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每一次跳跃都是社会实践进步在理论上的提炼和升华。中国政治实践的发展进步，也必将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获得新的繁荣发展。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以下简称《二月讲话》)，阐发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讲话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启性意义，以《二月讲话》的发表为标志，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新综合时代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如何建构、治理能力应该如何提升，并没有成为独立的重大主题来专门探讨，这种理论上的薄弱乃至空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极大损失和沉痛教训。且不说巴黎公社的昙花一现，即便是曾经被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模式的苏联也在无奈中解体。
从历史和实践中汲取思想的灵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回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用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来审视国家治理问题，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二月讲话》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进而提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然，这里是把国家治理问题放到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乃至人类社会政治兴衰的长时段来认识和分析。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治理就是一个永恒主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治理当然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概念，不过国家治理首先应该属于政治学研究的领地，这一点无可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单就治理问题的研究著述可谓洋洋大观，但还没有人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意义强调得如此重大，也没有人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得如此清晰，更没有人把两者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深入阐发。以习近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为发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必将有一个新的开启和新的转向，这个转向最集中的体现或许就是政治学研究新的综合时代的到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毫不迟疑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来推进。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政治学的封闭状态必将因此而被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会发生新的联姻，政治学新综合研究时代即将到来。
新主题新方向
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致。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以这篇讲话为发端，政治学研究迎来自己的辉煌日出。从“起步”、“补课”到奋起直追，从译介消化国外成果到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这门年轻学科的青春和朝气被改革实践激活。深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目标设计、路径选择，深入研究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深入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成为政治学30多年发展的主题和特色，政治学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中，取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到来，政治学的已有成绩和研究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本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因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而令人倦怠，良莠不齐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因缺乏应有的创造性转化和不接地气而变得味同嚼蜡，政治学研究日渐陷入到概念贫困、方法贫困和议题贫困的尴尬境地。
峰回路转总是出现在山穷水尽之际。习近平同志的《二月讲话》为当下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转向找到了新的路标，这个路标的指向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而言，找到新的研究主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最为值得庆幸。《二月讲话》发表至今短短几个月，它的思想解放意义已得到充分显现。政治学研究者已行动了起来，一种思想上的豁然开朗使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活跃了起来，研究的课题和内容迅速丰富了起来，该主题相关的各种讨论会又热烈地开了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状况正在出现，其主题之集中、内容之丰富、参与之广泛，都是值得庆贺的。
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之提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时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比较，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之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目标模式与道路选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党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军队治理体系、民族区域治理体系、司法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民主治理理念、多元治理理念、依法治理理念、以德治理等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确立，多层治理、区隔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综合治理的运用，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生态治理能力以及政党、军队、国防安全、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等新课题、新领域、新范畴、新体系、新内容的研究成果时有出现，我们完全可以预见的是，主题的转向与新主题的确立，必然会带来研究内容的聚焦和水平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必将迎来“有世界关怀与中国价值观”的政治学研究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辉煌。
本土立场与对话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立场与国际对话，从来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政治学研究当然不例外。“食洋不化、唯西是从”与“拒斥外来、封闭僵化”这两种取向一度表现在政治学研究中，有时甚至势若冰炭。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情绪的表达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就像西式咖啡不能代替中国茶叶一样，把西方政治模式简单移植于中国大地，总将因为开不出美丽的花朵、结不出丰硕的果实和水土不服而枯萎凋零。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只有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政治学研究本土立场与国际对话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的《二月讲话》中所阐发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以及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但绝不做别人的附庸”，“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我们有我们的选举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不是说将来就要搞成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都不是抽象的，都是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的，也是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要理直气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而且要认真学习借鉴，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学习以上这些重大判断和重要观点，足以让我们明确什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立场，什么是政治学研究国际对话的基本原则。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密码，它体现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国家治理的一切领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一定会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二月讲话》会始终发出灿烂的光辉!
(文/刘世军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东方青年学社常务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