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来自17个国家的99名妇女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人民之家举行的社会主义妇女大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妇女节的起源，妇女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如何为解决妇女解放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经验表明，一旦妇女开始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会消除分歧，团结男女工人，加强妇女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妇女解放是工人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按：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8日，译者：梅洛）
“阶级斗争就是妇女斗争！妇女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这是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口号，尤其是丹麦“红袜子”女权运动的口号。如今许多人听到这句口号时都会轻蔑一笑，但这句口号一点儿也不好笑，因为无论是在丹麦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妇女仍然受到压迫。
在国际“三八”妇女节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在所有追求公正社会的青年和工人中间，对妇女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左派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妇女受压迫与阶级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家正在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一切分歧来辅助他们对所有工人生活环境的攻势。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分性别；工人阶级的唯一力量在于团结和凝聚力。
我们认为，如果想要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将妇女解放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在丹麦，压迫妇女的现象依然存在。以丹麦为例，通过仔细观察妇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接受教育和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原因。
国际劳动妇女节
1910年8月，社会主义妇女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每年举行劳动妇女行动日的提案。第一年的行动日是在3月的一个星期天，但后来确定为3月8日。
社会主义妇女国际（译按：第二国际妇女处）秘书处领导人、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召集了这次会议，并提议设立国际妇女节。来自 17 个国家的 99 名妇女参加了在哥本哈根狩猎路69号人民之家（后称“青年之家”）举行的会议。
克拉拉·蔡特金，1897 年
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这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国家被实行。丹麦妇女在 1908 年赢得了市议会选举权，但直到 1915 年才获得国家议会选举投票权。
蔡特金的决议案指出：
“与各国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达成一致，各国的社会主义妇女应每年组织一次妇女节。首先，妇女节应以实现妇女普选权为目标。这一主张应符合社会主义对整个妇女权利问题的理解。妇女节应具有国际性，必须精心筹备。”
会议决定行动日的要求是：
- 争取妇女选举权
- 反对战争威胁
- 为母亲和儿童获得社会照顾而斗争
- 反对物价上涨
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于1907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作为第二国际大会的序幕。1889年，第二国际在恩格斯的主持下成立了。在主导着整个国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由蔡特金领导的妇女秘书处。
在此之前，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自由的关系。妇女运动自认为是跨政治的，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07 年，工人运动决定将妇女选举权问题放在议程的首位，并停止与“资产阶级”妇女组织的合作，转而开展自己的运动。
现在已经很清楚，社会主义者是为工人阶级妇女而斗争，妇女问题不能与阶级问题和反对一切压迫、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分开。
小资产阶级妇女并不认为妇女问题和阶级问题有关，而认为所有妇女在不同的阶级中有着相同的利益。对她们来说，这关系到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成为律师和医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完全平等而奋斗，但我们也要解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尽管法律上的平等可能会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压迫会消失。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这种女性主义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会接受教育、成为医生等，但这并不能解决绝大多数妇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不承认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这一敌人，只承认所有女性与男权社会的争权斗争。
在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了与国际相同的立场，并于1908年通过了以下声明：
- 只有一个工人运动是存在的，负责党员和社会主义选民的教育。
- 党内没有单独的妇女协会。只有各行各业的没有男性工人的妇女工会，其隶属于中央组织管辖。
- 必须为妇女入党提供便利，她们只应支付一半的党费。
- 妇女运动和妇女党派（独立于党）是多余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两翼，俄国革命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分裂。
改良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改良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例如实现全民选举权、争取更高的工资等。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希望能逐步改良社会。
