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Д.Т.亚佐夫元帅：关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的评价
采访者：维克多·巴兰尼茨上校 《共青团真理报》
译者：冷西 《论据与事实》东欧中亚国际共运动态编译组
问：你为什么虚报年龄，提前参战?
答：我出生于1924年11月8日。 战争爆发时，我还不到17岁。 我和我的同学们去了兵役委员会。 但是我们因为年龄不到成年而没有被带走。 然后我解释说，如果以1923年以来的虚岁方式计算我就符合了年龄要求。然后他们认可了我的说法并记录了下来。于是就开始填写文件和走流程。
问：但是你团员证上不是写了(实际年龄)的么?
答：写了，但是我没有(给他们)展示。毕竟从1923年到战争爆发时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其中服役了很多人。
问：好吧，兵役委员会后面又做了什么呢?
答：我们被送到了撤离到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莫斯步兵学校。(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射击，挖掘，爬行，在坦克下方敷设地雷。两个月学习了通常三年学习的内容。 然后我们被送回莫斯科，是到的库尔斯克火车站。然后步行去了列福尔托沃，在那有一所军事学校。 然后从那里去了最前线，并在前线参加了民兵师以锻炼实战技能。到了7月，我们被授予中尉军衔并正式毕业。当时正在准备“火花”行动。 我们的一个营去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二个营去了沃尔霍夫方面军。
问：你记得具体是在哪里么?
答：沃尔霍夫方面军步兵第177师中。但是，虽然我已经是军官，但是却是孩子般的年龄的! 而当时该师中的许多士兵都是45-50岁的人。
问：那么再具体一点呢?
答：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波戈斯特。我们从集团军司令部到波戈斯特的营地去的时候走了50公里，(当时吃不饱，)是饿着在行军的，每个人只配发了三杯用来咀嚼的小米。(到了波戈斯特后，)我们再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本应该向师长介绍自己，但是他没有来。于是我们就向师参谋长介绍了自己。然后他们带我们去了森林，有400名军官和士兵站在一个大空地上，我们站在队伍的左边。一名兼任了政治部负责人的师的指挥员，检察官和法官，站在一起并宣读了命令，该命令指示：对少尉斯捷潘诺夫进行枪决，理由是他在德军进攻被挫败后逃离了他的岗位……是的，他逃离了，但是他的排击退了进攻。因为当时斯大林的227号命令刚好出来了。
问：一步也不许退!
答：是的 ，那天，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尉，正好赶上了执行这名少尉斯捷潘诺夫死刑的时间。 (当时我们)挖一个坟墓，里面充满了生锈的水，然后他们朝他的后脑开枪，他(中弹后)跌进去了。然后，他们(朝他的遗体上)扔了一些苔藓和树枝，就完事了。
问：你的第一次战斗是在哪里?
答：在波戈斯特车站那里，当时我们的第177师正在准备进攻，我们受命去突破敌人的防御。我带着(我的)排去了那里，(在战斗中)德军的炮弹掉进了弹坑，所造成的冲击波把我炸飞了……因此我的腿受了伤，随后我被安排进了皮卡列沃站的医院治疗，当我回到团里来到了团部时，团参谋长说：“哦，亚佐夫!很高兴看到你回来了!”然后他叹了口气，说：“那个叫科斯佳[1]的索洛维约夫牺牲了!”我和索洛维约夫中尉是同一期的毕业生，我们也是一起到达团里的，(然后)参谋长说：“去接管索洛维约夫的连队”我就去了，接管了连队，但这并不是休假，而是去投入战斗...
问：你的连有多少人?
答：13个，但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应该100个。我们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在为抵御德国人的进攻而做准备。(不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排里的确有机枪，而且太多了，但是没有人能有很好的射击水平!因为每天的伤亡太大。但是整个前线的每一公里都是这样的连队在防御。(当时，)我们用厚橡胶袋缝制了掩体。这样子弹就会从橡胶袋上弹起。但是德军始终是没有突破我们的防线的。当我们有必要向前爬行时，将会将装甲板摆在面前。
问：重么?
答：大概10-15公斤。但是，当沼泽在一月冻上时，(拖行装甲板就)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问：您为什么不作手术?
