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一条“时代广场美食城小火锅员工在营业期间试吃面条”的抖音视频在互联网上发酵，该事件随即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2月16日，胖东来经调查落实后公布了情况说明和处理结果：对当事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对相关主管降一级三个月，并关停火锅档口。
然而对于胖东来的处理结果，许多网友也提出了不同的声音。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处罚对于员工来说似乎过于沉重。针对这一主张，胖东来做出了积极反应，随后开启了民主评议机制，并通过该机制修改了对涉事员工的处罚。
随后，某微博大V在评论胖东来的回应时提到，胖东来并非第一次启动民主评议程序。
与此同时，许多网友也对胖东来的回应大家赞赏。当然，在我的视野当中并非没有对胖东来的处理抱有怀疑与审慎态度的声音。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赞赏者往往高度称赞胖东来的民主程序是“企业民主”的典范，而怀疑者则质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民主评议”往往仰赖于企业所有者的主观善意，因此此种“民主”也往往只能被当作“管理手段”，难以让员工真正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毫无保留的大加赞赏，还是审慎的怀疑态度，网友关注的重点都指向了过去数十年来被“市场经济”逻辑下的思想界边缘化的议题——“企业民主管理”。
为什么大家会关注“企业民主管理”？
在过去的数十年来，企业民主管理与经济民主这类主张的边缘化似乎是注定的——对于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精英而言，虽则（以西方国家为模版的）民主可以是个“好东西”，但是这个“好东西”必须被局限在政治领域，但是在“自由市场”当中，“企业家精神”必须是主角。而要让企业家精神唱主角，除了“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经营之外，也暗示了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必须乾纲独断。而员工如果要在企业内部追求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便成了“破坏产权”，是一种必须被消灭的“反市场”、“反智”的“乌托邦”。
与此同时，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反对市场“无序扩张”，追求“国家干预”的论者，则往往抱有一种高度家长制的政治想象，渴望掌握政治大权的群体能基于自己的“革命传统”保护被市场经济伤害的劳动者。这种想象的发心虽则良善，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却往往被扭曲成官僚主义的温床——当行政与公共部门的企业官僚们能够大权独揽，他们又如何能够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分给普通的劳动者呢？尤其考虑到，事实上，这些被寄予“抵抗新自由主义”厚望的官僚力量，似乎恰恰是市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然而，随着40年来经济奇迹的逐步落幕，作为普通人，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早已不再。“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精神”留给我们的红利已经难以为继，而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那种“家长制”的温情面具也似乎在各类公共事件之中被撕碎——那个事实上似乎并没有那么关心自己的“草台班子”，能靠谱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才能认真捡起“民主”的概念，并踢开“古墓派公知”们，认真思考哪一种“民主”才是我们需要的，哪一种“民主”才能给我们带来公正与尊严。
思考另一种“民主传统”
当然，在许多精英人士的眼中，“民主”好像是离中国人非常遥远的东西。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回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主张并不能成立。如果我们认为毛时代太过遥远，那么我依然可以说，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与人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民主管理领域，中国劳动者也并非没有进行过追求，也并非没有积累参与民主，实施民主的经验。
例如，早在1980年，上海市长宁区的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有工人为追求“经济民主”，反对领导家长制作风发动过停工抗争。而支撑他们行为的，除了对厂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气愤，还有党和国家多年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几个工人平时喜欢看点政治书，认为厂里的问题是家长制作风严重，碰不得……十五日一早，魏等八个青年工在厂里贴出了《罢工公告》，提出普遍加工资，成立职代会，选举厂领导等六条要求，宣布罢工。”[1]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追求“经济民主”的声音不仅能从基层工人处听到。在宏观的改革方向与制度设计领域，也能听到回声。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张跃然博士在其研究中就分析了中国企业改革时期曾经短暂推行过的企业民主管理实践。在公开的材料中，我们能够找到的是张跃然博士在浙江大学做的讲座“民主实践的‘虚’与‘实’：企业改革中武汉工人（1984-1985）”[2]同一位作者尚未成稿的博士论文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精彩的研究，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博士论文将会讨论更详细的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践与经验。当然，我在这里并非仅仅是为了分享学术研究的成果，而是想指出，中国人有意愿，也有能力设想一种真正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真正能够促进民生与劳动者尊严的民主形式。
企业民主会是什么样？