站在另一方的是革命者，其中包括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他们解释说：不能简单地逐步改良社会，资本家的任何让步都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就无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革命派在俄国革命后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该组织坚持将 3 月 8 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德国革命家蔡特金卢森堡（1910 年）
受压迫的妇女
全世界13亿贫困人口中有70%是妇女和女童。发展中国家约有25%的男性因缺铁而患贫血症，而同病症患者在女性内占 45%，缺铁导致每天有300名妇女死于分娩。
在发展中国家内，许多地方的妇女仍遭受着野蛮对待，妇女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卖为人妻。在巴基斯坦，如果妇女有损男子及其家庭的名誉，就会被泼硫酸毁容或是被杀害。在法庭审判中，需要五名女性证人才能推翻一名男性的证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说过：“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幸运的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因此条件才得到了改善，文化也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是，即使条件改善了，法律平等了，压迫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根深蒂固。丹麦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丹麦于1976 年通过了《同工同酬法》，从那时起，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停滞在 12-19%之间，视职业而定。这种差距既是男性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多于女性的部分原因，又是女性每天在家务劳动（家务、送孩子去幼儿园等）上花费的时间平均多于男性一小时的原因。社会一直在进步，技术的发展理应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时间。可是恰恰相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工作时间都有所增加。
世界范围内对利润的追求和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提高了工作节奏和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延长。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密切相关的世界现象。与此同时，过去三十年来工人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侵蚀，社会服务的私有化和福利预算的削减使工人阶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他们要保障对子女和老人的照顾。自 1987 年以来，男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小时，女性增加了一个半小时。
从法律上讲，妇女不再依赖于男人，但众所周知，作为单身母亲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抚养子女和所有其他实际事物。虽然法律上的依赖已经废除，但仍有千丝万缕的纽带将妇女与男人和家庭捆绑在一起。
历史上女性失业人数远多于男性，女性一直被用作劳动力的后备军，在经济危机期间，她们受到的冲击往往最严重。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欧洲以及丹麦的男性失业人数多于女性，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危机对私营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主要是男性。在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看到对福利的严厉打击，也就是对许多妇女工作的公共部门的打击。当有大量工人失业时，资本家就会开始雇用男性。(谁会雇用一个育龄妇女呢？）许多妇女于是会想：与其去找一份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工作，还不如多生几个孩子。（译按：丹麦的少儿补贴børnepenge、儿童津贴børntilskud、托儿所/不入托补贴等生育福利制度非常发达。）
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工资上可衡量的差别，也不仅仅是谁在家里做什么的问题。妇女问题不止涉及到妇女的生活状况，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针对妇女的偏见和偏执依然层出不穷，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衰落，文化也在野蛮化，尤其是在妇女的代表性方面。
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阶段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世界各地对妇女的压迫有多种形式。但无论妇女受压迫的形式如何，其压迫根源是相同的，因此解决办法也是相同的。
不平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我们将人类物质条件的演变视为根本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解释了妇女受压迫是如何与阶级社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只能生产仅够自己生存的产品，没有多余的产品，因此当时不可能存在不平等。
如果说存在劳动分工的话，那也是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其基础是妇女由于生育、哺乳等原因而在部分时间里被束缚在“家里”这一生理事实。早期原始社会男女分工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但随着生产力的初步发展，两性之间出现了分工。妇女的任务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就是采集草根、浆果等，尤其是做饭。男人的任务则是狩猎、在战争中保卫领地等。许多研究表明，妇女的作用对早期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妇女受到极大的尊重，例如，氏族以母系血缘维系，因为在生理上母亲是唯一可以确定的父母（译按：氏族社会的群婚制难以确定谁是孩子的父亲）。
