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
武汉地区的红卫兵8月19日出现在公开场合。那一天，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分片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武汉地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校学生出现在大会会场，在会后举行的游行中走在最前列。
对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复信，少数派有自己的感受，他们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号召对旧教育制度、对前一段运动的错误方向造反，“造反有理”;毛泽东支持自发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支持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了解到，毛泽东复信中表示热烈支持的“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是一篇批判北大工作队的发言，这说明毛泽东是支持少数派的。
组织红卫兵，使得在工作组问题上稍处下风的各级当权派和多数派精神大振，北京传来的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红五类”为主体、“革干子弟”居首为第一类，还有随后疯传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谭力夫关于“对联”的讲话，让多数派在组建红卫兵时，自然地获得压倒性的优势。1966年12月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中南局翻印了谭立夫的讲话，他后来还作了检查。
省、市委，各单位的党组织、工作组和三员、文革委员会，立即把红卫兵的组建权掌控起来。各级当权派也接受并使用“红五类”“黑五类”等概念。张体学1966年9月8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有组织有领导地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到武汉和下农村去，把农村的运动搞得正常一点”时，特别强调“黑五类不能下去，要下去也只能参加劳动”。
张体学在这次会上还讲到省委要直接领导红卫兵：
“红卫兵成立总部，大学一个，中学一个。靠红卫兵维持治安。对红卫兵的工作，(省委)文化(革命)小组要当中心任务来抓。”张体学在新形势下掌控新起的红卫兵组织，目的很明确，就是“靠红卫兵维持治安”——掌控局面，张体学后来说这是执行王任重的指示。张体学在1968年1月18日给中央的“书面检查”中说：1966年8月，王任重“在京遥控湖北省委，他电话通知说红卫兵有三项任务：‘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档案’。妄图转移红卫兵小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方向，我不仅没有抵制这一罪恶阴谋，反而欣然接受，积极贯彻。
1967年2月，省委机关造反派揭发：王任重曾指示湖北省委，对各校文革委员会、红卫兵组织“要主动组织，加强领导，抓在省委手里”。
湖北大学成立红卫兵由校文革主持。计统系统计专业654班，在政治辅导员领导下，以在六二〇事件中的表现划线，事先确定人选、做工作，然后由全班学生选举，有贫农出身的少数派学生没能选上。班里少数派认为这是一次被人操纵的“假选举”，12位同学开会商定：“我们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要他们承认。其实，《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讲，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他们选举了红卫兵就是包办代替。”
8月下旬，武汉水院红卫兵师成立，省委领导在成立大会上授旗。“水院红卫兵由清一色的‘左派’同学组成”，由院文革委员会领导。
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吴恒春回忆：“武汉大学党委发了一个武汉大学九一二3红卫兵组织章程，要通过选举成立武汉大学红卫兵组织。”他所在的化学系六八五三班，选举会“是一场早有准备的会议，发言人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贫农出身的吴恒春落选，他在会上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为了发动全国学生起来闹革命。革命不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可不是选举能决定的。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办的什么代表大会，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革命权利。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不是革命的组织，我不参加这样的红卫兵。”
武大很多像吴恒春这样的学生再一次感受到被打成“右派”的威胁，吴恒春写道：
在校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恐怕这也像一场反右斗争一样，打算最后把一批学生划为右派了事。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都无一例外地会拼命挣扎。这些人就是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为了不任人宰割，为了能求得不当反革命的一丝机会，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当然也得有所行动而不至于孤独，于是便有了各自成立的小红卫兵组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全部理由，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比别人高，因为不上梁山我是无路可走的。
九一二红卫兵师成立不久，化学系少数派学生自行成立了“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其后各系少数派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9月下旬，各系少数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
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师由省市委、各校文革委员会主导成立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一个半月后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被称为“二司”，“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被称为“一司”，其成员被称为“大专兵”，以区别于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据9月12日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由武大、湖大、武医、民院、华师等院校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倡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二十所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民主产生的。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由崔建瑞任总指挥，漆林任政委。崔建瑞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王任重在整李达的过程中亲手培养起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省委派驻武大工作队党委成员，时为武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时年三十三岁。漆林是湖北大学法律系六三级学生，时年二十三岁，其父漆先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其叔父漆少川是张体学的老战友、老部下，时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漆林时任湖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文革以来一直站在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的第一线，是张体学在其所抓之点湖大的主要依靠对象。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9月11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等省、市领导人在大会开始前乘敞篷吉普检阅万余名红卫兵。事后少数派肆意嘲笑、猛烈攻击张体学这一仿效毛泽东的举动。9月30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这一举动：“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们坐了几部车去了。
