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终于花了几天时间看完了，之前直到大结局了我都还一集没看…
也是巧合，第30集刚看完，视频网站
立刻自动切换到下一部电视剧：《黑土无言》。
在同样的一个90年代，东北与上海，如剧集切换一般完成了隐喻、呼应与角色转换。
三十年前，北方国营工厂的一座座烟囱应声倒下，巨大的灰尘和黄沙也盖不住黄浦江畔东方明珠电视塔的拔地而起。
在南方“下海潮”滂沱的造富声浪中，北国的“下岗潮”则愈发无人问津，连上海本地达百万之巨流离失所的纺织工人都难入《繁花》剧组的法眼，遥远东北地区的千万工人阶级更是品尝不到黄河路上弥漫的酒香。
从这个意义来说，汪小姐这个角色其实才是《繁花》真正的剧眼，一如她的名字“汪明珠”，同东方明珠塔一起“成长”着。
不论是育于父亲的处处照顾却被剧情淡化无视，还是与港商宝总的官商苟合却被剧本高度美化为你侬我侬的情愫缠绵，亦或是携带从政资源成为沪上“旋转门”的下海一员……
一个有悖于政策与时代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三十年前所谓的“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
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剧中的“明珠公司”或现实里的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
正像《黑土无言》中的严家，雇凶杀害了捍卫公有制的刘建刚，并在鲸吞国营化肥厂的财富之后潇洒转身，成为了下海大军中流光溢彩的“民营企业家”……
《繁花》里，当我们看到连汪小姐“水江水暖鸭先知”得提前知悉汇率改革而一夜翻身这等反动剧情，都可以被主创团队用一句“小聪明”便轻描淡写的带过，所有被编剧妄图强行降智的观众就应当意识到这部剧到底在献礼什么，歌颂什么，粉饰什么。
自19世纪开埠引资，到殖民时期的“孤岛经济”，直至90年代自始至终不灭的“沪上腔调”，在今日更是诱得官媒亲自下场趋炎附势——然而，这“腔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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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说过一句话：
杭州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
2022年3月31日，沪上疫情沦陷中，西方列强们曾给予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封“通函”——结合那两天前的“丁丁保卫战”，真是让人有感“恍如昨日，魔都依旧”
上海这座城市的西洋殖民史是漫长且深入的，不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嵌入深度，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桥头堡”般的存在，其影响确实流传至今，无法忽视。
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约830亩土地被划给英国人作为居住地。
久而久之这块土地就形成了「租界」。
当时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上海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区、办厂。
租界理论上并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也不设立总督，而设置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对租界实行自我管理，实际上控制了租界范围，划定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1860年以后，随着国门进一步被打开，中国又增设许多通商口岸，也增加了一批租界。
最多的时候全国共有二十六个租界，其中上海独占三个，分别为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
1863年，上海的英美两租界合并为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又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的公共租界被认为是“国中之国”，有一整套自己的自治机关、活动刚要、武装依靠。
还记得那块著名的牌子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上海外滩公园的招牌。
曾有人洗地这是“伪传”，但根据1903年9月11日周作人的日记里记载：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同时，孙中山在《中国内乱之原因》里也有：
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1927年，北伐军武力接收九江、汉口租界后，兵锋直指上海。而英国为保卫上海租界，从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调一个旅，移驻沪上。
英美等国那个时候还制定了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将上海变为国联管理下的“自由市”，保持中立；或在工部局增设中国董事，让华人参与租界管理。
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清晰可见。
在西方人看来，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国人废置的沼泽，是洋人们用大量资本花了几十年时间平地起高楼，设立了自治的市政机构、修建了完善的公共设施、兴办了现代化的贸易企业，将落后的上海带动成为一座“连接中西方”的都市。
因此，在作为“国中之国”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数西方人也过着比在欧美故乡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适的生活。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本国国内原本只是普通的官员、商人，甚至有的濒临破产，但是来到中国、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后，摇身一变成为新贵，统领着江浙沪一带的民国买办，登上“人上人”的巅峰。
1915年时，上海的外国人数据不过两万人，1931年达到六万人。1937年淞沪会战后不断有日本人进入上海，至1942年上海的外侨总数一度超过十五万。
其中英国人自然是上海租界的传统“霸主”，早在1871年他们已在此开设了超过两百家公司，很多在本国面临失业危机的英国青年也来到上海寻求发展。
路透社记者爱德华·沃德于上世纪20年代从伦敦来到法租界，他发现这里的工资竟然翻了一倍，生活费却只需要过去的一半。
英籍犹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先是受雇于犹太人开办的沙逊洋行，后来他靠五百美元起家，成了上海有名的银行家。
在上海，英国侨民的生活简直让本土化人嫉妒，汉学家L·A·里奥即说：
上海的英国居民是一群被帝国宠坏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缴纳少得可怜的一点地税，他们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英国纳税。他们享受英国法律和外交庇护，得到英国舰队（甚至有几年再加一支专门卫队）的保护，而所有的开销他们都推给英国纳税人，自己分文不付。
30年代后，美国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
1936年时，上海已经聚集约3700名美国人，占全部在华美国人的1/3。
