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高台失利，对西路军的震撼和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后来对西路军总部的指挥决策有过这样的批评：“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主力找着我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最后高台危险已到极点，才开始派部队去解围，……[1]”
这个时候，当然是为时已晚。
客观而言，西路军首长派队驰援的决心难下，也在情理之中：红五军当时分驻两处，军长董振堂率军主力在高台，政治委员黄超率两个团与西路军总供、总卫两部机关驻扎高台以东五十里外的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被围的同时，他们也受到了“马家军”骑兵的牵制性进攻。而驻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的西路军主力，虽然距这两地不过百余里之遥，但步兵的两条腿却难以与“马家军”骑兵的机动性相比较，……
不过，西路军首长真要想解高台之围，也并非完全无计可施。比如集西路军主力向高台、临泽靠拢，比如向东围攻敌人兵力薄弱的甘州城以求“围魏救赵”……，总而言之，再怎么着，也比原地不动坐视敌军围攻高台要积极主动一些呀？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直到19日，西路军总部才定下决心，令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与红八十八师一部出援，但仓促成立的骑兵师训练不足战力不强，在进至威狄堡（今新华镇）以西小海子东滩一线时，遭敌骑兵及民团一部截击，骑兵师损失惨重，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等牺牲。余部虽在红军一部接应下将敌击退，但骑兵师却已大部损失，失去战力……
当日夜，防守高台西城的红三十九团阵地被“马家军”突破，敌人沿城上城下向南发展。红军虽然竭力反击，但因缺少弹药，已经难以遏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月初攻占高台时改编的民团一部在敌人重兵压迫下溃散甚至叛变，敌军破城而入，高台万分危急！
20日晨，“马家军”全部兵力，用人海战术四面发动攻势，红五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子弹打光了用刺刀、枪托拼杀，手榴弹打完了用刀砍矛戳甚至石头牙齿与敌人相搏，两千多具敌尸丢在城下。红军以疲惫之师，孤军奋战，伤亡也很惨重。子弹打光了，石头砸完了，刀砍断了，红军指战员就拳打、口咬敌人，有的和敌人滚抱在一起跳城同归于尽……
在激烈的巷战中，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率领军直人员增援西关途中中弹牺牲。董振堂手持双枪，带领身边仅有的4名战士，边打边向城东南角冲去，途中两名战士中弹牺牲，他的腿部也中弹负伤，不得已3人一起跳下城墙。董振堂腰被摔坏，爬行数十米，敌人纷纷叫嚷着“抓活的”围了上来……
董振堂将左手枪弹尽数射出，打到几个敌兵后，右手持枪对准自己，自戕身亡。
同日，敌军攻破高台，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城破之后，玉石俱焚。“马家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数百名被俘红军战士被活埋，惨不忍睹。290多间民房被焚烧，火光冲天。群众财产遭抢，不少妇女被奸。在3天时间内，敌人竟残害红军伤病员和群众2000多人。
董振堂军长是1931年12月领导宁都起义的西北军将领，他所率领的红五军曾经是中央苏区的一支赫赫劲旅，还为军事人材缺乏的中央红军各部队输送了不少干部，长征中因经常担任断后任务亦有“铁屁股”之称。红一、四方面军在1935年北上途中的“草地分裂”后，董振堂军长是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最坚决的人，还因此而受到了诸多打击和歧视——甚至被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当着张国焘和朱总司令的面打过耳光……
然而，他还得接受打了他耳光的黄超当他的政委，一起相处，一起共事。
倘非忠贞热血之士，能够这般地忍辱负重么？他心中究竟揣着多少委屈？
西路军西进之初，西路军领导层似乎对他并不满意，还曾有过要“动”他的打算[2]。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时路过高台，曾在老战友捐躯之地赋诗缅怀：
英雄战死错路上， 今日独怀董振堂。
悬眼城楼惊世换， 高台为你著荣光。
董振堂啊董振堂，一位令人不忍相顾却难以忘怀的红色英雄。
——再不忍看那座血色城堡，再不忍看那片血域黄沙。
叶剑英这首诗中的“英雄战死错路上”的“错”字，后来遭致了一些人的批评，意思是“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董振堂不能算是战死在“错路”上。而叶剑英在编辑出版诗集时仍然保持了原文——叶剑英诗中之意显然不是指董振堂错了！走到错路上的责任也不在董振堂，因为谁都知道董振堂是坚决反对“国焘路线”的！
董振堂一生磊落，叶剑英的诗也写得磊落！
据时任红五军三十七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高台被围期间，他们是靠得最近的一支友军，但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一直没有派队出援的意图。直至1月19日才令他率红三十七团二营驰援，而饶子建等行至半途才得知高台已陷，自身也反陷敌围，直到21日凌晨才突围回到临泽（今临泽县蓼泉镇）。