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与我们今天所知的社会完全不同。虽然父权制是一个女性受压迫的社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父权制之前的母系社会里女性压迫过男性，只有两性间的相互尊重。当时没有我们今天所知的父亲和母亲组成的家庭；家庭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生活，抚养下一代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展出了能够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生产方式。他们开始耕种土地、建造围栏和饲养动物。人类第一次开始生产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也意味着第一次出现了不平等。一些人开始比其他人拥有更多，随之产生了阶级社会。除了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之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出现了。属于男人的传统工作开始创造剩余，这使他们处于优越地位。这意味着男人如果想把财产留给后代，就必须以男性血脉为纽带，于是男性主导女性的家长制家庭出现了。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女性开始沦为生殖机器和男性奴役的对象，男性凭借他们掌握财产的事实，依据手中的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开启了男性的统治时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妇女的压迫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与反对阶级社会的斗争密不可分。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导致了国家的兴起，压迫的观念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妇女解放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了女性在世界历史上的失败是如何导致妇女的工作失去其社会性的。同时，他还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第一次改变了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整个家庭都被卷入了生产，这一方面给妇女带来了有偿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另一方面也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作，妇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参与阶级斗争。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
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的重点）
在丹麦，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复苏，生产得到了巨大发展，世界市场也得到了扩展，这使得福利得以扩大。家务劳动的普遍减轻以及育儿、照顾老人等压力的减小，使妇女有可能从事有偿工作（丹麦的育儿比例居世界之首）。与此同时，丹麦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雇用了许多妇女。
丹麦的女性就业率，即劳动适龄妇女的工作比例急剧上升。1960年，女性就业率为33.9%，而男性就业率为83.6%，但到1981年，女性就业率上升到70.8%，而男性就业率为86.8%。1998 年，男性就业率降至81.6%，而女性就业率则增至73.2%。
1967年，妇女在劳动力中占80万人，1998年的相应数字为130万。1967到1998年，劳动力总数从 230 万增加到 290 万。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相应数字如下：
1971年英国：女性占 42.4%，男性占 80.6%。
1973年美国：女性 42%，男性 75.5%。
1990年英国：女性为 50.3%，男性为 70.5%。
1990年在美国：女性 54.3%，男性 72%。
2008年英国：女性 56.2%，男性 68.5%。
而在瑞典，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975年：42%；1980 年：45%；1985 年：47%；1990 年：48%；2008 年：47%.
妇女参加工作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而已。战后的复苏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危机爆发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福利的扩大或多或少地停滞了；公职人员的条件年复一年地受到攻击。儿童、病人和老人的条件恶化，这尤其给妇女造成了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并没有为劳动妇女或世界大多数人口创造繁荣，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才能为全面解放奠定基础。
妇女斗争与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消灭妇女压迫的潜力已经形成，同样，废除一切压迫的基础也已奠定。资本主义最初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它将生产手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现在可以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没有人需要遭受苦难，不平等可以通过大幅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来消除。然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人类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疲于奔命；新技术的引入是为了让人们更快地工作，而其他的人则被解雇。
有了计划经济，我们就能立即提高产量，并利用技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工作时间将立即缩短，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我们还将能够引进一系列其他东西，使我们更接近妇女解放。
首先，我们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共福利，使工人及其子女、老人和病人获得体面的条件。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技术来消除或多或少的家务劳动。扫地机器人、人人都能使用的洗衣机、公共洗衣房、市民餐厅、人人都能享用的优质健康和廉价食品、所有幼儿园、学校和所有工作场所的膳食、翻新的住房、公共窗户清洁、清洁帮手等等，将仅仅是人类解放任务的开始。我们目前的前景受到当前形势的限制；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发展所有这些有益于人类解放的事物。
