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废除对员工实行末位淘汰制，而代之以对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结果企业效益和面貌立刻大变样。这就充分证明了多年来我们那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依法治国治理得对象应该是官员而不是百姓，企业管理应该管理的也是企业干部而不是企业员工。以往中国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颠倒，所以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颠覆，导致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全面崩溃，导致了官员无所顾忌地全面腐败。
刀郎为什么一曲颠倒之歌，这么短时间播放量就已经超过600亿?就在于他表达了当今社会人们的共同心声，就是控诉、鞭挞和渴望能够改变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比如在官与民的法律关系方面，当今中国就发生了彻底颠倒，纵向看彻底颠倒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民关系，横向看彻底颠倒了整个世界的官民关系。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皇家的社会而不是官家的社会，而皇家要想保住自己的天下，就必须管理好各级官员，防止官逼民反，危害皇家的天下。所以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法治，主要是治官而不是治民，为了防止各级官员颠倒法治关系，把法律变成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干脆设计了“官不下县”的政治制度，县级以下不设立政府和官员，以此来防止政府和官员扰民害民，在制度上断开了官员随便欺压百姓的通道。那么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只是用来治理官僚呢?也不是，因为把老百姓逼上造反道路的不仅仅是官僚，同时还有富豪，富豪和官僚同时会危害皇家的统治。所以皇家在用法律管理官家的同时，也让官家即官府和官员用法律来治理富人，包括对富人的房屋建设和穿衣戴帽都做出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规定，一旦违法逾制，轻则本人判刑，重则祸连九族。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存在2000多年的根本原因。期间无论多少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老百姓都不仅不会推翻皇权，而且100%都会维护皇权，无论农民起义和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地维护皇权，完善皇权，通过巩固和完善皇权，来实现老百姓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只反贪官，只反皇帝，而从来不反皇权的根本原因。《水浒》中最坚定的革命者就是阮氏兄弟，而阮氏兄弟革命造反的宗旨就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管家”，这里的赵管家指的就是皇权。不仅水泊梁山的农民起义不反皇权，包括方腊的农民起义也不反皇权，而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就先黄袍加身做了皇帝。
对此一些人总是说什么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不反皇权，反映了农民的愚昧和历史局限性。这纯粹是放狗屁。农民只反贪官和皇帝而不反皇权，恰恰反映了中国农民和中国劳动人民具有无与伦比的卓越政治智慧。因为既然皇家和官家是对立的，官员职务再高也只能当到宰相，到死都是为皇家效劳的打工一族，永远不可能进入皇家，否则就是灭门九族的大罪，国家永远都是皇家的国家，而不是官家的国家，这就为老百姓堂而皇之地公开反对政府和官员提供了合法性，使老百姓的革命和造反具有了道义和伦理的优势。老百姓或者可以像水泊梁山那样打着捍卫皇家的旗号消灭各级政府官员，或者像方腊那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把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连锅端，再造一个符合天道正义的新皇权。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富人老板成了社会的统治者，他们便把官员和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颠倒了过来，用富人管理官人取代了以往的官人管理富人，并且比以往官人管理富人的法律还要更加严格和详细。只是由于官僚集团对资本集团的制约和人民大众对资本集团的斗争，资本集团也不能完全摆脱法律的约束。但是资本集团利用金钱至上这种内在约束，享受到了以往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包括皇帝都享受不到的各种特权，包括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法律特权。但是这种斗争也仅限于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资本集团从来就没有幻想把人民大众纳为法治管理的对象，因为资本集团知道任何法律也约束不了革命，所以他们法治约束的对象主要就是官僚集团。
只有改革开放后的当今中国，把老百姓变成了法治管理的对象。把历史上用来管理官员和富豪的法律，变成了官员和富豪用来管理老百姓的法律。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全乱了。一方面，由于官僚对“十年群众专政”的报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形成了官僚专政，各级一把手拥有了除上级一把手之外的无边权力，把过去全国一个皇帝变成了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皇帝，社会进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只有皇帝一人是天下道统代表，全国具有统一的道德伦理，而如今所有一把手全都变成了道统代表，数千年形成的道德伦理体系自然也就崩溃了，社会在物质文明繁荣的表面掩盖下，进入了真正的兽性状态。
可见，当今中国信仰的崩溃，道义的崩溃，内在秩序的崩溃，统一力量的崩溃，主要就是官民之间法律关系颠倒造成的，是把依法治国变成依法治民的结果。既然知道了病根在哪里，自然也就知道了治理方法，就是把依法治民重新变成依法治官。当然，最理想的状态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众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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