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舞台上演绎的许多情节，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洋务派的天津机器局好生了得，早在1880年就成功让中国第一艘“行驶水底之机器”——潜艇驶过海河。(当时，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制造出潜艇也仅仅1年左右。)同时研制完成的还有舟桥、布雷艇等“高科技”产品。遗憾的是，好东西大把地攥在手上，最终悄没声息地不知弃之何方。而此时的清军，仍然保留着成建制的弓箭手部队。
说到这个机器局，当然绕不开李鸿章。自从找来“洋枪队”帮着剿灭太平天国开始，他就迷恋上了“坚船利炮”。于是，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洋炮局，接着在苏州、在南京……炮局开多了，李鸿章悟出一个道理——“制器之器”远比简单的几门炮更重要。由此，他开始逐一布局，委派亲信筹建了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
我们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经济眼光，从“炮局”到“机器局”之变，不仅开创了大清的军火制造体系，而且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序幕。但我们又不能不叹息李鸿章的政治视野，他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患贫”，由此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并把办企业的重心定为“求富”。
虽然布局精心，但最终还是下了一盘臭棋。原因与钱有关，但却不仅仅是因为钱。“机器一开，银子淌来。”你在这里烹煮了一锅“求富”的肥肉，朝廷岂能眼睁睁地流口水。但“隐持国柄”的李鸿章何等精明之人，他甚至冒着“抗旨”之嫌，用种种“迂缓”之策，死活将这一摊子死死控制在自己手里。
如果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李鸿章的一些经营之道并无大错。然而在纷乱的晚清政局中，撕扯于“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身份并举，“名”与“利”的极度追逐，李鸿章领军之洋务派难免“进退失据”。机器局被扣上了有悖于“道”的“亡国之利器”之罪名，最终以“双输”的结局，将洋务派精心打造的军工企业，连同大清帝国一道送上不归之路。
大清虽已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百足之虫”，箱底多少还是藏着点私房的。甲午战败之后，朝廷就忙着四处借贷，很快筹了一笔钱准备购置洋枪洋炮。可在与德国使臣接洽时，人家赚走你的银子还满嘴不屑：“中国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参与了洽谈的晚清重臣文廷式在其日记中，用8个字描述了当时的心境：“箴贬切至，足以悚愧。”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借用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描述银子与大清的关系，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虽然究竟花了多少钱说法不一，但用海军军费给老佛爷修园子祝寿，无疑是个人私欲对江山社稷的最大亵渎。而就在同一时间，隔海相望有另一个女人——日本的明治皇后，为购买军舰筹款捐出了首饰。其所购得之军舰“吉野”号，至今提及还让我们心口隐隐作痛……
世界上没有不堪回首的苦难，只有不堪回首的羞耻。白花花的银子终于成为了大清的诅咒——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将崩溃时，最后一个太后隆裕面对王公大臣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满堂惶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近著《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提出不能用金钱去买(即便可行)与伦理、道德、规则相关的一切。现在有一流行语：不要让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其实，还应该再补一句：不要让金钱操控了自己的活法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