相距咫尺之遥，却首尾不能相顾。西路军之危殆处境，已经显露无遗。
陈昌浩后来拟就的《关于西路军工作报告书》（1937年9月30日）中对红五军被困高台的陈述是这样的：
当五军出发之前，已电告其行动与得手与否之详细指示。特别告以得手后必以大部巩固高台，由振堂带电台驻高台，各部“坚工集粮备战”，以待主力之到达。我们到甘州南之四十里店即得占领抚彝消息，到龙首堡，又得占领高台捷报，又屡详述其布署及注意之点，当时卅军全部在我们后一日行程（实际上五十里），我们急进到甘浚堡时，这时马彪率2000骑余骑抢上头，并围攻我堡。因为卅军电讯联络失误，故在迟一天出动时，主要因九军首长部署不周，至指部、九军遭敌袭击，电台一时损坏，部队亦已零乱，到沙河堡集中时，卅军迟两天赶到大河滩（因沙河堡住不下）这时军委电令“西路军主力集结甘州、抚、高中间机动地带，一部控制高、抚在手，并向甘州实行威胁”，此时敌之马彪马朴及民团骑兵约3000人正向高台运动，我们这时才知高台无电台，此时已难送入，但黄超（五军政委）在抚城每日仍能与高台用电话及书信联络（接着电话不通，但信还可以来往）。振堂慰言守高台在绝大把握，述及“城高且坚，粮多兵足，”，这里我们也以为高台可以固守，这里我们计划，一面“速集粮九军，同时使卅军稍得休息，即向甘州出动一次，以‘犯甘援高’之法援应高台”。甘州兵少，必抽高台之敌回援，这里马元海亲率骑兵两千余正攻犯抚彝，这里决定先以卅军、九军援抚彝、高台，兵力向该地集结，与敌对峙。正（当）卅军（三团及骑师）出动抚彝附近时，骑师与敌遭遇，不慎，被击灭一半，师级干部牺牲，行动受阻，当晚赶不到高台（此时抚彝已将敌击退）（注：这已是20日），第二天早晨，高台以失守闻。[3]
这个陈述的要点及疑点为：
一、五军出发时，西路军总指挥部首长明令“由振堂带电台驻高台”，但五军政委黄超扣了下电台；二、西路军总指挥部首长直至突围至沙河堡时（注：应为8日左右），“才知高台无电台，此时已难送入”；三、也就是说，此前此后关于五军情况的报告，只能是黄超报告的——包括“振堂慰言守高台在绝大把握，述及‘城高且坚，粮多兵足，’，这里我们也以为高台可以固守”的信息，也只能是黄超报告的。而且与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不洽——当时董振堂已经准备突围了。
还有，总指挥部首长决定“速集粮九军，同时使卅军稍得休息，即向甘州出动一次，以‘犯甘援高’之法援应高台”，为何一个星期时间未见动作？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马家军”攻破高台后随即迅速转移兵力，转攻临泽，临泽城中仅有总供总卫机关、工厂等大量非战斗人员，而担任掩护的红五军两个团又被敌军隔断城南郊外，妇孺疲兵困守孤城，形势极其严重……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22日，毛泽东急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要其与蒋介石商洽：“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已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让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自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4]”
这事儿当然很悬！蒋介石正巴不得多多注销共产党谈判的本钱哩！这事儿就算他明面儿上能同意，“马家军”能同意么？这可是要人家“让出凉州以西各城”呀？真要让出来，那他们跟西路军死缠烂打支付的那些血本，不都白瞎了么？
但至少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西路军的生存，绞尽脑汁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
毛泽东可能还不知道，这几天里，何应钦、顾祝同、朱绍良等正给马步芳频发贺电哩！
军委会何部长、朱主任来电嘉勉。
㈠军委会来电：捷报频传至为喜慰，特覆军委会删已高印
㈡军政部何部长来电：该部剿匪得力至为嘉慰，希仍策励所部继续清剿，以竟全功，应钦遂戍参印
㈢朱主任来电：贵部迭获胜利，殊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早日肃清为要。朱绍良灰京印
……
何部长覆电：西宁马军长子香兄，巧电养电均悉，该部连克名城，聚歼渠魁，闻捷甚慰，特覆何应钦俭务防印
顾主任覆电：西宁新编二军马军长真辰暨删辰，警机一四电均悉，该部剿匪迭获胜利，俘斩甚众，殊堪嘉慰，该部出力官兵着传令嘉奖，以资激励。至伤亡官兵并希转饬照章分别造具书表呈侯转请核恤，特覆。顾祝同巧申陕行一印
西宁马军长勋鉴，巧辰巧已巧戍三警机电均悉，该部屡摧残匪，斩获颇多，至为嘉慰，希伤所部以绝根株，并竟全功为盼。顾祝同养已参战陕印[5]
瞧瞧，全在为“剿匪迭获胜利，俘斩甚众”，举杯相庆哩！
就这，你共产党还能指望他们“停止进攻让出凉州”？
——几天后，在西安与各方斡旋的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电文详列了“蒋及南京对我方条件苛刻之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红军西路军不断失利的影响（两马说我们快打完了），引起他们轻视”[6]。
无可奈何而又忧心如焚！这个写照用在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身上，那是毫不夸张的。