答：因为碎片深入眼部神经，如果做手术，可能会失明。当时我是在一个卫生营中接受的治疗。我是交接了我所指挥的连队后才从前线跑过去治疗的。因为这种受伤不至于是躺在医院里等待死亡的程度，因此在1943年3月，我被送去进修。我当时是以上尉的身份到达那里的。(我们到达)之后，方面军副司令员苏霍姆利诺夫将军来视察了干部的培训情况。他命令我记住排长的职责。我是记住了苏霍姆利诺夫的话的，即——“应该让这些指挥人员教士兵如何做事。”后来，他们把我留校了。
直到1944年1月，也就是直到我们发动新的进攻时，我才回到前线，到了近卫第63师任职并在那里参加作战直到战争结束。
问：当您们击杀德国人时，您们是什么感觉?
答：我没有击杀德国人，我是击杀的法西斯主义者。
问：在方面军，一个人很快就会学会乱发誓，吸烟，喝伏特加酒么?
答：我什么都没学会也不习惯，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问：那说粗话呢?
答：当在集体农庄工作，牲畜不服从时，对牲畜说粗话是很好的，但是对人说粗话则是不能被我自己允许的。
问：您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在哪里?
答：在库尔兰。时间是5月45日。在那里，德国人部署了一个超过20万人的集团军。我和波罗的海舰队去了那里，因此与柏林错过了。我们把他们压向大海。那是我的最后一战，最后一枪...在那儿，我和胜利相遇。
问：您是怎么知道胜利的?
答：德军停止了射击，并进行了积极的侦察，还突袭了包围圈……
问：1945年5月9日时，您在哪儿?
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米塔瓦。我们的师当时驻在那里。我是在第19团服役。5月初，团长沙普谢耶夫身受重伤，他的手臂也被迫截肢。5月9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医院看了他。 然后有消息传出，战争结束了，德国全部投降了，胜利! 当然，在胜利那天，我们也为沙普谢耶夫带来了一些东西，(我们一起庆祝了这一时刻)
当天的开火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从手枪，机枪，卡宾枪中射击(庆祝胜利)。好吧，当然也喝了酒。
问：您对朱可夫元帅是什么态度?
答：我对他的个人的敬意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朱可夫在指挥突破列宁格勒的封锁线时成功领导了两个方面军，并成功完成了任务。
问：战壕里是怎么评价朱可夫的?
答：常见的说法是----朱可夫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问：你对他的态度现在改变了吗?
答：不，在我离开部队[2]并成为纪念朱可夫的委员会主席之后，对他的尊敬变得更大。
问：您如何看待一些前线作家对朱可夫的看法?
答：你指的是那些在方面军时和妇女坐在一起并且还挤压妇女要求更多的座位空间的那些人么?
问：就是那些称他为“屠夫”的人...
答：读到过……当那些没有闻过火药味，没有被气浪炸飞的跳蚤一样的“专家”开始侃侃而谈朱可夫的时候，我会很生气。 还有一件事，从来就没有什么没有损失的战争? 战争不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表扬……当然，有时候艺术家也会因为演出受伤……但是，如果朱可夫与希特勒是只凭借“人海战术”这样的平庸的战略战术的战斗，为什么最后是朱可夫站在了国会大厦下而不是希特勒在克里姆林宫?
问：士兵在进攻时高呼了“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么?
答：我本人(当年在进攻时)就是这样说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闲话? 是的，斯大林当然有时会犯错误。有(对干部的)镇压。 但是(如果撤换斯大林，那么就)至少要任命一位具有相同能力的理想领导者。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斯大林。
问：斯大林的镇压的对象名单中也包括军队么?
答：有的，但是尽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出现过他们目前已经提出过的所有的残酷错误，但我也并没有停止尊重他。现在很容易判断死刑、古拉格是否合理。但是在30年代，我们国家有许多强大的敌人。(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可能会失败。 所以，是斯大林不知道那样做的后果么?但是如果国家有需要，出现了问题是或遇到了其他什么情况，答案还是是肯定的。
你应该去看看文件，文件!是哪些人群构成了被逮捕者的大多数?是土匪，重犯，罪犯，盗贼，破坏者，阴谋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建筑爆破，一些人出动了队伍(破坏了治安)，还有一些人则在工厂制造了灾难……
问：您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对斯大林的态度有所改变吗?
