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十九世纪末诞生于湖南偏僻山沟里的乡下青年，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最终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世纪伟人。
毛泽东，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使中外历史上所有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在他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所展现出的文韬武略和政治家风采，曾使当代世界各大国的领袖们竟相为之折腰。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创造的丰功伟绩以及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毛泽东的英明与伟绩究竟源于什么呢?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英明和伟绩，一是来自个人的天才睿智和坚强意志，二是源于他所独具的矢志不渝的“人民观”。前者源于个人天资品性，后者则是毛泽东在他的个人经历和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之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可知，在毛泽东思想的“词典”中，“人民”一词是有阶级性的。所以，人民的主体应是通过劳动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农大众以及那些能够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社会各界人士。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人民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孕育、萌生、初步创立、发展、趋于成熟和炉火纯青这几个阶段。
一、毛泽东的人民观孕育和植根于他的少年经历之中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然而，在这个家里的毛泽东生活得并不快乐，专横而又唯利是图的父亲与正直而又渴望学习知识的毛泽东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在韶山的16年生活之中，在令人窒息的私塾和专制家庭环境下，基本来自他母亲的一种道德感，加上读书吸取来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毛泽东转向了反对权威偶像。
毛泽东与他父亲的斗争使一家人痛苦地分化成两派。毛泽东和他母亲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他父亲。他们偷偷地把大米送给一个挨饿的村民。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这个家庭当时分为两“党”:他父亲是“执政党”，他自己、他母亲、他的大弟弟泽民和长工是联合的“反对党”。
在父亲的安排下，少年毛泽东不得不到村里各处去收取别人欠他父亲的款项，他讨厌这个差事。有一次他为父亲卖了一头猪，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赚来的钱送给了一个穷苦乞丐。
他最早表现出正义感，是在学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个孩子穷得带不起午饭，他就每次把自己带的午饭分给这个穷孩子一半。他母亲不明白为什么他每天晚饭胃口会那么好。当她得知自己精心准备的午饭的去向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就每天为毛泽东准备两份午饭让他带到学堂去。
一个被称做哥老会的秘密帮会的几个成员撬窃了毛家。“我认为那是好事，”毛泽东多年后回忆说，“因为他们偷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不仅他父亲不同意这孩子的古怪想法，“我母亲也不肯接受我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坦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少年经历，使他那痛恨封建专制与剥削压迫、同情劳苦大众的品性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思想意识之中，为他后来的人民观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的人民观在五四运动中萌动
1910年，年方17岁的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先后求学于东山小学堂、长沙中学和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前后达八年之久。在社会学校里，毛泽东不但获得了知识的长足进步，而且大大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了解了不少的国际国内大事，并以高度的热情，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活动。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在长沙中学成为第一批剪掉辫子的学生，而且还强行剪掉其他一些同学的辫子。随后，他还主动报名参加了革命军，在革命军中服役六个月。1915年，当袁世凯要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时，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组织学友会上街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并写下四言诗以抒心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所有这些，都仅仅反映出当时的毛泽东，仍然只能算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学生，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人生观和政治信念。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毛泽东的人生观和政治信念的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长沙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替代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
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
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
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当时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派，一种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
三、中共建党前后，毛泽东的人民观初步形成
毛泽东是一个终生不断追求真理的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毛泽东的认识观念有极大的影响;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毛泽东一生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1918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到北京后，曾经在北京大学里有过半年多的生活和工作，这对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直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李大钊手下工作，而且通过在北京大学旁听，结识了陈独秀、蔡元培、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于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后来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这次北京之行，使“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1919年底，为达到驱逐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目的，毛泽东率请愿团开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间，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初，毛泽东在他北京临时住处的香案前读完了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间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更进一步解决自己信仰中的一些还没有理清楚的想法，他卖掉在北京过冬的外衣，买车票到上海拜见陈独秀。
陈独秀是那年春天给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当时在上海洗衣店打工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一词含义的理解。
毛泽东从一个小村庄的孤立状态发展到开始信仰一种世界革命的学说，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他寻求改造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中，他曾兴致勃勃地研读过西方思想。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也曾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在那些年代里，为了服务于更大范围的社会，他十分强调个人的锻炼。的确，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时间，他常常让人觉得像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几年间，他逐渐从主张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强人促成变革，转而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活动进行变革，从而使这个才智非凡、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在全新的道路上执着前进，一步步地爆发出自己的无限生命力。
四、毛泽东的人民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生长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人民观中，有两个重要问题成为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认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通过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问题。
1、关于农民问题
从中共建党到1923年中共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后，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农民问题都是一个基本被忽视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俄国为首的第三国际支持和领导下创建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进入中国后，成为总S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大部分领导人思想中的固定教条和模式，那就是以工人运动为主体，通过工人武装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而获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这种教条主义在中共的政治思想路线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才在党内逐步得以克服。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迷信和盲从于任何所谓“权威”的东西。在中共建党前后，他虽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信仰，但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他更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考虑，而不是什么俄国的经验和道路。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作为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一大结束后，在湖南的实际工作中，他也曾遵照党组织的要求积极开展工会工作。
为此，他先后四次去安源煤矿做工作，同时还深入到铁路、纺织、土木建筑、印刷、缝纫、人力车、理发等行业的工人中，通过做工作，建立湖南各行业的工会组织，其中还组织过几次工人罢G活动。
1923年初，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G中所发生的“二七惨案”，使全国的工人运动被反动军阀镇压下去。而毛泽东经过近两年工人运动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全国范围工人运动成败得失的了解，开始认真思索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究竟在哪里这一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则是重点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张国焘在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敦促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评估。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的看待和处理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他最在意的是拥护者问题。革命是为了谁?什么样的火花能把中国庞大的躯体点燃，并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农村。革命是为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村人。毛泽东判断，韶山周围各县90%的人是贫农或中农，革命就是为了他们。火花将在农村燃起，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的老板们更为残忍，也更为广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现在的基本事实。
