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纳税人”及“纳税人权利”这个说法，意思是说，政府要听纳税人的、要替纳税人办事，似乎是替老百姓讲话，很有欺骗性。
看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网络文章，也经常看到“税收”这个说法，似乎各派争夺地盘，就是为了收税。
“税收”对于封建王朝，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但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至少，统一的封建王朝，对税收的依赖，没有那么严重。
特别是，中国至少自战国时起，列国就铸造发行信用货币，税收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首要办法，就是铸造发行货币，而不是税收。
如果中央王朝，或者地方豪强需要军费、军粮、布匹之类，直接铸造货币，发行给自己的政府、军队，让政府军队到市场上采购即可，省时省力效率高。而税收则要麻烦得多。
汉朝，汉文帝作为外藩、只身入主中央，军权、财权均不掌握，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考虑到周勃、陈平诸权臣曾敢于杀吕氏及其扶持的汉姓子孙皇帝，则文帝处境非常艰难甚至是危险。不要说做点什么大事，就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文帝所谓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不问苍生问鬼神”之类，也是无奈之举。但文帝确实是有经济头脑的法家政治家。他命邓通大量铸币，即著名的“邓通钱”。如此，他就侵夺了由诸权臣、地方豪强把持的货币发行权(铸币权)，从而有了在经济上与诸权臣、地方豪强斗争的基础，为自己培育政治力量提供了经济保证。
我个人认为，自汉高祖到汉武帝这好几十年，皇上与诸权臣明争暗斗的关键，在于争夺军权、财权的控制权。而争夺铸币权，则是斗争的关键。由于分封制，汉初诸大臣、地方豪强都有铸币权，而中央的这个权利自然就弱化了。所以，权臣、豪强势力强大，而中央的力量反而极其贫弱。每有征战等大事，权臣豪强必然要向皇家索要军饷、费用。中央则无法满足，自然不敢动兵征战办大事。这应该是当时高祖不敢再伐匈奴的重要原因。文帝时，权臣、地方豪强对财经的侵夺更加严重，汉朝中央更加无权干预财政，更加不敢有所作为，不行“黄老之术”，又能如何?
文帝用“弄臣”邓通铸币，自然受到诸权臣、豪强的忌恨。文帝崩，则诸权臣合谋杀害了邓通，重新夺回铸币权，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地，邓通死，也意味着景帝对铸币权(货币发行权)的掌握再次松弛，而诸权臣再次霸占了货币发行权。汉王朝的生存，不得不依重于权臣、豪强的“税贡”，王朝政令亦必受其控制。景帝，自然也只能继续“无为而治”。
所谓“文景之治”，其实是代表权臣、地方豪强利益的儒家史学，对在金融上拥护中央集权的法家的压制，是对帝王的捧杀。
汉武帝养在深宫，他的奶奶、妈妈，应该把汉朝帝王与大臣斗争的焦点讲明白了。他应该深知铸币权的重要性，也就应该同样知道：如果过于依赖权臣、豪强的“税贡”，则政令必然受制于权臣、豪强等“纳税人”。所以，汉武帝利用伐匈奴之余威，依仗军队的支持，毅然决然废除权臣、豪强的铸币权，收之于中央，严禁权臣、豪强铸币。从此，汉朝才真正统一天下。
前几天读史书，汉武帝庙号“世宗”，意思是统一天下的意思。果如此，那么，说明这个庙号，应该是法家定的。因为法家真正懂得铸币权重要性不次于军权。法家强烈支持朝庭绝对控制铸币权，坚决反对权臣、豪强分割铸币权。而儒家并非不知道铸币权的重要性，只是站在权臣和豪强的立场上，故意淡化铸币权的重要性、淡化这个争夺的核心，以便明里暗里反对中央集权、支持权臣、豪强分割本应由中央独自掌握的铸币权，维护扩大权臣、豪强的权利而已。
今天，人民币发行权，同样为主流舆论所忽视，诸主流金融官僚、教育、学阀，几乎均不论及此权。相反，倒是“纳税人”“纳税人权利”被吹得很响，似乎政权必须服从“纳税人”的指挥，维护“纳税人”权益，不然，就是罪大恶极，就丧失合法性。究其本质，和汉朝一样，就是反对中央在财政、金融上的集权，反对中央独揽铸币权即人民币发行权，以便于让外资、所谓社会资本掌控人民币发行权，并蒙骗民族资本一起向中央发难。
如前文关于汉朝铸币权争夺之论述，如果中央能够独占人民币发行权，则税收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而所谓纳税人——其实是指大大小小的中外资本家并不包括普通群众——对于中国的安全发展，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那种鼓吹“纳税人”“纳税人权利”的说法，既无知，又歹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