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此文，供大家参考思考。“我们既要具体地考察这一举措对性别政治的影响，也要看到其背后潜藏的一种趋势。
作者/Iosif Silinov
排版/真知子
校对/高正阳
原编者按：性别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冲突剧烈的问题也是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社会风尚也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的过程。祖宗之法并非不可变，川派火锅以辣为主的范式也是近代才建构出来的，走入寻常百姓家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新中国哪来的这么多所谓的“传统”，短褐穿结之人为何要尊孔复古，而礼礼呢？即使上溯到西周时的“六礼”，也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并非匹夫布衣之事，如果您真是王子公孙，我也只能理解您想克己复礼的心情。
胖东来最近很火，当然，它的热度一直很高。在最近于东来亲自操刀搞的新规之前，胖东来就因其独特的公众形象很有热度。首先，作为河南地方性的，在消费市场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型超市，胖东来的高质量、高服务、高价格路线占据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生态位，其内部的员工福利看起来也不错。因此，胖东来在我国私人资本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很多人也因而将胖东来视为一种新事物、新道路的象征，在于老板的新规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对其抱有期望了。
具体到最近于老板推广的新规，要求员工以不啃老的方式买房、结婚娶嫁不要大搞等一系列政策，在现有的舆论场内无疑已经走向了风口浪尖，成为了新一轮舆论战和认知战的中心。现在的“具体战况”，我们无需赘言，无非是一些人在夸，一些人在骂。无论是夸还是骂，都围绕着宗派主义的性别利益展开，譬如说为彩礼所困的男性网民普遍对这一事物抱有同情和期待，而从彩礼制度中得利的一方，或者自认为不为彩礼所困的一部分人，则站在了它的对立面，齐声批判、口诛笔伐。大家众说纷纭，甚至在骂战中多少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或者说，这一新规是所谓社会公权力侵犯私权，是资本家夺取基层治理的阵地；或者说，彩礼制度本身就是不平等基础上的转移支付，应当废除。
可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们既要具体地考察这一举措对性别政治的影响，也要看到其背后潜藏的一种趋势。对于性别问题，既然现在已是沸沸扬扬，胖东来的这一新规无非是做做试验，做做尝试，不管能否走通，都是把现在的局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正因此，仅仅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粗浅的。为何这么说呢？就像很多人批判所谓“无孩爱猫女”时，指出其过分专注性别议题和个人利益，而对宏观问题漠不关心、一无所知乃至在实质上沦为毫无建设意义的蛀虫一样，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仅仅从性别问题的视角出发，而非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整体性视角之下，我们也会成为“无孩爱猫女”的镜像。
不管是否将最近的新规纳入考察范围，胖东来在实质上都是垄断企业利用超额利润建设内部福利体系，进而形成超阶级的企业认同，在此基础上塑造一个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法团主义实践。这种法团主义实践依托胖东来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成功，因此才会有许多苦于剥削的劳动者对某种意义上的“胖东来模式”抱有同情和期待。很大程度上，这种不尽真实的良好形象使胖东来在围绕其新规的这场骂战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这本质上反应了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情绪：宁可要“侵犯自由”的法团主义，也不要“自由”外衣下的严酷剥削。
法团主义主张个人的利益要通过组织和集体来代表或保护，认为人们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力量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在这一模式中，利益各方都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功能分化和层级划分的社会秩序和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中。这一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在各自领域内占有垄断性代表地位。在国家权力层面上这些利益团通过谈判和协调来强化社会整合。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斩钉截铁地站在胖东来对立面的一方，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们打着“维护自由，保卫私权”的旗号，反对胖东来以法团主义进一步加强其企业内部的伦理和共同体塑造，却忽视了最基本的现实——在大多数企业严酷的剥削和对劳动者私人生活的高强度干涉之下，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早就没有什么“私权”了。胖东来的这种法团主义改良，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侵蚀劳动者本就不存在的“私权”，反而多少解除了一部分劳动者身上的一些负担。很大程度上，胖东来的成功恰恰向我们展示了，法团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是如何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取得阶段性胜利的。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明确地公开提出胖东来的成功是法团主义的新形式对风雨飘摇的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性胜利，而是普遍地将目光聚焦于新规直接干涉的议题本身。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近视，不管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陷入了这种政治近视中。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政治近视，本质上是普遍的不学无术导致的。对于现存的各类问题，系统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蓝图在历史上汗牛充栋，几乎每一个自以为很有新意、开宗立派的活动家，在事实上都是前人思想的奴仆，只是他们自己尚未发觉，反而为了自己闭门造车之下的“发明创造”沾沾自喜。这种思想和认识的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与当代公共政治时效性议题的高度碎片化、流动化结合，共同导向了这些活动家们政治想象力的匮乏。
他们或许认识到了当前的乱象，并将其部分地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认识这一层面，却未能真正形成系统、可靠、深入的认识，而是在碎片化的微观议题上拾人牙慧，既想不出解决大问题的办法来，也不敢认真去想，只能在自己专攻的几个微观议题上拉磨转圈。但问题在于，随着高度原子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日益瓦解，新的共同体正在形成，而不管这些具体的共同体，还是人类社会本身，对超越新自由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需要都愈发迫切，这就更要求我们能够提出系统的解，能够从整体上打破一个旧世界，争取一个新世界。
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考验，它考验我们能否在关怀微观议题的同时，建立起可靠的宏观视野，想大问题，解决大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在胖东来事件中恐怕也并不高明，我们中的大多数恐怕也是在第一场时间就完全的让婚丧嫁娶那档子事占据了自己的头脑，而非从政治的高度把握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不加以改正，那恐怕许多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由于对性别问题的沉湎，而成为“无孩爱猫女”的镜像，而非真正引领大众破局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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