但这一切都不会自动实现，这需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消除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接管最大的公司，从而控制经济的关键部门。今天，少数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即工厂和机器等。正是他们决定生产什么以及何时生产，这取决于他们能从什么产品中赚取利润。但实际上，财富是由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即工人阶级，他们每天都要为资本家工作。工人阶级必须接管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例如丹麦的 200 家最大的公司——这样，大多数人才能民主地决定生产什么，才能制定出尽可能利用现有技术和生产的计划，从而提高产量，降低工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一切奴役女人和男人从事家务劳动和为他人工作许多小时的现象。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人类在文化、科学、创造力等方面的真正潜力将首次得到充分发挥。
俄国革命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非常重视妇女问题，十月革命首次允许了最广大的群众参与政治。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9月23日）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法律上确立了完全的性别平等。除其他事项外，他们还引入了离婚权、堕胎权和教会外的公证结婚权。但正如列宁所解释的，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远远不够。必须利用生产的发展来建立托儿所、学校、公共厨房，并发明方便家务劳动的机器。今天，这些东西很多都已经存在，但首先它们并不向小市民提供，而且这些服务的质量也不断受到利润的影响。如上所述，无论男女，家务劳动和外出工作都在增加，而自由时间和养育儿童的质量却在下降。
我们的愿景不是分担家务劳动和有偿劳动，而是消除所有苦役。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向前推进了，我们已经走上新的道路。”（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
但是，苏联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消除家务劳动和家庭——想要消除家庭，必须拿其他东西取代它。正是苏维埃俄国的落后和封闭，为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夺取苏联政权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苏联没能发展出新的家庭类型，而是回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机构不是与不平等和压迫作斗争，而是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随着苏联官僚主义的堕落，苏联公民，特别是妇女的自由急剧减少。堕胎和自由离婚的权利被废除，工人和农民妇女仍然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的苏维埃俄国还对同性恋采取了最先进的态度，但斯大林官僚集团同样将这一点完全推翻了。没有民主，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苏联经济最终崩溃了。
然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并不能成为拒绝社会主义的理由，我们在苏联看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但革命最初几年取得的成就表明，革命是势在必行的第一步，它为妇女和人类的解放奠定了整体基础。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得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1923年7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公共餐厅就餐，也不意味着永远不允许自己做饭，公共儿童教养也不意味着孩子不能由家人抚养。它的意思是取消了所有强制措施。你不必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和准备盒饭；但你只有在愿意的情况下才会做这些事情。托儿所、学校、休闲中心、医院、老人护理中心等都将配备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时间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同时工作时间也将立即缩短。
今天，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显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例如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等。与当代发展相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具有惊人的远见卓识。试想一下，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我们今天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那么，我们该如何争取妇女解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男女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
生物学与女性天性
有些人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基础是生物性质的。这种关于生物学的争论有多种形式。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是父权制造成的，而父权制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天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人类早期的历史表明，妇女并不总是受到压迫，并不总是处于低于男性的地位。因此，没有证据表明男性压迫女性是他们的天性，正如人与人之间相互压迫一般也不是他们的天性。天性论是唯心且悲观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还有人提到“女性天性”。所谓“女性天性”的说法与“压迫女性是男人的天性”的说法一样反动。这种观点类似于那些试图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贪婪、自私等。事实上，“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新石器时代的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当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看看非洲原始部落和当今西方世界对女性行为的要求有何不同就知道了。或者看看在好莱坞长大的女孩和在中国农村长大的女孩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是巨大的。