同样为寻求就业机会，日本人也一批批跟着侵华日军的脚步来到上海，成为沪上人数最多的外侨群体。
他们之中既有人管理着横滨正金银行、三井银行、日本邮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业，也有人在虹口、闸北经营着饭馆和商店。
1940年时，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商店等达到了596家。
在《繁花》中，作为带着“留洋日本务工”身份的商业海龟玲子，同样承担起大部分宣扬日式文化、展现改革开放时代“日流”进入中国的角色任务。
在剧中，玲子甚至后期直接将本帮菜馆改成了日本料理店…
需要看到，西方侨民曾经不仅在上海奋斗，更在上海享受。
专门研究上海英国人的哈瑞特·萨金特曾说：
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被派往中国工作四年，他们能在商行和其他驻华机构内得到一份美差。那些有能力、有教养的人很快就会融入圈子，了解这个城市的政治内幕。他们轻而易举地跻身上海总会的长吧台，坐在光洁的凳子上一边饮酒，一边发号施令。
而上海租界中也有极其下流的娱乐场所，比如来自旧金山的资深“老鸨《雷西·盖尔，她在上海开办的Line就极负盛名。
Line里摆着明清家具，铺着波斯地毯，供应法国香槟——但是却雇佣着许多中国女人，半强迫性的让她们沦为洋人胯下的玩物。
在公共租界内，中国人显然是没有话语权的。
1904年，一名在租界与洋人发生口角的中国人被关在站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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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底色源于殖民时期，但又同样为新中国有所保留。
还记得这句话吗：
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
这是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以陈毅同志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经济建设及工商业处理上所定下的总基调。
推导开来则是“解放上海十六字方针”：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这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中显得非常特殊。
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
陈毅同志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当时集结在上海城外的我军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
曾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后来回忆：
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华东局、新的上海政府对上海这座资本重镇的重视。
比如那四十辆装满整整四亿元人民币的美国道奇卡车在丹阳的静候——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十二种样票迟迟未到。
进城之后，这些钞票将成为陈云同志麾下“另一场战争”的武器。
事实上，早在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同样也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超级大考。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要在上海建立特别市政府，因为那里“资金厚实、实业良广、与西洋通商利捷。”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
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此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从1843年上海开埠、被动又主动得引入西方资本以来，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此前并无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随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海权时代降临，其特殊性逐步体现。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具有在上海进行“制度试验地”和“制度回避地”的价值。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其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
随着都市化加速，20世纪前三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庞大的人群却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
恰如2022年疫情之下截然不同的上海众生相。
就很有代表性：
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有限的城市面积和市区人口过度膨胀的冲突，都为这座城市的冒险、犯罪、投机提供了土壤。
轮船招商局获得晚清特许海运漕粮，便让过去活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他们转投其他诸如私盐、鸦片、妓院、赌场这些行业，而他们的旧组织——青帮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时已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华象征”。
谁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权就将获得一个拥有强大造血和融资功能的财政机器。
但是，在这样一个拥有“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政治经济与民间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启动并驾驭这台机器从来都不容易。
英国学者库寿龄在《上海史》中说：
国民政府当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于是他们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税捐。
但关税和盐税彼时仍然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早已被把持在西方帝国的手中，国府的税收新政受到了各个外国使馆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是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但整个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
蒋介石最后选择了妥协。
财政上没有出路的他开始寄希望上海“警察国家化”，这也是其法西斯专权的试点城市。
蒋介石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上海的无序和动荡，他强力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居高不下的犯罪问题。
