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
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
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
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7月5日，邓小平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中共中央。
在这份自述中，邓小平对他没有参加“百色起义”的原因、执行“立三路线”及在1930年底担任红7军政委期间在部队处于危急关头离开红7军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这样写的：
“1929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9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4、第5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4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4大队一道走的。第5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5大队行动的。后以4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7军，以5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8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1929年11月7日起义。起义前夕，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8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7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8军政委。1930年3月间，我回到龙州红8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7军靠拢。红8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8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7军里面了。红7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1930年10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7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3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11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主力约7000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7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3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7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7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3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开红7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错误是这样写的：
“1940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的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1943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1945年5、6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关于在建国后工作，邓小平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10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2个十条。第2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10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范文澜家中去看望范文澜，并捎话给他：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调查报告和这个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中还说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不久，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于9月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招生办法是：经车间推荐，由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为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本厂工作。
此后，“七二一大学”这种新型“工人大学”逐渐在全国工矿企业发展起来，到1975年上半年已经多达1200所，在校学生9万多人。这年6月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猛增到1.5万多所，在校生78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在校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人数的3倍多。
再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陕西及全国其它地区组成的专业武斗队，连续发生抢劫国家银行、车船、仓库，以及烧毁、爆炸、杀伤等一系列严重事件，发出了一个《布告》，史称《七二四布告》。《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学生们在“还击”中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
关于文革中的这一重大事件，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
‘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
‘怎么好？’
我说：
‘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
‘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
‘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10万、20万人的大会。我开10000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我对陈良讲：
‘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
‘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
‘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说搞不清。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
‘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这便是韩爱晶记载的“清华流血事件”的背景。
再说7月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刚刚入睡不久，就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了。周恩来汇报了“清华流血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脱口而出：
“造反派反了！”
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汇报，决定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5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韩爱晶对毛泽东召见前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
‘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量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义愤地说：
‘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
‘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
‘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
‘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
‘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
‘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毛泽东这一次的特殊召见活动，竟持续了5个多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韩爱晶在谈话过程中曾作了详细记录。
为了使读者诸君便于理解韩爱晶记录中，有关他和王大宾、谭厚兰相互矛盾关系部分的内容，有必要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北京高校中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有资料说，在1967年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负责人的“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负责人的“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地派”中还有另一个主要组织，就是以谭厚兰为负责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此外，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聂元梓也是“天派”，蒯大富和韩爱晶是很好的朋友，自然也属于“天派”无疑。
请看韩爱晶记录的主要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陪同毛主席召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还有刚到的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
“毛主席，您好！”
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说：
“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
“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江青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
“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毛主席问：
“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
“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
“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3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磐，清脆顺畅。他转向聂元梓问道：
“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
“不是他们。”
黄作珍问：
“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
“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
“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问：
“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
“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
“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10万。”
谢富治说：
“不到3万人。”
毛主席说：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59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
“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欲知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有何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比较翔实地介绍了毛泽东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已经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教育及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彻底决裂了。本章上述的《七二一》指示及“七二一大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以及后边还要叙述到的普通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则是老人家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大学教育在工农劳动者中间逐渐普及，使广大劳动者知识化，这是一种何等宏伟的景观啊！联系这几十年以来教育领导机构抱住旧的教育体制、旧的教育理念僵尸不放，不但使教育贵族化，弱智化，而且造成了上学难、高等教育毕业就业更难、毕业即失业局面的现代教育，又让人多么痛心！教育事关国运，事关民族兴衰，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教育史，能不发人深思吗？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