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在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著作《反叛中的理性》中解释了人性是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人类自己创造自己’。人性与意识一样，是当时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人性会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原因。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人的特征似乎是通过基因在生物学上固定下来的，这就为‘你无法改变人性’的神话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所谓的‘人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变和再转变。”（《反叛中的理性》，英语版第329页）
但有人会反对，因为女孩和男孩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同。男孩更喜欢玩武器和汽车，女孩则更喜欢玩洋娃娃。（译按：这其实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影响个人的意识的体现。广义上人的经验和成长环境，狭义上颜色被社会赋予的定义，颜色的使用环境和频率，颜色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组合和运用等都会影响人的选择。）最近，一位母亲在电视上回答“为什么给她的女儿买女孩子的玩具”时说：“她太喜欢粉红色了，我相信这是遗传。”这就是我们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生物学论证的庸俗版本。这种思维方式常被用来支持一种反动观点：妇女独自照顾孩子是母性和本能，因此她们天生就属于家庭。
不同的成长环境
如何区分生物学和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即从男孩和女孩出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受到不同的教育。当然，这种现象不会自行改变，研究表明，在丹麦和瑞典等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所有国家的固有文化，因为所有国家都存在阶级和不平等。既然男女没有接受相同的教育，我们就无法断定男孩和女孩在行为方式上有什么生理差异。我们认为，男孩和女孩的不同的成长方式无疑影响了他们性格的形成。历史表明，人类的行为方式、所珍视的准则和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性”，而恰恰取决于我们成长环境和受养育的物质条件。
丹麦语言和心理学副教授、专门研究儿童大脑发育的安-伊丽莎白·克努森（Ann-Elisabeth Knudsen）描述的一项测试表明，我们是如何从婴幼儿时期就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儿童的。在实验中，一组志愿者被要求照顾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半小时。实验在一个装有隐藏摄像头的房间里进行，孩子被特意穿上了不分性别的衣服，所以无法分辨出男女性别。
“与孩子一起坐了一会儿后，所有测试者（包括男性和女性）都觉得受不了了。在（孩子）母亲回来之前，所有受试者无一例外都会拉一下尿布，以确认孩子的性别！随后，我们可以从视频记录中明显看出他们的欣慰之情，就好像他们在说：‘哦，你就是那种性别！’： ‘哦，你真好！现在我知道怎么抱你、和你说话、和你玩了。’这发人深省，尤其是考虑到三个月大的女孩和男孩在生理需求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对待幼儿方式的不同，可能深深依赖于我们无意识的性别期望”（安-伊丽莎白·克努森：《好女孩和笨男孩》，2002 年）
克努森的基本观点是：“大脑的发育会受到影响。”因此，当我们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时，他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不同。幸运的是，大脑的发育贯穿一生，因此也会受到整个生活的影响。
实验表明，女孩和男孩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不同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女性天性”和“男性天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女孩和男孩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说女性属于家庭、不懂数学或在其他方面不如男性是没有生物学依据的。就像说男人有压迫女人的生理冲动一样，也没有任何依据。人类的发展是受环境影响的。
女童和男童从一出生就面临着不同的期望，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停滞，以及文化的退化，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瑞典监察专员最近谴责了玩具反斗城的一本玩具目录，因为其中的性别定型观念太强。只要翻开最近的玩具目录，就会发现页面越来越多地分为粉色和蓝色：带车把篮子和儿童座椅的粉色儿童自行车适合女孩，而两侧带火焰的蓝色自行车适合男孩；洋娃娃是女孩玩的，而乐高积木则是男孩玩的。
大脑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旦消除了目前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负担，人类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这无关性别。当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获取每日的面包时，就可以将精力用于发展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所拥有的才能。
社会建构主义？
为了反对这类反动论点，即女性受压迫是基于生物学的自然现象，女性主义中出现了一个学派——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者正确地指出，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并不是先验的生物学给定的。但社会建构主义者不仅否认生物学的作用，还否认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没有完全没有物质基础。
罗斯基勒大学副教授克里斯特尔·斯托姆霍伊（Christel Stormhoj） 这样解释道：
“生物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之间的差距已经消除。身体在逻辑上或时间上并不存在于其表述之前，而是一个真实的客体[......]这意味着，通常所说的生物性别被视为部分由话语和规范构成（译按：注意！后现代主义哲学最常用的词“话语”、“叙事”、“脉络”、“规范”，他们认为社会交往中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能通过改变“话语”和“规范”来根除一切不公。），因而是一种效果[......]因此，性别不能被视为建立在[......]话语之外的物质性基础之上。” (斯托姆霍伊：《社会科学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理论立场》，载于《社会科学中的科学理论》, 2003)