谈了这么多历史问题，我们回到网友对胖东来的讨论上。上文提到，支持胖东来的网友认为，此类“民主评议”是企业民主，经济民主的生动体现，而这种经济民主对于我们而言是由吸引力的。而质疑胖东来的网友认为，如果胖东来的民主评议只能在管理层的许可之下被启用，那就不是真正的企业民主，而不过是老板用来“治”员工的手段而已。然而，由于我并不熟悉胖东来的组织架构与经营模式，对于二者孰对孰错，我是不能置评的。但是顺着胖东来的问题往下谈。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设想一种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的企业民主，这样的民主可能是什么样的？当这种民主真的落地时，我们需要处理什么样的困难？在这里，我再次向大家推荐本号之前发布的电子书资源《人民的酒店：在阿根廷为正义而工作》。本书讨论了位于阿根廷首都的“鲍恩酒店”的故事，在21世纪初，该酒店的工人在企业破产，老板跑路的情况下占领酒店，并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经营酒店的故事。正如这本书中文序言所说：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场所自治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还在于它坦诚地揭示了工人们在尝试民主自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工人们试图去应对（或者未能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对民主自治实践形成制约。这些严峻挑战中，有些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企业带来的生存压力，有些是来自于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困境，也有些是来自于工人群体内部具体、微观、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些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最后一个方面的挑战尤为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不同语境下的其他民主实践也往往会遇到的。民主实践并不只是关乎一系列制度、规章和机制，它更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是塑造和维持一种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对于如何在集体中存在和行动、如何与他人及自身相处的探索。不管是一家企业、一个工会，还是机构、志愿者团体乃至学生社团，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复调适，需要不断的交流、相互理解与集体思考，以及“琐碎”、日常但艰巨的情感劳动。从这个角度讲，民主总是处在一种不断被建构着的‘进行时’中，它是没有‘完成时’的。这是《人民的酒店》一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我认为，这个序言可以说是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这本书的关键问题。如果读者朋友对其具体经验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下载丛速，失效不补）：
https://pan.baidu.com/s/1sUlMBXE3Tj94bFQe-RpZdw
提取码：o9on
结语
事实上，无论是赞赏还是审慎，网友的两种主张都是社会进步过程当中必然出现的，健康的争论。事实上，在今天的舆论场当中，“企业民主管理”激起的风浪，也正体现着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脉搏：这是一个走出“经济奇迹”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的国家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新常态”，越来越像“正常国家”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普通劳动者的尊严与权利已经逐步被社会公众更广泛的关注——理由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来都会成为普通劳动者，而现实也在不断教育大家，跳出这一命运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开始谈论企业民主，谈论劳动者权益，乃至重新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价值。
当然，我承认企业民主管理的“小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之间仍然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上看，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大民主”无法保全，微观层面的，工作场所领域的“小民主”往往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压抑。不过，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种宏观的，彻底性的改善似乎非常遥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民主管理的经验与案例不重要，也并不意味着“三两成群、就地战斗”的实践不重要。我认为，至少在胖东来的案例上，网友对“民主评议”的关注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想，对于勤于思考，愿意行动的读者朋友们来说，至少在胖东来的案例上，对民主评议的技术细节的关注远比对胖东来本身的道德评价更加重要——评价一家企业的忠奸善恶，乃至寄希望于更多资本家主动“向胖东来”学习是不够的。比这一工作更重要的，是对“胖东来经验”的总结，这些问题可以包括：
● 胖东来的民主评议是如何发生的？
● 在经营过程当中，哪一些问题会更容易进入民主评议程序？
● 民主评议过程由哪些个人或部门负责？相互之间如何协调合作？
● 在民主评议过程当中，基层员工的话语权有多大？
● 如果要在自己所在的工作部门实施类似的民主评议，从制度与组织上应该如何安排？能做得比胖东来更好吗？
最后，从情感上来说，我非常能理解赞颂胖东来的网友。从理智上来说，我也承认持审慎态度的声音不无道理。但是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舆论虽然是今天最常见的发声渠道，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渠道能够带来的改变无法超越的限度。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仍有赖于进一步的实践经验来打开。
[1] 上海市总工会：转发两份有关集体单位职工罢工情况的通知,1981年1月28日。
[2]【民主实践的“虚”与“实”—企业改革中的武汉工人-哔哩哔哩】 https://b23.tv/hH2kF0a
[3]【福利搬运】相较于米莱，阿根廷工人自治实践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