中南局文化小组提了意见，我们没有表态，可以坐可以不坐，当时的思想，你要压我，我就示威。”
崔建瑞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在中共湖北省委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
9月11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张体学心情大好。9月22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个人的心情”，说自己“12号以前确实睡不着”，13号上午他对崔建瑞、漆林说“我昨天晚上睡得最好了”。“红卫兵司令部不战便罢”，对“南下一小撮”一战就“打了胜仗”，“战是两部曲”，“第一步是大字报，在(8月)25号前我们根本不理他(指南下学生)，25号以后出大字报。第二以学校为单位开辩论会，一对一。首都红卫兵再找我，不见了，先礼后兵，谁来应战都不怕。”
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及各城区分部的建立，由武汉市委直接掌控。8月22日，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
8月25日，武汉市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第三天，武汉市委在汉口人民剧院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等出席大会。近两千名红卫兵代表举行“向党宣誓”仪式。宋侃夫讲话表示“支持和学习武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8月31日，武汉市十一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集会，倡议建立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分部和纠察队。宋侃夫在集会上讲话，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组织起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2。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迟迟未能建立，1966年10月26日中学红卫兵举行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时，其总部仍称为“筹备总部”。
武汉地区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各校三员、文革委员会主导下成立，负责人基本是干部子弟。他们拒绝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不管是不是“红五类”;拒绝非“红五类”的学生，不管其“政治表现”。华工附中红卫兵写了一篇文章，把共产党“重在表现”的政策，称作“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红卫兵身着旧军装，佩戴红袖章，手执铜头武装带，满怀“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豪情。他们有意无意地置十六条等一系列文件指出的文革方向于不顾，把矛头指向校内的教师和“黑五类”同学，指向社会上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庭。他们被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为“三字兵”。三字兵言行的暴烈程度，远远超过大专兵。
红卫兵在“维持治安”方面确是各级当权派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这一点在9月“保卫省委”、10月抵制少数派“抢黑材料”的行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厂的当权派不顾红卫兵本是青少年学生的组织这一事实，纷纷在本单位组织“干部红卫兵”、“工人红卫兵”，老百姓谑称“胡子红卫兵”。
顾建棠回忆：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思想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红卫兵在严常指挥下，由宋其波同学带领冲进长办大院，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造反。宋其波怒气冲天，把政治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破了。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确实吓坏了长办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于亚农把我叫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
丁、于两位主任都说，这是右派造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问题，我们一定要组织红卫兵反击。他们再来，我们就用红卫兵保卫大院，把他们顶回去。你赶快把团员和民兵中的骨干召集起来，今晚就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两位主任也应我的要求从保管室取来红布，交长办塑料厂缝制印字做袖章。第二天长办大院就出现了“干部红卫兵”，并分别把守大门和侧门。后来长江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都被挡回去了。这恐怕是武汉市第一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干部保皇红卫兵”。
李承弘回忆：武昌铸钢厂“成立了‘胡子红卫兵’，不限年龄，只讲红五类。每人发一只红卫兵袖章，谁戴上了都身价百倍，神气十足。”
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回忆：“8月底，电修车间在工作组领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成员，仍然是过去领导心中的红人，在宣布成立的会议上，下面的基层工人当场就哄起来，有几个转业军人也发出呛声，可工作组强行通过。当晚，这些红卫兵就神秘地参与了对公司的‘革命对象’抄家的‘革命行动’，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抄、抓的先例。”
武汉味精厂保卫干部郭正仿回忆：厂党支部书记按照上级要求，“要我组织红卫兵，基本队伍是民兵。我任红卫兵头头，对那些不服管制的牛鬼蛇神，进行布控，避免破坏厂里安全生产，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在武汉地区，官方主导的主流红卫兵组织在8月的筹建过程中就为自己树立了对立面——少数派红卫兵，9月，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少数派红卫兵——“一小撮”“阶级敌人”。
作者：《武汉地区文革纪实》编写组。校对：口食恶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