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
因本刊曾编发他的文章，有过多次电话交流。元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梁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房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梁先生平易谦逊，极具亲和力，访谈氛围轻松而愉悦，近三个小时的开怀畅谈仍让人意犹未尽……
记 者：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和您有个简短交谈，习总书记说，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如何理解？您为什么说习总书记“是有两个故乡的人”？
梁晓声：习总书记肯定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是指书籍应该成为人的另一个故乡。为什么世界各国用读书人口比例来进行比较，哪个国家读书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感到很光荣呢？一个国家读书的人口越多，证明这个国家的社会状态越静好。人不在静好的时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读书的。还有一点就是，即使这个时代不静好，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读书增强自己对时代的抗击打能力。
其实，习总书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我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中，有的背负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那个阴影，这样的人有很多。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站在我旁边的王安忆说：“晓声也是那样的人。”总书记就笑了。我也得说句话呀，我就说：“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书籍是您的第二故乡。”然后，总书记就说了那句话：“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这话其实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文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您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打算？
梁晓声：近期，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们和阅读的关系。我想对小学生和中学生讲，阅读、作文不要成为一种包袱，因为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们怎样从分数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其实也有对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现在，我正带着十来个“80后”写一个剧本，反映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也要写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人生和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种乡情。尽管这些“80后”没有直接阅历，但相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补上对从前中国的认知。另外我也觉得，由“80后”来写这样大情怀的剧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轻作家的作品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有家风、有乡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带着他们写，我一直想着春节之后怎样把这件事做好。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创作重心上有一个转变，从对过去的摹写（北大荒文学）到对现实的叩问，是什么促成您写作风格的转变？
梁晓声：近期几家出版社出的书，收录的都是我所写的社会时评，包括少数杂文。这并不完全是近两年放下小说来有意为之的事。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记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种反映？
梁晓声：是的。其实，我的写作也在变。我在《九三断想》的开篇写道，我经历的时代从来没有像目前的时代这样给我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记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梁晓声：写小说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小说创作原则的时候说，我们作为文学家，第一品质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我们总归是用笔在写他人，而不是写自己；还包含看社会看时代的理性，“善良”这个词我觉得是善和理性的结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一个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误伤好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良好原则。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头变成石头。
在读这样的书时，我往往会本能地问：“我自己能做到吗？”常常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不能做到，所以对这个虚构人物产生了更大的敬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我们说自己不能做到，这是由于此刻我们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能就会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读过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个部落为了生存，在密林中迁徙。密林很阴暗而且多沼泽，树枝缠结在一块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行进中不断有人倒下或被沼泽吞噬，人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力气和勇气。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划开自己的胸膛，举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着丹柯勇敢往前冲。后来他的心裂散开来，仍像星星一样散发出光芒。尤其在我们那样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读了这样的书，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们的英雄主义又不一样，读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动，至少要求自己笔下也要多写这样的人物。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的书。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来源：《秘书工作》杂志 记者李恒建 王泽阳 燕玉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