23日9时，“徐陈”致电军委，报告了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敌军拦截西路军东进的情况。
同日，临泽城内的总供等部机关后勤人员在城外红五军两个团接应下撤出战斗，向倪家营子的主力靠拢。他们在突围转移途中，在城东南沙漠沙滩地带再度遭到“马家军”骑兵集团的追堵拦截，红军战士们且战且走，付出了很大牺牲，幸而沉沉暗夜风雪交加对“马家军”骑兵的战力有所扼制，这些血战三天三夜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陈海松政委所率红九军一部策应下，终于在24日拂晓前赶到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合。
这一个晚上，他们徒步行程在百里开外。
[参见图8-2：西路军苦战高台、临泽㈡（1937年1月11日～24日）]
同日，以为西路军已按计划东进的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告以西路军已开始“向东急进，计划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的信息，要求周恩来设法停止马步芳部的追击，并与于学忠商洽希望东北军能“帮助西路军渡到黄河右岸”[7]。
1月24日，毛泽东再电潘汉年，再次提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劝电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8]”
同日12时，又与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
周、博：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
洛、毛、朱、张[9]
“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未能奏效，战局已经演变到了这个地步，殚精竭虑的毛泽东 “病急乱投医”，又出了这么一个近乎于“八卦”的主意！“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的威胁对马步芳来说，只能激起“虚张声势”的哂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和平局面已见端倪，但南京政府大军压境，张学良一去不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上上下下都涌动着是战是和的歧见与纷争，风云诡谲、形势微妙，一着不慎，即可能满盘皆输！红军主力又怎么可能在此刻掉头向西攻城略地？这可是逆天时逆大势逆潮流的举动呀！那个聪明务实的毛泽东他敢这么干？开什么玩笑！——噢，我这还没说地域的遥远哩！更何况，就算你共产党想这么着干敢这么着干，那不还是没有眼巴前儿西路军这个“近忧”，更让老子我闹心么？……
20世纪的国共战争史上，能让足智多谋雄才伟略的毛泽东都急得连连“八卦”的情况应该是极为罕见的——井冈山上，长征途中，他也没有这样过呀！但这次迭出“与虎谋皮”和“虚张声势”的主意，应该算是“罕有”的例外！
还是那句话：革命，它就俩字儿可以替代：
——作难！
注释
[1]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6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2]《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应在凉州民勤古浪形成巩固的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３］《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工作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第五章 甘州、高、抚时期。
[4]《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摘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12、第8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6]《周恩来关于南京对我方条件苛刻的原因及对策给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月26日1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51～第352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关于希望于学忠部接应西路军东进致周恩来、博古电（节录）（1937年1月23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7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8]《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红军伙食费和西路军防地问题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中央关于援助西路军阻止“二马”进攻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4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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