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革”时期的圣物
□王彬彬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革”是一个亵渎神圣的时代。许多原本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东西，都遭到了亵渎。但“文革”又是容易产生新的神圣之物的年代，几只芒果、一个橘子，都可能变成圣物。
1968年，巴基斯坦访华的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当然不会很多，一小筐、十来只而已。毛泽东对水果没有兴趣，于是转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转赠，就让这些芒果成了无比神圣之物——— 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得到毛泽东赠送的芒果，那无疑是天大的荣耀。首先获此殊荣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师生，自然是泪流不止、欢呼不止。但清华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能真的把这些芒果都嚼而咽之吗？当然不能。他们要让这神圣之物的神圣之光照耀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们。于是，芒果之一部分被转送其他单位。消息自然传遍北京、传遍全国。谁人不想沐浴这圣果的光辉？哪里不想供奉一只这样的圣果？但圣果多乎哉？不多也。不可能遍赠全国，于是，蜡制圣果便应运而生。虽云蜡制，其神圣性却丝毫不减。以毛泽东名义赠送的蜡制芒果于是以无比庄严、无比神圣的方式降临各地，各地则以盛大的游行、以震天的欢呼、以无数狂跳的心和无数流泪的眼，迎接这圣果。蜡制的圣果，被装进玻璃罩，安放在丝绒包裹的台座上。
毕竟也有单位得到真芒果。芒果刚在北京传送时，应该是真假混杂的，几只芒果送到某单位，可能其中有一只是真身。据毕星星《下落不明的芒果》(《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一文说，北京针织总厂就接到了芒果肉身。在盛大的欢迎仪式后，肉身芒果被蜡封起来，置于大厅的坛上，工人们则排着队，一一鞠躬致敬。但肉身的芒果本来是带着细菌的。说那时的人不懂得在对芒果蜡封前应消毒，应做防腐处理，恐怕并不符合实情。真实的情形，恐怕是没人敢说应对之消毒、应对之防腐。谁人敢说这样的圣物有毒？哪个敢言这样的圣物会腐？由于没有做消毒、防腐处理，芒果几天后便开始腐烂。怎么办？任其烂掉，罪莫大焉。总厂革委会决定对芒果去蜡、剥皮，将果肉煮成一大锅汤，所有工人排成长队，每人喝一口圣汤。毕星星文中说，当蜡制的芒果到达四川瓮安时，有个老牙医瞻仰之后，说了句“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于是便被专政机关以“恶攻罪”(“恶毒攻击罪”)逮捕，后来被拉出去毙了。
那时候，与江青、林彪有关的东西，也可能成为圣物。“文革”时期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结束后被判处18年徒刑。1992年，徐景贤得以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后，徐景贤辛劳数年，写成《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录》。在《十年一梦》中，徐景贤比较真实、客观地回忆了“文革”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情，因此颇受好评。此后，徐又写了《徐景贤最后回忆》。对于认识、研究“文革”，《徐景贤最后回忆》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书。
《徐景贤最后回忆》中，说到了“文革”期间的另一种圣果。据徐景贤说，“文革”期间，林彪时常给自己比较亲近的部队送点礼物。礼物当然量不会多，也不可能是贵重之物。这其实不是在送物质，而是在送精神。有一次，给驻浙江的空五军送来一筐橘子。军部机关便召开誓师大会，庆祝林副主席送来了“幸福果”。然后把“幸福果”层层分送。于是，军到师、师到团、团到营、营到连，层层开会表忠心。有一个师政治部，分到一只大橘子。政治部主任召开了誓师大会、率领众人表了忠心后，便把橘子安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有事出去了。机关这么多人，就这一个“幸福果”，该采取怎样的吃法，他还在考虑。有一个副主任，恰好这时出差回来。他尚不知有“幸福果”这回事。见主任桌上有个大橘子，而他正好有点累、有点饿、更有点渴，拿起橘子就剥、就吃，眨眼工夫，就只剩下皮了。这时，主任回来了，见此情景，叫苦不迭：“刚刚开过誓师大会，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来的重要礼物，闯大祸了！”副主任自然急傻了眼。愁急间，主任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命令伙房烧一大锅开水，把橘子皮泡在水里，多放几斤白糖，全体干部战士每人一杯。事情虽过去，但副主任还是写了深刻的检讨。幸亏林副主席送来的是橘子，要是也送芒果，那干部战士岂不是要尝一回芒果皮茶？
芒果、橘子之类，水果而已，但在那时候的中国，却可能轻意间就成了“圣果”。林彪也不只是送橘子。徐景贤说，有一回，林彪给浙江部队送来的是他家乡湖北的特产麻片糕。麻片糕不能泡水。部队首长只好把大家集合起来，把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保证每人分到一块。分到的块儿有多大，取决于参加分的人有多少。当然不是分到就吃、吃完就算。还要表忠心。每个人都要表态：“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励、最大鞭策！”(第249-250页)
我有时候想：人是有精神、有思想的，所以比其他动物更难以规训和控制，然而，又因为人是有精神、有思想的，所以比其他动物更易于规训和控制。没有哪一种动物会像人那么聪明，也没有哪一种动物会像人那么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