2、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至于在中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他很快就成了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人联合的热心人。
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和国民党人联合?他长久以来就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毛泽东赞成组成尽可能广泛的中国各阶层的统一阵线以反对外国对中国的蹂躏，这与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众的大联合”这一雏形“人民观”是一致的。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新的政策中关于“扶助农工”的举措，在毛泽东看来，这对当时全国仅有九百多党员的中共来说，也是大力发展自己力量的难得良机。
国共合作后的第二个月，国民党采取了一个特别吸引毛泽东的步骤——成立了农民部。中共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毛泽东热心于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理由。这更促使毛泽东走上意义重大的新道路。
从1924年到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几年内，毛泽东利用自己在两党内分别担任要职的有利条件，把大量精力倾注于农民运动。他深入农村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村党的秘密组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多次担任讲课老师等，为后来共产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农民革命骨干力量。
1927年，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处于紧要关头。当时，在国民党以及共产党内外一些人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进行责难和攻击。毛泽东于元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的调查，于3月初写出并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该文针对那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党外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非难和诬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农民在乡里造反”，“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毛泽东在详细例举介绍了农民协会带领农民群众所干的十四件大事后质问道：“就其基本精神来说，就其革命意义来说，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毛泽东最后讥讽那些国民党右派领袖和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说：“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篇令人震聋发聩的文章被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称为“第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时为中共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为该文出版的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五、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把他的人民观首先实践于军事斗争之中
继蒋介石的4.12政变后，汪精卫紧随其后的7.15政变宣告国共合作的彻底破产。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开始组织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在策划起义的过程中，他安排何长工设计了一面自己的新旗帜，图案为在红色旗面的中央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的正中间有交叉的镰刀和斧头，代表工农群众;旗的靠旗杆一边有一条从上到下的白布，白布上绣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这面旗子表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支工农武装正式诞生了。这面军旗的问世还表明，毛泽东决心按照自己的人民观创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革命实践开始了。
1、文家市会议的重要意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部队几经挫折后，于9月19日会师浏阳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9月2O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这次文家市会议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实践自己的人民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道路。
2、三湾改编确定了人民军队的雏形
9月29日，起义部队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次改编，称作“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3、“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
1O月3日，部队从三湾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向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为：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0月24日，毛泽东在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与王佐部队汇合之前，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布置部队分兵下乡时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为：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928年4月3日，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毛泽东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为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而在纪律建设方面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执着坚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基本保证。毛泽东所创立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人，从而使这支军队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对于一支主要成分来自于暴动农民和旧军队起义人员的队伍来说，要想把“人民军队”的观念贯彻于部队的各个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毛泽东同党和军队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进行了长时期的不懈斗争。直到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由毛泽东起草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才把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党史文献《毛泽东年谱》这样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六、毛泽东不仅致力于从政治思想和行动准则上创建一支人民军队，他还创造性地把他的“人民观”运用于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方面
他逐步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但为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所验证，而且成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克敌致胜的法宝，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在井冈山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这一军事原则，即为他的人民观在战术方面的成功运用
“分兵以发动群众”为的是什么?毛泽东认为，我党我军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用武装斗争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又以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支持武装斗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
由此可见，这一军事原则，其实也是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在初创时期的基本道路问题。
2、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总结时，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他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针对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的堡垒政策，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们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 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F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F革命。”
3、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他总结十年内战经验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4、1938年5月，毛泽东在他的抗日名著《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些科学论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人民战争”思想。
七、抗战胜利前夕，即1945年前后，毛泽东的“人民观”进入全面成熟时期
也就是说，他的“人民观”不但在军事方面更加成熟，而且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共产党的宗旨。并把这一宗旨从党的路线、政权建设、群众路线和干部教育、经济工作、文化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地体现出来。
1、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宗旨
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做《为人民服务》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毛泽东这一时期有关“为人民服务”的论述还有：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13日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6日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2、毛泽东把人民奉为“上帝”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说道：“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3、毛泽东的“英雄观”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4、毛泽东关于政权建设的“人民观”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畅谈国事。鉴于历史上的新政权都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坦然回答说：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贵不过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5、在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有诸多论述，其内容非常丰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如此等等。
6、在经济工作中所体现的人民观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于1945年4月在其《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在该文中他还讲道：“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7、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体现，系统地贯穿于他在1942年5月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其中一些经典性的论断选录如下：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八、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把他的“人民观”印记于新国家、新政权、新社会、新制度的各个方面，充分形成“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政治信念和社会环境。
其主要表现有：
1、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2、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行的纸币称作为“人民币”。
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和纲领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4、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震撼世界、振奋人心的豪迈语言!