答：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像斯大林这样的第二个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 大概每隔1000年，普希金和斯大林这样的人才出生一次。
问：但是他在战争开始时犯下了巨大错误。
答：(如果)那时您坐在克里姆林宫……当一个侦察员或将军(向您)报告一件事，而另一件事又否定了这件事相关的另一件事时。这就会导致你自己个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能相信。
问：您对我们的统帅们在回忆录中写到有关斯大林的事有何看法?
答：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受宠若惊，另一些人因被侮辱，虽然有掩饰，但是也可以读出其对斯大林的怨恨，并且明显有偏见。第三……
问：那您属于哪一类别?
答：我自己不知道……而且可能我并不能做到客观。因为除了他的(对战争是否开始和国内政治气氛)错误国际外，我更多的看到的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功勋……(总的来说，)斯大林是根据政治斗争法则行事的。(当时，)国家的生命危在旦夕，而他又必须从敌人手中将其解救出来。“人民的公敌”一词是政治狂热的结果，因为斯大林和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为镇压辩护。但是也必须指出，当时很难将政治腐烂与社会健康的根源彻底分开...
问：现在俄罗斯腐烂了么?
答：是的，烂透了!毕竟，我们(经常)谈论第五纵队和叛国者不是毫无道理的!瞧瞧，它带来了什么?在这腐烂的沼泽中，他们只听到了美国政府的呼吁，那种要求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施加更大的压力的呼吁并也积极响应……(我们)必须保护俄罗斯免于腐烂! 第五纵队和叛国者会毁了国家。是的，俄罗斯是不完美的，但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并改变，而不是杀死它!
问：如果您现在想起前线的平常生活...您那时有过心爱的姑娘么?
答：当然，认识过一个姑娘。茹拉夫柳娃·卡佳，博罗维奇区的报纸编辑。当博罗维奇区已经被夺回并处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后方时，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当时，我正在作为指挥人员参加高级培训课程。我们在那里庆祝了新年，(当天，)我邀请了卡佳参加聚会。为了鼓起勇气，我喝了几杯，变得有点麻木了。好吧，(本来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喝酒的。
问：后来，您和卡佳的关系怎么样?
答：战争结束后，我娶了她。就在相识的那个地方，在博罗维奇。但是，在1975年，她离开了我[3]...
问：您是在战后才获得学位证书的么?
答：是的，1953年(才拿到的)，当时我倾向于去学院学习，他们对我说：“来吧，(先瞧瞧十年级毕业)证书!” 但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因为(战争爆发前的正常学习时，)我当时没有时间完成学业了，我参军了。(当然，)在列宁格勒战役打响后，我在军官之家的一所夜校学习了十年级的课程，当时我已经是一名少校了。每天的军事工作后，我都去上课。在那里，我通过了十年级的考试，(但是却没有得到证书)。
问：在赫鲁晓夫大裁军时期，您是怎么设法留在军队的呢?
答：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辞职，要么接受我的新职位。我没有放弃，于是我从营长的职位上到了一所军校里去了。(当时我想过，)我应该去哪?回到母亲那还是去师里?军区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我说：“(如果留下来，)你仍然会晋升的。”我行动了起来。从这所军区中央学校开始了我的新的职业生涯，我随后担任了该军区的战斗训练部门的高级干部。
问：在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您是否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答：是的，我感到了。(当时，)我带着我的团去了古巴。我们到达了驻军的军事委员会。这支集群的指挥官是普列夫将军。但是，(军事委员会的)侧门打开，第一个快速进入的不是普列夫，而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对我们说：“对于他们(美国人)来说，我们在古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瞄准美国的导弹。 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宣布了动员。 我们的指挥官认为需要分散我们的部分力量，以准备可能的敌对行动和自我隐蔽。隐蔽好一切你可以隐藏的，首先就是食物。”
问：要注意去除隐蔽的痕迹么?