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他不得不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比如1924年开始取代黄金荣垄断毒贩生意的杜月笙），这也凸显了蒋府的政治底色。
如此动作的回报是丰厚的。
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屠杀让杜月笙开始了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四年后蒋介石又出资百万让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同时杜月笙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也被合法化。
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上海，进一步被“特殊”，哪怕这是在国民党的体系里。
待到1949年春夏之交，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已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也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当时拥有六百万人口的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源地之一，是第一批受到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熏陶的地域，曾涌现大批著名的民营资本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
尽管受到多年战争冲击，但是在我党我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的资本主义比重依然不可小视。
1949年5月，上海拥有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3%，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也有36%之多，民营商业零售额占全市商业零售总额的比重更是达到92%，是国内民营工商业最集中、民营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
实际上，1949年元旦之后，上海许多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等主要负责人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得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一时的上海滩金融巨擘，均已陆续离沪。
一方面是先前蒋经国的“打虎乱棍”和蒋介石的滥发金圆券弄得资本界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慑于共产党的解放事业（当时的香港是主要逃离目的地）。
对此，陈云率先提出：
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称职的专业干部。
基于此，接管上海的准备从1949年2月就开始，以小平同志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大批量抽调了近两千名财经干部组成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由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顾准担任队长，南下到江苏丹阳地区开展集训。
他们学习了解当时能够掌握的所有关于上海社会经济现状的信息资料，后形成了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金融处处长陈穆，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等一大批党内知名财经干部，“誓死保卫上海秩序”。
由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成为当时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
为此，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企业以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的扶持。
具体包括组织联营、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购产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销等措施，成效显著。
至当月9日，民营工厂中已有钢铁、制革、面粉、碾米、铅器等363家开工，占各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
也是在1949年6月1日，上海市商会致电毛主席和朱老总申明政治立场，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会主义良好基础”。
次日，包括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在内的八十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在外滩中国银行四层会议厅举行座谈，时任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等市领导悉数参加，堪称解放后上海的首场大型民营资本家座谈会。
会上，陈毅开宗明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有财产应该被容许存在和发展。并保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政府会考虑资本家们所担心的问题。
陈毅的讲话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恢复发展注入了信心。
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化工大王吴蕴初，纷纷返回上海恢复了企业运营……
1949年7月，民主建国会创建人之一的胡厥文，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学习会；12月，在上海商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盛丕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这对上海的资本家们而言无疑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上海民营工商业和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使得资本家抱团联合的需求日渐强烈。
8月5日，六百多名代表与会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盛丕华在会上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
会上审议通过了“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该提案由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等共同提议，连署人包括包达三、陈叔通、徐永祚等二十四人——这等于在5月27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8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批示：
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今日遍布社会主义中国大江南北的“商会”、“XX会”其源头渊薮或许可以追溯到这里，也彰显了上海在当时全国工商业中的地位。