5、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即将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6、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从此以后，我们的各级政府都叫“人民政府”。此外还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和“人民防空”等。1958年还以“人民公社”取代过各级乡人民政府。
7、1950年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此外，社会上事业机构名称中赋予“人民”含义的还有“人民大会堂”、“人民医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等;在职业称呼上有“人民公仆”、“人民教师”、“人民警察”、“人民消防”等。
九、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后，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使全国工农大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曾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第一要务；同时，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新政权的威胁和破坏，面对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面对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压力，毛泽东又不得不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根本政治任务。
可以说，为了使人民政权跳出“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不使工农大众“走回头路”、“受二遍苦”，毛泽东从1949年“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到1976年逝世的二十七年中，为了探索如何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之路，可谓殚精竭虑，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
下面举几个例子：
1、对于干部队伍中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G，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G自由，要允许工人罢G。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2、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Fan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载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3、1964年12月4日，身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已快两个月时，他给薄一波写了一封很有思想深度的汇报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看到这段文字后，立刻就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在看了陈正人这段文字后，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又写上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4、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包产到户，不能搞“三自一包”。为什么不能?是因为他认为包产到户，最后必然导致两J分H。如果两J分H，那么我们过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丧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在此类问题上，毛泽东曾经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非常动情的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5、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还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出来以后，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
毛主席还说，杜勒斯要把和P演B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导致了他在自已生命的最后十年，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上层建筑领域政治大革命，从而成为中外历史上的千古绝唱。
十、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人民观”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可以感受到：
1、倡导全国亿万群众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四大”武器，来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发批判各级党政领导的错误问题;并把这种大民主权利写入1974年四届人大制订的宪法之中。
2、允许群众自发成立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来参加运动。在中央文件中强调“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成立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毛泽东强调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毛泽东又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在文革期间，从中央高层到各基层领导机关，凡是进入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都是职务变了但其身份和工资(工分)待遇不变。在中央高层，从1973年中共十大到1974年四届人大，有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各一名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这种把工农代表安排到各级领导班子，从而使政府决策能保证让人民群众代表直接参与的政治革命，是前所未有的。
4、通过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极大地解决了七亿农民的就医问题。
1965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时期。在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强力干预，将城市的卫生资源转移给农村，全面推进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
至1976年，全国85%的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当时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由公社、大队两级管理，国家给予指导;农村的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建立，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这一制度在当时促进了我国农村卫生状况的显著改善和农村人口寿命的显著增加，被世界称为成功的“卫生革命”。
5、1968年，毛泽东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还提出要求：“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可以看出，在这些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真正达到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地位。
6、毛泽东通过一个指示推动了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学生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在于：
第一，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社队企业的建立(社队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大幅度改变了农民队伍的面貌。
第二，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通过上山下乡，对于培养一代青年对农村的认识、对农民的感情以及产生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7、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与工农兵大学生的产生。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批语：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根据这一指示，从1970到1977年，全国高校共培养“工农兵”大学生94万人，加上各企业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在这七年中有上百万的新型大学生问世于中国的大地上，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界的一个奇观。
从教育革命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是要求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二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双向结合的方针，其目的在于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这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方向。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正是他那矢志不渝的人民观，不断地唤醒着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从而凝聚成一股战无不胜的革命洪流，这股洪流凭借着毛泽东的天才智慧、坚强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奇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及对毛泽东的认识时曾说：“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很显然，作者的预言，已完全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
1942年冬，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采用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在自己的家乡陕西佳县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须知当时的毛泽东，不过是与执政的国民党相比在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的在野党的领导人之一，因此，这首民歌《东方红》在当时很难说是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无比热爱的感情，只能算是唱出了他和解放区穷苦兄弟们的心声。
然而到了1949年9月30日，在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时，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要求将“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这句话写入宣言第三段“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之前。
要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大多都是久负盛名的社会名流，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陈嘉庚、黄炎培、柳亚子、张澜、马寅初等。这些人是决不会去违心地奉承任何人的。他们坚持把“人民领袖”的称号送给毛泽东，这对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实至名归的殊荣。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唯有毛泽东的人民观乃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最正确的、最伟大的人民观。古人云：“峣峣者易折，晈晈者易污”，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人民观太纯粹了，纯粹得要与几千年的传统私有制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因而，遭到了那些私有制卫道士们的反对和咒怨。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沉渣泛起，非毛化曾经猖獗一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进入21世纪后，每年到了毛泽东的忌日和生日，全国各地自发纪念伟人毛泽东的群众活动蓬勃开展，特别是韶山等地盛况空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的“人民观”天地可鉴，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