答：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团只带来了面粉，克拉斯诺达尔速热罗宋汤、罐头食品等几种不能长期保存的食物! 而且，仅仅面粉这一项，我们就带去了200吨! 太阳在燃烧，天气非常炎热，食品开始变质。因此，为了减小损失，我们用一部分面粉和古巴人交换了一部分猪肉，我们用这部分面粉换回了约30头猪。
总的来说，在那里，军官和士兵的神经都是不断受到刺激的。
问：您当时是否感到美国人开始向古巴施加的压力?
答：是的，10月20日，一架美国U-2型飞机飞来飞去，还向我们发射了两枚导弹。
问：你们当时没有时间隐蔽起来么?
答：没有，因为我们必须时常演习，就是简单地展开装备去验证导弹的可靠性后，又把他们收起来。因为当时必须保证所有导弹都如预定方案那样精确对准目标。
问：美国人发现了导弹吗?
答：是的，我们总共部署了两枚火箭。但是美国记者却写我们有41枚瞄准美国城市的导弹。(当时，)美国的整个南部居民都在向北跑!肯尼迪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问美国空军司令：“您是否准备好了履行击毁所有苏联导弹的义务?”他说：“不，尽管我们的战术航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导弹和弹头都会被摧毁。因此，即使俄国人只剩下3枚弹头，这也还是意味着美国将不会有城市。”肯尼迪然后猛地砸桌子：“封锁!”美国船只立即封锁了马尾藻海。然后，我们的两个导弹团就回到了古巴岛，这些导弹通过飞机运回了古巴。但是我们的24枚弹头仍留在岛上。
导弹和弹头的仓库相距2.5公里。如果需要让狗露出牙齿，那么我们就可以迅速完成导弹的部署工作。
问：您什么时候感觉到危机正在解决?
答：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互换信件之后感觉到的。(当时，)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一份联合文件，两个月后，他们又建议以联合国正式文件的形式承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信件。
问：自那场危机以后，您还去过古巴吗?
答：是的。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们决定从古巴撤离情报中心的决定不是很好...
问：那是个错误吗?
答：不能这样讲，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满情绪的。(古巴的)贪婪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每年以1亿美元的价格向古巴支付卢尔德[4]的使用费用，并且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的战略和战术利益。
问：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决定任命您为国防部长?
答：戈尔巴乔夫从未告诉过我这件事的原因，我现在只能猜测。(我想，)那时，每个元帅都已经在莫斯科服役了，因此他们都与军队的好坏这一事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答：是的。而我是一个新人。我当时是远东军区的司令员。戈尔巴乔夫到哈巴罗夫斯克视察时，他喜欢我作的军区司令部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告诉了他的敌人的具体情况——例如，中国的部队如何，日本的部队如何，美国可以在该地区向我们派出这样的一支部队以展开他们的进攻……当然，我们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一支部队对付他们等等。 他当时问了他们驻扎了多少个师在这个地区。他还谈到了纪律问题，他认为远东军区该年的表现比去年差。
问：您当时直率的告诉了他一个不愉快的事实?
答：是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去了红列奇卡河的一个野战团视察。该团团长是乌沙科夫中校，他是戈尔巴乔夫的斯塔夫罗波尔的老乡。
问：您是专门这么计划的行程么?[5]
答：不，我不知道他会去这个团。他本人当时给我说——“让我们去一个最近的团，否则我就没时间了。”这个团的所有武器装备都状况良好，他看的很仔细，他喜欢一切，然后还去了医疗中心，然后还去了装甲坦克分队的训练场。晚上，他又邀请我去了剧院，当晚有一场“马利诺夫卡的婚礼”。
问：您旁边坐着谁?
答：我坐在切内姆[6]旁边。
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7]去了么?
答：去了，当时她坐在我的妻子旁边。后来有人写信说我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是因为我读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诗。没读。这是说谎。
问：在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三年内都没有按惯例授予您以元帅军衔，这是为什么?
答：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当资历达到了标准时，他们就会考虑，然后就会授衔。当然我实际上也知道(我成为国防部长的结果)是不应该的现象。有不成文的规则，例如……
问：什么惯例?
