方流行论述的借用和套用。毛泽东是把原本应该国民党政府表态的口号提了出来，并且把原本用于孙中山的评价挪用到鲁迅身上，反而显得更妥帖。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用孔圣人评论鲁迅，不只是在中国文化思想脉络中来界定鲁迅，背后其实是有“大政治家”的定位作依托。换言之，毛泽东的评价比“中国高尔基”更有指向性，指向作为(大)政治家的鲁迅。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评语中的分寸拿捏。他特别使用了“新中国”，这不只是一个区别“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是对应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构想，一如他后来在三民主义的脉络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一样，而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特别强调了鲁迅的意义。由此可见，称赞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并非毛泽东的随口一说，而是他有关新中国系统性的思考和构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演讲《论鲁迅》流变的过程中，“新中国的圣人”被传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实在是削弱了毛泽东评价的多重政治蕴含。
将“新中国的圣人”传为“现代中国的圣人”的，恰恰是曾经跟随王明大谈特谈“中国高尔基”的关键人物萧三。随着毛泽东在延安的话语权逐渐巩固，毛泽东有关鲁迅的评价，尤其是“圣人说”和“鲁迅精神”的表述，越来越受重视。1939年萧三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中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却可以包括鲁迅的各方面，这才是鲁迅的定义。”这篇文章先是在1939年10月20日的《新中华报》刊载，接着在《解放》第87、88期合刊转载。萧三在《鲁迅与中国青年》中进一步表态，开篇第一句就是：“鲁迅的天才和热情是多方面的。这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同志论鲁迅语)一生的事业，文章，异常浩大，异常雄厚。”萧三的确是转向了，但是他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用“新中国”作前缀界定“圣人”的含义，而是转为使用似乎更能与“封建社会”对应的“现代中国”，略过了“新旧中国”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新旧民主主义”理论，这实在不该，而后来整理者亦把“新中国的圣人”改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也值得好好商榷。
六、结语
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中，不仅谈到了鲁迅刻意删去受高尔基影响的部分，也谈到了鲁迅在中国文学脉络中的定位。冯雪峰这样论述，鲁迅的“文学事业，有着明显的深刻的中国的特色”，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杜甫、陶潜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鲁迅是相承了他们的一脉的”。冯雪峰的附记显示，鲁迅先生看到把他和屈原、杜甫等相提时，笑着说：“未免过誉了，——对外国人这样说说不要紧，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文豪们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饶有意味的是，鲁迅删去了高尔基影响他的那一段话;虽然也说和屈原、杜甫比是过誉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删去这一段。我们无从推断鲁迅自己对“新中国的孔圣人”这一评价如何认知，但是从鲁迅亲密弟子胡风和萧军对此的反应，或可说明一些问题。胡风一看到这稿子就很高兴，认为“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是真正的“盖棺论定”，萧军对毛泽东的《鲁迅论》更是“激动不已”。的确，鲁迅积极介入一系列造就“中国”的革命实践，例如鲁迅对辛亥造就民国的念念不忘和不断书写，鲁迅南下广州投入再造新民国的国民革命，鲁迅反对解散“左联”和对 “国防文学”口号的不以为然，这一次次不可遏制的政治激情和倾力投入，不仅仅是个人主体性坚守的体现，也是对“中国革命主体性”的捍卫。毛泽东正是由此看到了鲁迅的“政治远见”，论述“鲁迅精神”，这也让鲁迅的弟子如冯雪峰、胡风、萧军都感觉到毛泽东和鲁迅的精神心灵是“相通”的。
毛泽东《鲁迅论》的评价中有意回避了高尔基式的比附，选用中国古圣人孔子来作比，这并非没有认识到鲁迅的政治价值。恰恰相反，“新中国的圣人”背后指涉着鲁迅为“大政治家”的意蕴，关乎“中国主体”和“新旧中国”的大政治命题，这一称号比“中国高尔基”更能彰显作为“政治家”鲁迅的定位。然而“政治鲁迅”“革命鲁迅”在一波又一波告别革命的浪潮中被彻底遗忘，当下鲁迅研究和“中国”渐行渐远，这才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藉由对鲁迅逝世后不同评价、不同称号的疏理，以及对“中国高尔基”和“新中国的圣人”背后有关“中国”政治命题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作为政治家鲁迅的意义，以及之于“中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