在《繁花》中，神秘的沪上金融游资组织“麒麟会”，同样是历史脉络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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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后，上海一度是作为先进政治力量的阶级高地而存在过的。
只是这段历史后来越来越被埋没和变相否定。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表明，革命造反派掌控的所谓“重灾区”上海，其经济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三五”期间（1966—1970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四五”期间（1971—1975年），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1．9％，平均每年增长7.38％。
1966年当年，上海国民经济即取得较大进展。这一年全市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5．7％，其中工业增长16．2％，农业增长1．7%，主要工农业产品绝大部分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全年新增固定资产3．59亿元。
上钢五厂500、1250轧钢工程、闸北电厂5万千瓦和吴泾热电厂10万千瓦电站工程、上海焦化厂年产45万吨炼焦工程等重要项目，先后建成投产。
多种难熔金属和高温合金的冶炼技术得到了突破，第一座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车间建成，合成苯和石油发酵脱蜡也都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
这一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95亿元，比上年增长6．4％；调往各地工业品53．40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出口商品总值8．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2％。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7959元，比上年增长12．2％，地方财政收入7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1967年上海国民经济有所下降，与1966年相比较，工农业总产值下降9．4％，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9.7%，铁路货运量下降28．9%，水上货运量下降13．1%，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下降42．3%，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12．4％，地方财政收入下降20．9%。
但是要看到，1967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的当权走资派操纵保守派工人，在上海全面实行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掀起经济主义的阵阵妖风。
而后在上海杨浦发电厂造反队接管了全厂生产指挥权后，队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担起了31号和18号汽轮发电机组的大修任务，并提前完成——在用电量大增的情况下，保证了全市的安全用电。原计划用三十六个小时卸完的煤车 ，仅用十八个小时就完成，经济也逐步恢复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基调中。
1968-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后三年，上海国民经济得到发展。
1968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1968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1966年的生产水平。
1969年和1970年，全国政治局面开始趋于稳定，武斗之风逐渐平息，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同时，这时期由于突出备战，加快三线建设和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197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也随之扩大。
上海作为我国装备性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生产任务和建设投资的增加，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那两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3%，和14．8％，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分别为5．3亿元和7．7亿元。
那一时期，上海在搬迁工厂、为大三线提供工业装备的同时，本身也进行了基础工业的改造和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此外，上海还根据备战要求，在民用工业中，建立了军工动员线，扩大了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
“三五”期间，上海国民经济计划从产值、产量来看大部分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其中工业为10．2%，农业为3．9%。
在二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上海完成和超额完成“三五”指标的有钢、钢材、发电量、水泥、电石、烧碱、农药、塑料、金属切削机床、大型拖拉机、发电设备、棉纱、棉布、化纤等141种，没有完成的有硫酸、合成氨、氮肥、汽车、机制纸和铜等6种。
“三五”计划期间，上海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和机电仪表电讯等装备性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机械工业已能生产120吨纯氧顶吹转炉、5吨真空电炉、12．5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4000吨卧式压铸机、各种程序控制机床、回旋钢锭细纱机、喷气织机、32吨载重汽车等装备性产品，以及能为年产5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和年处理100万吨原油的石油化工企业提供成套设备(其中钢铁联合企业设备的配套率是80％)。
1971年和1972年，上海的经济继续发展。工业平均每年增长8．1％，其中重工业增长13．1％。以1972年与1970年相比；钢产量从301．42万吨增加到388．71万吨，原油加工从231．57万吨增加到336．84万吨；矿山设备从15106吨增加到22440吨。
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展开，上海机电、仪表等工业继续为攀枝花钢铁厂(四川)、昆明钢厂(云南)、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等国家重点建设单位提供配套装备。