答：国防部长通常会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中选拔。马利诺夫斯基是方面军司令员，格列奇科是集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也有指挥过第18集团军的履历。
问：有传言说您后来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有严重对峙，因为您不同意我们从欧洲撤军，以及削减军备的速度。
答：我几乎不同意谢瓦尔德纳泽[8]所推广的一切。他准备将一切都交给美国人或销毁。 我们把宏伟的奥卡导弹[9]放在刀下。我对此坚决反对。因为其参数不在《中导条约》的协议标准范围内。因此我反对裁撤奥卡导弹，因此我去找了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却告诉我：“去找谢瓦尔德纳泽，和他谈谈。”当我刚要去找谢瓦尔德纳泽时，他本人就来了国防部。
问：他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反对无条件的裁撤任何导弹，而不仅仅是裁撤奥卡。他们[10]为什么还将“Темп-С”[11]导弹交出去被“吃掉”?没有必要给予(美国人)这么多。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时还是在索科洛夫的领导下下，因此我什么也做不了。
问：有传言说索科洛夫和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都反对这个让步?
答：是的，但是他们[12]没有听(我们的建议)。结果，我们还是裁撤了性能优良的导弹来取悦美国人。
问：(当时)您是否感觉自己和戈尔巴乔夫的圈子格格不入?
答：可能吧，我不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含义。他的“改革”就像是背叛。你(戈尔巴乔夫)问过人民吗?事实是在冒险，当时很多错误的决定导致今天人民都在反对它。
问：是什么让你参加了1991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答：我是在斗争的最前线和国家解体的威胁作斗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大多数苏联公民在全民投票中都投了赞成票。但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组织进行了一些对国家有害的运动……为了拯救这个国家，他们在斯瓦拉经常碰面。叶利钦非常积极的寻求权力，所以叶利钦发表法令说，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法令高于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法令。这些所谓的聪明人想建立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真蠢!但是军队呢?军队必须团结起来。到1991年8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支持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了。我不能冷漠地看着它，也不能并对局势的发展推波助澜。
问：为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法完成它的预设任务?
答：根本就没有阴谋，也没有组织政变的人。叶利钦在坦克上的演讲是为了吓唬人民并自己掌权而提出的。这种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发明的，也可能是哈斯布拉托夫发明的。(事实很显然，)如果有阴谋，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并要求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那组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是出于什么目的? 遏制叶利钦，这才是主要任务。 在哪些方面遏制叶利钦? 即他发表的演讲的方面，比如他说的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联盟的法律。
问：公投中76%的民众投票赞成苏联的统一，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行为不予谴责?
答：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民会吞下这个新的联盟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事实。但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关于新联盟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也立即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联盟，就不会有联盟的军队。主权国家联盟不可能具有之前的联盟的执行力和意志力等……因为每位联盟共和国总统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安全部门，内务部，管弦乐队和仪仗队。边境的联盟共和国还将希望拥有自己的边防部队。如果这么办，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好。
问：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中的地位?
答：这个人不够成熟，无法领导当时那种状态中的苏联。我们的国家非常复杂，有许多民族，有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广阔的领土。能成功领导这种状态的人很少。
但是，让国家变得不好不止是因为他一个人的作用，而是所有亲近他的人都帮助他推动了这一进程。结果，劳动生产率迅速降低。一切都变的糟糕起来。但他又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导致了局势开始发酵，也重新选择了领袖。
问：领袖被重新选择?
答：是的，结果，除了只加强了民主进程，其他一切都失控了。如果俄罗斯毁坏上帝禁止毁坏的东西，那么就只能导致混乱和权力低下。当然，俄罗斯一直是很强大的，但是只有在拥有强大甚至坚强的力量时才能向前迈进。不能害怕所谓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尖叫和呻吟，他们只会永远发‘国家对他们的严加控制’等牢骚。
问：您和叶利钦的关系怎么样?
答：他是一个擅长调动人们的感情的职业表演家。他竭尽所能的目的就是使自己上台，并将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 然后他成功了。但是如果他考虑到联盟的完整，那么他的行为将大有不同。但是他只想到了自己，然后还组织了自己的帮派。他们猛拉了一个伟大国家的风头。盖达尔，布尔布利斯，丘拜斯还创造了不同的局面，他们将面条挂在每个人的耳朵上[13]。 叶利钦统治的俄罗斯是处于醉酒状态的。他的同僚们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天堂，但是他们对人民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我看来，叶利钦常常对自己领导的国家一无所知。 他在苏联的废墟下挣扎着活了下来。 他一个人只创造了一个奇迹——保留了权力。 但是权力的椅子一开始就在他下面摇晃起来，他立即就清醒过来了。 而且他甚至不害怕人民的流血，就像1993年10月那样。在我看来，那时整个叶利钦的圈子都非常担心他以及他们自己会被推到政治谷底。 因此，他们煽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炮击最高苏维埃。因为他周围的人害怕失去它所拥有的特权。
问：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军队的现状?