许多左翼青年被这些观点所吸引，因为它们断然拒绝生物学论证，批判既有的压迫性体制规范，表达了对当权者的普遍反抗。关于性别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已经有许多有趣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对社会建构主义，因为这种理论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改变对妇女的压迫。
首先，我们必须自问：这种社会建构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你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社会建构是相互演变的。是的，但第一个建构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建构朝着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发展？社会建构主义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它不是人们日常所理解的理想主义，不是美好的理想，而是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它把历史解释为思想的历史，把人们的行为解释为抽象的思想，而不是物质的需要。在哲学唯物主义中，观念和思想也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脱离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的。
因此，解决方案同样变得模糊不清。如果重要的是社会建构、规范和语言，而物质基础并不存在，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扩大规范的范围，证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这就产生了大量（通常是好的）文章、研究等，展示压迫性的规范，以及各种家庭和生活形式的“社会实验”，例如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看到的。许多实验，例如集体生活方式，都有许多好的一面，例如共同分担家务、照顾孩子等，但它们无法解决压迫问题，特别是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压迫的物质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经解释过，社会结构、思想、规范、观念都有其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没有物质的大脑，就不可能有思想，也就不可能有性别、构造等概念，而物质的大脑需要身体，身体又需要吃喝。思想和规范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马克思是这样解释这种联系的：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物质决定思想，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思想也会发生变化。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机械地看待物质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试图这样声称，而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也一直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机械地看待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了绝对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了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弗·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
事实上，人类意识是非常保守的。在正常的历史时期（占绝大多数时间），它远远落后于物质基础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不愿参加斗争，会默默接受老板的一切攻击。但是，不能根据任何特定时刻的表面情况，就意识和阶级斗争如何发展得出结论。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宗派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丧失了革命意识。
在工作场所，表面上可能风平浪静，工人们默默地接受老板说的一切：他们不能互相打招呼，否则就会被解雇；他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必须提前15分钟到公司换衣服；多工作半小时，等等。一切秩序井然，什么也没发生。但终有一天，工人们受够了，他们不准备再接受任何东西，于是他们开始罢工。正如《圣经》所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the last shall be the first.）”
意识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上升的。在斗争过程中，意识会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迅速向前。这显然不是直线前进，既有失败、挫折，也有向右和向左的转折。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每走一步，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要尽我们所能，提高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
"物质与意识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但他们是在物质条件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当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时，最终也会改变思想。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1845年稿本）
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必须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压迫妇女和对妇女的任何偏见。但是，即使我们反复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以及废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也只有少数人会因为读了一本书或听了一次政治演讲而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斗争，绝大多数人才会得出革命性的结论，妇女问题亦如是。
妇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图片来源：由卡洛·尼古拉（ Carlo Nicora）在Flickr 上拍摄