在原材料基地建设方面，除“三五”期间已经开始建设的梅山(江苏)、张家洼(山东)、大屯(江苏)等3个煤铁基地外，为了解决硫铁矿供应问题，1972年又增加了对新桥硫铁矿基地(安徽)的开发。
根据毛主席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引进一批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报告，上海从1972年6月开始筹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第一期工程。
在1971和1972两年中，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3．8亿元。
对外贸易方面，1972年上海口岸的外贸出口总额为13．3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53．4％，平均每年增加23.9%。1971年和1972年全市重工业投资分别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0．5％和66．4%，同时，生产性投资又分别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92．8％和88。2％——上述比重都是上海解放以来最高的年份。
在“四五”时期的后三年中，由于国家给上海下达的任务、投资和原料、燃料是逐年增加的，因而上海的工业生产水平继续得到提高。
这一时期，国家的投资重点已从建设三线逐步转向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的大中型项目。除了有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任务外，还承担一部分其它引进项目的国内配套任务。
此外，1973年前后，是我国对外援助最多的时期，上海承担的援建项目也较多。这一时期，通过承担支援国防军工、支援农业、支援基础工业、重点项目配套和援外设备制造等任务，上海工业的产品面貌和配套能力有了变化，已经能制造年产150万吨钢的120吨纯氧顶吹转炉设备，3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年产15万吨的化肥设备、年产75万吨的煤矿设备和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高精度机床、数控机床等大型产品和精密产品。
从1973—1975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6.6％，其中工业为6．8％，农业为1.7％。1975年上海铁路局有12项经济技术指标超过了1974年，客运和货运分别提前26天和11天完成了全年计划。
上海的工业生产在2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种产品的产量比1974年增长，其中钢产量增长6.1%，发电量增长10％，水泥增长15％，手表增长11.4%。
“四五”期间，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1．9％，平均每年增长7．38％。其中，工业增长42．4％，平均每年增长7．48％。财政收入增长36．3％，平均每年增长6．26％。这一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5．3亿元，比“三五”时期增加1倍多。
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1975年与1970年相比，钢从301．42万吨增加到398万吨，增加了近100万吨，原油加工从231．37万吨增加到362．01万吨，增加了60多万吨；发电设备从83．4万千瓦增加到171万千瓦，民用钢质船舶从15．15万吨增加到33．1万吨，都增加了1倍多。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上海市永恒的发展答案，历史如此回答，今天更是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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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原著中其实还有两条聚焦底层的内容线，但遗憾的是，操盘电视剧版本的王家卫，其大部分唯美似幻的镜头、高对比度的画面、斑影离乱的灯光，都对准了黄河路上西装笔挺的资本客。
其实即便在电视剧中，我作为观众还是十分为玲子的夜东京餐馆以及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一群市井小民的烟火生活而吸引。
在我看来，玲子的精于算计，菱红的爱贪便宜，葛老师的装腔作势，陶陶的死不正经——夜东京的魅力值要远远胜过灯火通明但却充斥着幼稚装X和虚情假笑的至真园。
只不过令人扼腕，玲子的后期竟然也将接地气的上海本帮菜馆改成了物丑价贵的日本料理店……
从烹饪的角度看，这里的剧情倒是十分贴合现实的：日料（刺身/寿司/煮面）、韩餐（烤肉/拌饭/煮面）、西餐（牛排/各种烤物）等的烹制难度，相比于对各类做菜功夫（刀功/炒功/炸功/蒸功/腌功/酿功）要求极高的中餐，确实是低到尘埃里。玲子这么一个零基础的女子能够秒变“餐厅主厨”、“日料仙人”，这倒真确符合日料/韩餐/西餐等领域的事实，是哉斯言。
但唏嘘之处，正如成为了“新夜东京”股东的陶陶所言：
没意思。
这也就引出了《繁花》难以回避的“装容追求”：它必须精致，必须高端，必须隽雅，必须光彩夺目，必须一尘不染。
恰似宝总在惊闻汪小姐“下放工厂”（“下放”，这词真有意思）时的惊忧：
不行的，她坐办公室做习惯了！
似锦的《繁花》，又怎会将目光瞄准黄河路之外更多的历史角落呢？
上海青年作家周嘉宁去年5月27日在上图东馆作“城市变革与个人史书写”讲座时曾说：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让我想到，上海也有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下岗潮）和一连串的事件，但没有被很好地书写过。
我妈妈这一边的整个家族都是纺织业的从业人员。照理来说，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家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再听到过他们讨论这件事情。
近年很多年轻人喜欢聊原生家庭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其实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把一部分的目光放到父母这一代人的经历上，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命运造就了他们。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绝对龙头城市，新中国后的工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以家用品来说，“永远牌”自行车、“凤凰牌”缝纫机、“红旗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大白兔牌”奶糖、“中华牌”牙膏（不是今天的那个名不符实的“中华牌”）、“友谊牌”香脂（铁盒装），还有上海产的麦乳精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在上海各工业门类中，又以纺织业尤为闻名。
但随着产业结构变化，上海的纺织业在90年代迎来大调整。
1993年12月31日，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中国纺织总会发布《关于解决棉纺织行业存在问题的意见》，提出：
加快调整地区和产业结构，压缩棉纺生产能力1000万锭，实现产需基本平衡。
对于下岗潮那段历史，上海作家程小莹2014年出版的小说《女红》有很多详细的描述，小说第三章专门有一节叫《砸锭》。
