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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在莆田县某中学担任校长期间被划为右派,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69年,李庆霖的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有口粮,没有分红,生病请假也没人管。身为父亲的他,倍感无奈,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御状”信。他在信中说“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四个月之后,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的内容只有如下两行字:“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毛泽东。”
正是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李庆霖的生活,也成为中-央高-层领-导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的一个契机。不久,李庆霖被誉为反潮流英雄,福建省委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其领导职务。1973年7月,李庆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李庆霖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6年,因“四人帮”倒-台,李庆霖被隔离审查。自此,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李庆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都被搜走。1979年,李庆霖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4年,当李庆霖回到福建老家时,只能和老伴靠县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济费勉强度日。2004年冬天,73岁的李庆霖在福建莆田老屋中默默地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李庆霖依旧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理解着伟人毛泽东,并至死不渝地热爱着”。
从一个通天右派与毛泽东的情结,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无派别之见。在他心目中,只有立场观点之分,而无个人成见之别。不论是右派、左派,只要不是反人民派,他都会以一颗同情之心,倾情关怀。
只要是弱者,不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毛泽东都会视为至上,亲自安抚,照顾备至。
只要是民情,不论你是告状,还是诉苦,毛泽东都会细微体察,亲笔回信。决不会视上-访为疯癫,置之不理,或送进精神病院。
发生于文革期间的李庆霖告状,为什么没有像现在的上-访-者遭受地方各级政府的歧视和另待,更不用担心被集中管制或送上精神病院,反而受到当时各级政府的善待和提携呢?原因何在?
因为在人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太阳高悬在天空,人们相信:毛主席是平民百姓的贴心人,不会为难百姓,更不会弃百姓而去。
毛泽东能收到一个右派的来信,说明毛泽东的受信渠道畅通,没有设置过严的手续。他的主观愿望和出发点就是想,更多地了解民意,听取民声,让人民有直接向他申冤诉苦的机会。
那些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没有自作主张,对毛泽东封锁民意。要是那些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视“御-状”为危害社会稳定、恶意诋毁现-政的洪水猛兽,那么,他们一定会擅自将“御状”打入另册,并逐-级下令封嘴,将告状人打入冷宫。
毛泽东收到民间“御状”后,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和反感,反而从善如流,以近80岁的高龄亲笔回信,并自此在全国范围内调整知识青年政策。假如毛泽东视百姓“御状”为对现-政不-满和挑战的敌-对行-为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那么,李庆霖就不会有后来的青云直上,更不用说成为反现政潮流的英雄,也许等待他的就是灰飞烟灭。
为什么毛泽东收到李庆霖明显反现政的“御状”后,没有疑神疑鬼,先要下面各级查清李庆霖来信的动因和政治身份后,再作处理呢?因为毛泽东视民情为天,没有什么比民情还大的。
李庆霖是实实在在的右派,以他的政治属性,放在今天,给他一万个胆,也不敢写信给上峰。如果写了,也许没等信进入北京,等待他的将是“被精神病”。
一个右派,不仅敢给毛泽东写信,而且石破天惊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亲笔回信,足见毛泽东的平民情结和神广胸怀。试问,以这样的情结和胸怀,能不让李庆霖这个通天右派感怀一生吗?
从李庆霖对毛泽东终生不变的情结,可以看出:真正有良知的右派,与57年反右斗争是殊途同归的。那些所谓毛泽东仇视知识份子、迫害右派的谣诼,便不攻自破。
请记住,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从古自今,还没有一个人的心胸宽过毛泽东的。有谁能将反自己的右派树立为反自己潮流的典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