女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女性主义者将妇女问题置于阶级问题之上或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等处于同等地位（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之中有真正承认存在阶级压迫的人，但也有许多人拒绝承认阶级压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阶级压迫是根本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贫穷的黑人妇女可能不会比白人男性工人更痛苦。这意味着，阶级分化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所围绕的基本矛盾。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对妇女的压迫起源于阶级社会。妇女问题离不开阶级问题，阶级问题也离不开妇女问题。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反对一切分裂。妇女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随着普选权等最基本的法律权利的实现，妇女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资产阶级太太要求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捍卫自己的财产，简而言之，分享他们的特权。而劳动妇女则被允许与她们的丈夫一起分担劳动，与她们的男人一起分担家务，与她们的男人平等地经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当然，我们会为实现男女法律平等的所有要求而斗争，同时我们坚持阶级路线，并解释说任何民主进步都只能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跳板。
另一方面，妇女的斗争显然也是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资本家不择手段地分化工人阶级，如果他们能让一部分人接受较低的工资，就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造成压力。如果他们能让一部分工人看不起另一部分工人，这就会分裂反对资本家的共同斗争。工人阶级的唯一力量在于跨越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的团结。因此，反对压迫妇女符合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妇女问题不仅被左翼提出，也被右翼蛊惑利用。例如，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就利用妇女问题发表针对丹麦移民问题的种族主义言论，口头上声称为妇女解放而战，但实际上却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种族主义和压迫无产阶级的行动。
例如，反对穆斯林家庭强迫婚姻被用来作为实施 24 岁移民规则（24 Year Rule）的论据，（译按：该规则规定，非居民配偶只有年满24才能与居住在丹麦的居民配偶团聚和同居；这对夫妇的联系必须比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更牢固，除非一方已经在丹麦居住超过28年；必须有10万丹麦克朗的担保，担保金额每年随通货膨胀变化；一年内没有领取过现金补贴或失业救济金，不欠当局钱，并有福利金两倍以上的收入供养伴侣；夫妇必须证明他们拥有或租有房屋，人均面积至少20平方米，每间房最多容纳2人。）
这一民族主义的和反移民主义的规则实际上是在攻击家庭团聚权（译按：家庭团聚是一项普遍权利。当难民被迫逃离祖国时，他们的家庭有时会被拆散并长期分离。各国有责任通过家庭团聚程序保护和恢复难民的家庭生活。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保障难民家庭团聚的基本权利；我们努力为失散的难民家庭提供支持，并增加他们利用家庭团聚程序的机会。），它对强迫婚姻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打着保护妇女的幌子而已。顺带一说，它也无法阻止强迫婚姻，妇女完全可以被强行送往另一个国家结婚，比如挪威和瑞典。（译按：由24岁规则拒绝居留许可的案件中，通常只有不到1%的夫妇的婚姻涉嫌强迫或权宜婚姻。如2004年的2808例拒绝案件中只有7例与强迫婚姻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解放甚至一再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入侵阿富汗辩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妇女问题来分化工人阶级并引入各种反动观念的。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
不幸的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也悄然进入了工人运动的某些领域，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却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丹麦左翼的许多人提出了在丹麦公司中增加女性管理人员的要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不会成为老板的女性来说，这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至于她们应该从女老板还是男老板那里领取越来越低的工资，或者是女老板还是男老板解雇她们，这都没有任何区别，这都不会改变她们的处境。支持增加女性管理者的一个论点是，事实证明，有女性进入董事会，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就会是正数——这实际上意味着她们从男女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女高管、女教授、女政治家的家务可以交给拿很低报酬的女保姆，而职业女性却要承受长时间工作、日托服务开放时间缩短等巨大压力。这些要求模糊了阶级对立，纵观历史，资产阶级一直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营造一种“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感觉。
美国黑人中的佼佼者获得了很好的职位，给人一种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的错觉，而实际上绝大部分黑人仍受到系统性压迫。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生活境况会发生改变。
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对大多数美国妇女来说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八十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今天德国的安吉拉-默克尔的上台都不能说是向妇女解放迈进了一步——情况恰恰相反。
妇女问题也被用来支持劳工运动中的右翼。在社会民主党主席选举中，右翼候选人海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 Schmidt）击败弗兰克·延森（Frank Jensen）的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名女性。在 LO（丹麦工会联合会）上一次总书记选举中，左翼候选人哈拉尔德·伯斯汀以同样原因（Harald Børsting）击败右翼候选人蒂内·奥尔维格-胡根伯格（Tine Auervig-Huggenberger），赢得了选举。