答：我喜欢绍伊古领导武装部队的方式。 这个人很聪明，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部长。他的团队也是这样。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很难在军队生活中指出这样的方向，他们你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我是非常谨慎的做出这个结论的。
问：与谢尔久科夫时代相比，如何?
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尽管存在争议，但是那位部长是经常做出粗暴的决定并有着大量的腐败行为的。谢尔久科夫担任国防部长是我军历史上的不幸的偶然现象。
政府为军队的整顿拨了大笔的钱，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变成军事专用资金。谢尔久科夫对这笔钱的安排是实质上“补充”那些腐败的资金流，这就使那些穿戴肩章的制服的官员流连忘返，。安纳托利·爱德华多维奇掩盖了许多资金流向这些腐败的“漏洞”。甚至他还成立了一个团队来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他混淆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因此最后，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问：那谢尔久科夫的改革怎么样?
答：这些改革中的实际上的第一提琴手是总参谋部。毕竟，谢尔久科夫也许精通税收，但不擅长处理军事发展的战略问题。他本不应该被允许进入处理国家军事发展的领导人的行列。 但是在当时的总参谋部领导下，我们也很不幸。尼古拉·马卡罗夫也不准备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工作。许多事情都只是匆忙地冒险完成，而且处理的方法也并不充分。
问：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谢尔久科夫改革为绍伊古的改革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答：这是不正确的。谢尔杜科夫和马卡罗夫的未完成的改革任务堆积如山，以至于他们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而是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师被“重造”为旅，减少了军用飞机场的数量，复员了数以万计的军官和准尉，将苏沃洛夫和纳希莫夫的士兵逐出了胜利节阅兵的行列，基础飞行学院也一次性停止了招生，许多军事、军事研究和军事文化设施被出售。并且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个可耻的案例，那就是购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突击舰，当时我问了一位痛苦的海军上将，您订购这些船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回答我的吗?“在它还没送来前鬼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它。部长说，这是与法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萨科齐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感谢他们在2008年8月我们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中给予的对我们的支持。”
当然，谢尔久科夫限制了军工业的胃口，之前军工业常常无理地高估了国防订单上的装备的价格。甚至建造一艘核动力船的价格达到了建设一个新的码头的价格!但是谢尔季科夫阻止了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好吧，因为他知道如何数钱!
问：我国现任领导人也面临着不同角度的压力。
答：是的，这是俄罗斯的敌人所导致的! 他们不断地将棍子插入车轮。他们认为——普京开始重整武装力量——不好，花在坦克上的钱太多了;帮助克里米亚返回俄罗斯——也很糟糕;他没有让基辅的军政府在顿巴斯与俄语地区的人打交道占上风，这同样很糟糕;一切都不好，普京应为一切负责。这都是腐烂的知识分子的抱怨，他们只知道如何抱怨，不知道如何去创造任何东西。他们是否考虑过普京为这个国家遭受到了多么大的锻炼和非难?
问：什么样的锻炼和非难?
答: 叶利钦造成的。叶利钦将俄罗斯拖入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向人们问起-你们是否想要资本主义?普京在高加索支离破碎时接管了俄罗斯。当时军队的状况也很不好。但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带领俄罗斯摆脱了腐朽的深渊，使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我有时会想：他是如何学会统治这样一个国家的?实践。当一个人雄心勃勃，并拥有权力和机会时，当他慎重考虑国家利益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时，他就一步步地变成了战略家。
问：普京现在正在做什么?
答：解决私有财产的问题。许多人都拥有(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只是不会把它交给国家。 我们需要在没有剧烈的动荡的情况下，使俄罗斯转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种具有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点上，向中国学习时没有罪过的，中国的当局成功将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在一种制度下结合在了一起。
问：如果您成为了普京的顾问，您首先会建议它做什么?
