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生活的形成，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在某些人的眼里，简直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以钱来衡量，用钱来交换。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试图同他们讲道理的人经常能听到他们自鸣得意的反诘：“良心多少钱一斤？”或“道德值多少钱？”
这的确是个让人犯难的问题。你若是说“道德不值钱”，那就正中设问者下的圈套，可你又确实说不出道德究竟值多少钱。
越是不好回答的问题越值得我们思索。
如果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那道德对你来说确实一文钱不值，它既不能用于购物
，也不能作为资本投资或存入银行生息。不仅如此，它对你还是一种义务、一种约束、一种谋取不义之财时的良心负担。正因这样，你才讨厌它又惧怕它，不得不用“不讲道德”的方式逃避它。
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则是另一番情景。固然，你也不能把道德当钱使，可是你了解道德的价值并珍惜它。
在你看来，道德首先是一种维系生存秩序的规范。如果说，制定交通规则和设置红绿灯是为了让道路通畅，那么建立包括法律、政策、道德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就是要整合出社会的和谐有序。在这种秩序中，你获得了安定正常的生活，并在寻求自我发展与成功时，有一定的预期可作，有一定的章程可循。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秩序，社会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如同没有交通规则和红绿灯的马路，紊乱拥挤难行，磨擦事故不断，结果每个人，当然也包括那些不讲道德的唯利是图之人，全都既无安全的保证亦无成功的把握。因为人人自行其事，不讲规范的后果，只能是退回到相互攻击、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靠人们共同维系的，每个享有它的人必须有所承诺，接受社会约束，遵循道德规范。不过这种承诺并不是什么负担。也许你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你深知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规则和球员对规则的遵守。人生的魅力也在于有那些判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当；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的共同“游戏规则”。毫无疑问，你只有先承认这些规则，承担起遵守的义务，随后才能参与“游戏”、才有可能去实现你“人生球场”的“贝利梦”。不然，你迟早要被红牌罚下场，成为社会竞技场的“局外人”。
也许你会说，只要遵纪守法就行了，遵守还是不遵守道德则无关紧要。其实，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违法乱纪者，正是平时不讲道德的人。
法律不是万能的，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足球比赛中，如果没有将被自己撞倒的对方球员拉起，没有以摸头拍肩的方式为自己的过火动作表示歉意，没有将对方为求暂停而制造的界外球掷还掷对方之类不成文的道德行为，那还会有良好的球场氛围和激烈而不粗野的精彩比赛吗？法律最多只能维持秩序，而道德才能酿出和谐。
在你看来，道德虽然不能用钱换算，但它并非没有经济功能或经济效益。本世纪初，有个叫帕累托的意大利贵族曾用数学方法对市场经济的理想化效益情况作了严格的描述，久而久之，这些由他描述的理想化情况被称作“帕累托佳境”。后人陆续发现，实现帕累托佳境，除了要有“完全竞争”、“无外部性”、“完全信息”、“交易费用为零”等社会经济条件外，还要有道德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市场中的交易没有平等、合作、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甚至利他主义之类道德意识，其结果就会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率的低下，社会财富的流失。
实际上，你对此一定还有更直接的亲身体验：好的信誉、名声和形象，既是个人自我推销的资本和通行证，也是企业的赢利手段和无形资产。而“好邻居不扎篱笆墙”这句俗话，更是形象地告诉我们，讲道德与讲道德的人打交道，可以节约许多用来扎篱笆墙的交易成本。
在你看来，道德还能帮助你实现人生的价值，提升你的人格，让生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古人说，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确立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而“立德”便是指以德行实现人生价值。适如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吴天祥等众所周知的典范人物，他们那为人称道和难以忘怀的，正是他们的高尚品质与道德风范。
以德行实现人生价值乃至获得永恒，看似平凡实则不易。难处之一是，它不是一般地循规蹈矩，而是自觉的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不断行善积德。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点儿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难处之二是，仅有好的动机还不够，还要有相当程度的道德认知力和道德判断力，使你能够在善恶冲突中弃恶择善行事，在善善冲突中择优行事，从而确保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为此，你必须加强道德休养，必须准确地把握与时代相符的道德，必须进入超越自我的境界。总之这是一条艰难的人生之路，无坚定信念与坚强意志者，恐难在其中跋涉。然而世上又有哪一条成功之路不艰难呢？何况唯其艰难，方使平凡转为伟大。
立德难，但并非苦行。因为它是一门艺术，人生的艺术。当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解决了困难，当你从种种道德困境、特别是类似金钱与人格不可得兼、实利与诚信不可得兼、生命与道义不可得兼的道德困境中做出了明智的行为选择时，你所获得的感觉，难道同艺术家完成得意之作时所感到的喜悦与幸福，会有什么两样吗？
道德“不值钱”，但为有理性的人的生活所必需，这就是结论。但愿我们都是有理性的人，讲道德的人。
原载《湖北日报》1992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