那个阶段上海的纺织“富余人员”的特点是年龄偏大，特别是工业重镇老闸北区和闵行区，工人平均年龄超过38岁，36~45岁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职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为“老三届”，她们将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厂子”，而在一纸政策面前均沦为被抛弃的蝼蚁。
作为时代硬币的反面，等待她们的除了天崩地裂的被失业，别无其他。
三十年前，从东北到华北，从西南到上海，工人阶级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黑土无言》中，优秀且光荣的化肥厂工人赵新国在“国企改制”后沦为资本家的保安，并随之完成了身位与认知的双重改造——一个曾被厂子评为优秀职工的老工人，居然会颐指气使得冲着浑身污脏的闯客怒斥：
严总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你个破要饭的！……
由此而悟，关于那段身后路的评价，很显然需要跳出“人性”而进入对历史与制度的清算。
相比于在外交政策、经济改革、政治环境等多重影响下就业业态并不算贫乏的上海（许多纺织女工穿插于各行各业甚至是“空姐”“空嫂”），90年代东北大地的下岗工人则要清苦和悲情得多。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提出：
本届政府的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
“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三年后，入世前夕，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
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2010年，刘仰在《国企改制的一个经典案例》中曾披露过一个事实：
牧羊集团原先是扬州市邗江区粮食局下属的邗江粮机厂，创建于西历1967年。1996年初，从工厂制变为公司制，成为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这时候的牧羊还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在2001年，牧羊实行“股权优化”，国有股比例从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东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
这是令我困惑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国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虽说国企私有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这一突然私有化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没有公开的事实？
据我所知，一些国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权分给员工，但是2001年时，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东数却只有19人。
据牧羊现在的介绍，目前它有员工1380人左右，2001年时可能不是这个数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团当初从国企变成私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操作方式？
另有数据显示，当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拥有的股权74.84%属于经营班子。
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对不对：当初国企的厂长、书记等管理班子，在国企私有化后，成为了私企的老板。两年后，西历2003年，包括许荣华在内的5位大股东拥有牧羊集团全部股份的85%。可见，在这两年中，大股东人数持续减少，其中应该有一个“兼并”的过程。
我的问题是：国企原管理班子成为经营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们分别以设么方式、什么价格持股？分别实际出资多少？
我看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数字，许荣华当初出了50万，便拥有了15.51%的股份。这实在是有点令人惊讶。按照媒体说许荣华在看守所里被迫转让了价值1.5亿的股权，等于是说在4、5年的时间里，牧羊集团私有化后，个人股东的财富暴涨了300倍！如此惊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恐怕世间少有。
这与苏联解体后一众前苏共高官摇身一变成为寡头私企的高管，何其相像。
2000年底，中国资本所有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占26%，集体占9%，个人资本占有57%，港澳台和外资占有8%；到2008年，全国资本性资产中，国有资本只占10.50%，集体资本占2.76%，个人资本占79.92%，外商资本占6.82%。
然而实质上，这个“个人资本”当然不包括昔日作为领导阶级而存在的工人与农民……
以致于到今天，我们依旧在承受二十余年前经济大地震带来的历史遗留灾难。
回看90年代，早在1997年的十五大后，中央就提出所谓：
国有经济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行业布局上有进有退。
东北三省随即开始进行“尝试”，到2003年时，辽宁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剩2000户左右；黑龙江省2002年初统计结果是地方大中型企业484户，其中国有独资超过半数，初步实现多元产权的133户企业中，72户国有股绝对控股。
对此，时任黑龙江省委企工委副厅级巡视员的李必鑫甚至公开发声：
黑龙江省这几年资产流动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敢。
电视剧《黑土无言》的对照省份，正是黑龙江（剧中汽车车牌为“墨X”，拍摄地为牡丹江）。
还记得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吗，这家人发生的故事同样是在黑龙江。
直到2021年上半年，曲婉婷其人居然还在微博一如既往地为她妈“鸣冤”。
数年如一日，我只能说人至贱则无敌。
2017年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高小琴伙同祁同伟、丁义珍买卖土地、变更土地性质的案件，就可视为张明杰案的艺术翻拍。
张明杰曾任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副区长，主管农村征地工作，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与哈尔滨市东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谋，在齐齐哈尔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过程中，虚构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土地使用权已经转移的事实，骗取征地款3.4985亿元人民币。
这些，都是老一辈工人积攒下的血汗钱。
此后，又由他人代表张明杰与魏奇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利益均分。