答：不要采取过于突然的行动，应该逐渐地将我们的自然资源国有化，并防止它们只为少数富人带来巨额利润。在这里，有必要使整个行业的健康达到我们《宪法》中规定的程度，《宪法》中明确指出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应该属于谁。另外，我也会建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去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它将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取得实际成果，而不是反而去空谈一些有针对性的发展计划、概念和学说。例如数字经济...我们知道，2012年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去建设数字经济。真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好吧，但结果在哪里?谁专门为此负责?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某位部长不遵守该法令，则必须应该将其解除职务!
在战争中，如果方面军指挥官在敌方防御阵地的某些方面没有按时突破，他们将被撤职，并任命其他人代替他们的职务。如果其他人也无法完成任务，他们也将被替换。因此，难道我们难道应该出于某种原因就害怕在经济中这样做吗?不，应当这么做，所有人都应当全神贯注!
我不知道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不能使政府免于平庸。这为反对派批评政府提供了十分严谨的事实武器。
问：您认为您的人生中哪一天最快乐?
答：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胜利节那天。
问：那最糟糕的一天呢?
答：1991年8月22日，当我被逮捕那天。
问：您的生活中有没有事后你会感到后悔和羞耻的事情?
答：是的，有的，那时在方面军的时候。当时，我们从包围圈中顺利突围了，在后方修正时，我看到了一群刚突围出来的展示，他们的脸颊比头盔宽。 于是我邪恶的大喊：“这些可笑的面孔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其中一个是老兵，摇摇摆摆的走到了我这位年轻军官面前，对我说：“儿子，我们没有增肥，而是因饥饿而浮肿了。我们被包围了一个半星期，没有在嘴里放任何饼干。”我当时立刻就向他们道了歉，但我直到今天仍然很惭愧。
问：如果回到1991年8月，您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么?
答：不会有任何不同!我会更果断的行动。
问：但是您在监狱里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您称自己是老傻瓜。
答：没有这样的事!这是记者的伪造，他经调查员的允许被允许在水兵寂静监狱中来找我访谈。当时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失眠后总是思考不佳。记者当时向我建议了他需要的我的答案，甚至他还提示文字。然后他试图说服我——只要您悔改，立即就恢复您与您的妻子会见的自由，但条件就是我向他们承认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愚蠢的。我不记得他在那里说了什么了，他从我身上挤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当时甚至还拖着我拍了照。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说了什么，那是在我们的谈话被一名德国杂志的编辑莫尔恰诺夫发表后我才知道的，于是这种虚假的事实出现了，而这虚假的事实又是由我真实说过的话组成的。
问：在您从普通人成长为元帅的过程中，您认为真正的主要指挥素质应该是什么?
答：指挥官的主要素质是认识下属并体谅关爱他们。另一个——指挥官能够比下属知道更多。
问：让您感到最生气的是什么事?
答：1991年，调查人员顽固地试图将我和《刑法》中对任何军人来说最可怕的条款“缝合”，那就是他们指控我犯了叛国罪。我曾经在前线为祖国流血并因此获得了勋章，我不认为执行政治领导人的指示就是背叛誓言。
[1] 译者注：俄文名康斯坦丁的爱称。
[2] 译者注：亚佐夫曾被叶利钦短暂强制退役。
[3] 译者注：叶卡捷琳娜·费多诺夫娜·亚佐娃(茹拉夫柳娃)，生于1922年11月16日，逝世于1975年1月13日。
[4] 译者注：苏联驻古巴的情报中心，位于哈瓦那郊区的卢尔德区。
[5] 译者注：指带戈尔巴乔夫去视察这个由其老乡领导的野战团。
[6] 译者注：时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7] 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夫人
[8] 译者注：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而格鲁吉亚第二任总统，后被玫瑰花革命推翻下台。
[9] 译者注：苏联短程弹道弹道，是俄罗斯伊斯坎德尔道导弹的前身，后因《中导条约》限制，导弹和导弹图纸都被销毁。当时苏联国防部与苏联外交部有严重分歧。
[10] 译者注：指以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苏联外交部。
[11] 译者注：苏联机动战术(核)弹道导弹发射系统。
[12]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13] 译者注：寓意仅向人民群众许诺解决温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