双方合作股份为各持项目50%的股份及项目利益，经侦查，案发时双方共同控制的哈尔滨先发置业有限公司账面资金为人民币6500余万元，固定资产为门市房49套(价值人民币1.1亿余元)及途锐越野车一辆(价值人民币80余万元)、依维柯客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9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8亿余元。
按《合作协议》约定，上述款物的50%应归张明杰及另一名被告人所有，二人共同受贿折合人民币9000余万元。
这个魏奇是张明杰的老相识了，张明杰任职哈尔滨市建委信访办时，就帮他处理过道里区田地大厦违法拆迁的“麻烦”，“平定”数百名上访群众……
东江公司在并购原种场后，张明杰在继续主管原种繁殖场职工安置工作的过程中，又未按规定由转让方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
当时，张明杰私自批准同意将6160万元人民币违规转入由东江公司实际控制的以原种繁殖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并由受让方东江公司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000余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还。
同时，张明杰还利用主管农村征地工作职务之便，收受下属榆树镇党委书记孙某、镇长刘某感谢其下拨征地款而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
2009年，6160万换来了3.5亿：黑龙江省与铁道部共建的哈齐铁路货运专线，以及哈尔滨城投集团，需要用地，便找上了魏奇，出价3.5亿。
再然后，魏奇就出逃加拿大温哥华了。
在早先庭审过程中，检方以张明杰犯罪金额特别巨大及拒不认罪等为由，建议判处张明杰死刑——然而，张明杰的辩方律师以证人与张明杰有利害关系、检方查案时有“不规范行为”、“应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界定模糊”为由，认为张明杰无罪………
东北、华北两地区整整一代下岗工人、超3000万人口的失业家庭，翘首期盼“还一个公道”的死刑，依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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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黑龙江的张明杰，三十年前在私有化这股风潮之下，整个东北大地都可谓乱象连连：使用仅一年的10台原价值248万元的自卸车，在企业改制评估中确定的成新率仅为50%，仅此一项导致国有资产净值减少110万元；一座账面净值为463万元的企业办公楼，在改制中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的净值仅为223万元，净值减少240万元……
国有资产就这样成了《黑土无言》里严红桥那样的改制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及其亲属暴富的“盛宴”。
由于在资产评估环节人为压低国有资产净值、会计师事务所超越职责权限进行资产评估等问题，当年的东北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国资流失问题相当触目惊心。
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规和制度不健全，也使国企改制中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监督约束力被严重削弱。
比如当时长春市房屋重置价格每年度应由有关部门根据市场供求和价格情况予以确定发布，但是从1999年发布当年房屋重置价格以来，长春市长达十年至今未发布新的指导价格。
这直接导致了1999年以后的房屋重置价格政策出现空档，使国有企业改制中对房屋重置价格的评估依据出现问题，甚至给国企改制中一些人钻政策空子留下可乘之机。
再如长春某区属国有企业改制时办公楼账面净值在2006年时为463万元，经过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后净值仅确定为223万元，净值减少240万元，其评估依据就是1999年发布的房屋重置价格，没有新的依据。
而事实上，1999年以来，长春市建材市场及房地产价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999年发布的重置价格已经根本无法准确反映2006年的市场价格。
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
然而下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街头“卖艺”的家庭职责，以及在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角色……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在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中，马苏饰演的在云南大理从事三陪服务的女人，即操着东北口音。
不知是否宁浩有意为之，但电影场景颇具黑色幽默。
在欧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捷克女优——经历了国家解体的捷克，和中国东北地区如出一辙：遭遇了社会制度变革、休克经济疗法，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基础毁于一旦。
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女人，往往就会成为时代翻覆的最直接牺牲品和最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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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屑于东北人曾经的“铁饭碗”，认为是国家过分照顾、让东北人“贪了旧制度的便宜”。
事实上，东北人的铁饭碗从来就不是白端的，铁饭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
计划经济，准确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准战时体制”，以应对北方苏修和东面美日韩联军的威胁。
从抗美援朝到抵御苏修，冲在最前线的都是东北人民以及东北的国有企业。
国家的要求很简单：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东北的国企必须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扩大军工生产、支援前沿战线。
比如《黑土无言》映射的黑龙江即是典型，包括哈尔滨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哈尔滨风华机器厂等黑龙江国营工厂，均专门有一条军工线，专供战时。
所以东北的国企工人曾经均是被视为“全员战士”的。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当年高岗是怎么起势的？就是在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后方为彭老总输血。
结果1991年，偌大的苏联突然崩了，中国顿时失去了北方威胁，压力尽释，东北国有企业的庞大福利也瞬间成了一种“累赘”，进而坏账、积债……
同时，自1979年就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导致了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这些也是在人为地给东北国企敲响丧钟。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仅仅十年之后，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80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在《漫长的季节》里，正是宋玉坤这样的人物。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取得如下权力：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随后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77.6%。
通过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
按照毛主席的话说：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资本的力量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它为解体和下岗埋下了伏笔。
如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经有言：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瞅瞅曲婉婷她妈那种，涉案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换作了曲婉婷留学加拿大一年20万、一学就是九年的学费……
曲婉婷这样的人，她们之所以能够走上写歌唱歌的职业烧钱道路，正是源于黑手攫取国有资产的“英雄母亲”（曲婉婷自己的话）。
在1999年，那个人均工资只有一千多的时候，张明杰就给女儿曲婉婷买了一架钢琴——当年的钢琴价值多少钱？看过电影《钢的琴》的人都知道。
《钢的琴》的导演张猛曾回忆：
1999年，我在铁岭评剧团看到一架木质钢琴，是当时他们团里的人做的，那时候我开始想这架钢琴的故事。
铁岭有一个钢材市场，里面有一大堆失业的工人，他们失业后买了跟自己以前工作时一样的机床，变成了一个个小作坊，但其实这些工人们又都集结在一起，你想做个什么东西都是在这个市场里完成——两个“念头”碰撞到一起，就萌发了《钢的琴》的创作。
一个人在突然失业后面对社会时最阵痛的时期，是我一直想拍的，我不想人们把那个时代遗忘掉。
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张明杰送曲婉婷去了加拿大音乐学院上学，一年学费20万+，一读就是九年。
后来，“学成归来”的曲婉婷回国开演唱会，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于是豪气的张明杰便大手一挥把一张张上千的门票自己买下来，然后白送出去！请人来听她女儿的演唱会。
2019年8月，哈尔滨中级法院开庭，此间检方去掉此前指控张明杰的贪污罪，将原有三项罪名变更为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
曲婉婷在2015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采访的时候说：
我的母亲是我的英雄，她是一个勤奋的人，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的。
曲婉婷奢华的海外生活和昂贵的音乐学费，是数千国企退休工人的安置费、是所有工人养家糊口的救命钱。
而张明杰贪污受贿、贱卖国企土地，却把那些曾经为了建设国家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国企工人，当作包袱轻轻松松甩掉、断了数千家庭的生计。
当年种场有566名职工被违规解聘，那些工龄接近20年的老职工，其遣散费不足2000元。
失业之后，所有工人没有退休金、没有安置费、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在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冬天这些“被下岗”的国企工人们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其中有一名职工因患病无医疗保险治疗，最终上吊自杀。
真的是人间悲剧。
而曲婉婷呢？走上歌星之路、收割粉丝韭菜、裹挟舆论流量，就可以化身音乐偶像、洗白资本原罪……
真乃“完美犯罪”。
娱乐圈里像曲婉婷这样带着原罪“追寻梦想”的玩意，一点都不少。
比如华晨宇的大伯，湖北鑫银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让说吗？
跋
前文有述，《繁花》中的汪小姐是整部剧的价值核心，她与红颜知己的宝总，一道展示了90年代上海滩的创业者们在代表着旧资本力量的爷叔与官僚资本主义力量的27路“旋转门势力”的共同提携培育下，如何“先富起来”。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象征着传统江浙资本的魏家（魏总）匍匐在了上海新资本的脚下（魏总死死追求着汪小姐），以上海为火车头的长三角经济圈逐步成型。
而港商宝总的股战失利以及旧爱雪芝在香港的逝去，则隐喻了自90年代开始香港资本黄金年代的消亡。
相比于王家卫早期《阿飞正传》中对香港在生母（中国）与养母（英国）之间迷茫踌躇的暗喻式提问，至少三十年之后的《繁花》里，“墨镜王”总算悟透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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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后，上海资本乃至中国资本的主流视角再度由股票转向了土地，属于地产经济和楼市泡沫的时代旋即开启——但这个时候，宝总已然跌回了阿宝，一如下海潮之初那些从“当家做主”的阶级高位跌入下岗求生境地的工人们。
上海这座城市最让人着迷的一点或许就是「自由」，也就是《繁花》所谓“腔调”在体面、精致、仪式感等表象之下的文化内核。
这种自由的体现，在于任何人群、阶层、脾性、志趣似乎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角落。
但是这种自由的侧面就是绝对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
在上海，任何踩着别人的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任何被踩在脚下的人也能自得其乐得自圆其说…
剥削者趾高气扬，被剥削者亦是愿意在灯红酒绿的“他们吃肉，我喝点汤哪怕闻闻味也不错”的虚靡感中，寻找着沉醉的快乐。
上海，像极了一座旧世界的贵族遗孤——这里早已没有贵族，但处处外溢着浓烈的贵族感。
安福路上的街头萨普也罢，咖啡店里不知所云的“MacBook帮”也好，共同构成了一座容纳着“桃花源中人”的CityWalk之城。
2022年的沪上抗疫已然描绘了一幅载体详实的图景，“墨镜王”拍录数年之久、摄制画面质感极尽美轮酥雅的电视剧《繁花》，更是给这幅长卷戳上了盖棺定论的印章。
这样一座早先于先进政治力量崛起而崛起、早先于强势意识形态成长而成长的城市，向来是先进文化与进步体制难以登陆、难以打开缺口的堡垒。
或许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宛如“瓷器店里抓老鼠”般艰难的解放进程中，上海就已经奠定了今天的模样。
这里本是中国包括左翼政治、左翼文学、左翼音乐在内的左翼文化的发祥地与传播地，怀念所谓“一百年前的上海”也应当是怀念五卅运动，鼓吹所谓“上海是属于上海人的”也应当是针对帝国主义与买办势力，而不是针对除上海人以外的中国人。
但是现实却似乎在朝着美化《南京条约》与《五口通商章程》、粉饰蒋记民国与杜月笙黄金荣、吹捧周正毅等商界巨贾或网红医生等舆论领袖的方向狂奔而去………
它被垂直化得保留了太多野蛮的旧基因以维持“大上海”这个超越共产党执政意志、分离共产党执政秩序的城市景观，最终形成了一幅凌驾七十年的史卷。
它的价值内核从未改变过。
因为被需要，所以被放逐；
因为「曾经百年间」，所以「最近四十年」。
同一个90年代，东北黑土无言，沪上繁花锦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