处于工运高层的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可能远离普通群众，背叛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决定一个人能否最好地领导妇女解放斗争的不是性别，而是这个人的政治立场。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任何积极的性别歧视，例如按性别划分的发言人名单，党的领导机构、董事会中的特殊配额等。我们反对在董事会中为女性保留特别配额和席位。右翼往往利用这一点来提拔自己的人，反对真正的阶级斗士。政治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必须决定工人运动领导层中的多数。我们还拒绝所有类似于在运动中对会议发言人名单进行性别隔离的提议。关键在于思想，而不是性别。
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除了这些完全无法使更多的妇女走上历史舞台的倡议之外，还贬低了广大劳动妇女，暗指后者不能表达“真正女性”的观点，不能为理想而奋斗，不能凭借想法和作秀赢得配额席位和优惠待遇。
我们反对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倡议，因为它们分裂了工人阶级，使得男人反对女人，女人反对男人。我们在整个工人运动中为使妇女问题得到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的重视和讨论而奋斗。
早期工人运动中的妇女斗争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妇女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妇女就参与了阶级斗争。丹麦第一次有妇女参加的罢工发生在 1886 年，鲁本斯蒸汽纺织厂的 225 名无组织妇女自发使工厂停转。
如今，妇女占劳工组织成员的 49%，但妇女的组织并非一帆风顺，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她们的组织程度和参与阶级斗争的程度也在增加。下面简要介绍丹麦女工中的一些重要斗争，特别是汲取的经验教训。
许多女性主义者拒绝共同斗争，她们解释说，工人运动中的男性过去和现在都是沙文主义者，妇女必须单独组织起来，而这是自 1871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和丹麦妇女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工人运动中曾经存在偏见，而且现在仍然存在，但历史表明，通过共同的斗争，这些偏见是可以打破的。
鲁本斯蒸汽织布厂的罢工妇女加入了纺织工人工会，并得到了他们的罢工支持，但罢工最终还是失败了。工会领导把这次失败说成是“女性天性”的表现，认为这是由于妇女不懂得团结，不了解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斗争。这是丹麦劳工运动中工会领导层第一次将失败归咎于罢工者本身，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当妇女参与其中时，女性的天性总是难辞其咎。”这种情况和说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牌匾漆工纠纷中再次发生，等下我们会讨论这一问题。
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许多工会不对妇女开放，尽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妇女约占所有产业工人的 20%。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女性有偿就业，例如女佣。对于许多工薪家庭来说，妇女的收入非常重要，而对于单亲母亲家庭来说，妇女的收入更是至关重要。
尽管妇女通常更难组织起来，部分原因是许多妇女在家工作，因此完全与世隔绝，但妇女组织仍在稳步发展。19 世纪 90 年代末，丹麦约有 20% 的女性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这一比例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国家。
从 1888 年起，丹麦社会民主党将“不分性别、种族或国籍的人类全面解放”纳入其纲领，并要求男女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和同工同酬。这并不意味着劳工运动内部过去和现在仍然没有偏见，也不意味着劳工运动在许多方面对妇女问题从未采取过反动的态度。但是，女性主义者对工人运动在妇女问题上的批判有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一进步。
在工人运动中，妇女应该待在家里的理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男人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因此工人运动的目标就是让男人获得足够的薪水，这样妻子就没有必要工作了。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工薪阶层妇女都无法承担全职太太的代价而必须外出工作。
今天，我们很容易说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进步，但在 19 世纪末以后，工人阶级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妇女可以从事医生或律师等职业，而工人阶级妇女只能希望从事 10-15 个小时的艰苦繁重工作。同时，也没有公共托儿所，资产阶级妇女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工人阶级妇女来说却难有两全法。
女性主义者还指责工人运动偏袒技术男工的利益，将妇女的利益置于一边，并以禁止在家工作的讨论为例进行了强调。在工人运动的早期，许多人都在家工作，例如裁缝。而对许多妇女来说，这是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唯一途径。工会争取禁止在家工作，因为这会分裂工人阶级，而且在家工作的工人组织不力。女性主义者反对这项禁令，她们的回应是，这表明妇女必须置身于工会运动之外。马克思主义对此的回答是，工人运动必须提出要求，为所有人提供适当、安全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生活工资和人道的工作时间。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宣言》）
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强调“整个无产阶级”的，劳工运动是绕不过去的，妇女问题不能被视为与阶级斗争问题相分离。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也并不只是在妇女问题上没有进步路线，纵观历史，工人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裂。例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一直相互对立。
正如我们最近在2008年春季看到的那样，在与工资谈判有关的公务员罢工期间，公务员、护士、托儿所工作人员、老人护理人员等不同群体因不满提出的工资协议而举行了长达数周的罢工。一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公务员工会的领导人在媒体上要求，罢工者的工资不得高于拟议的协议，以防他们的成员可能感到不满。参加罢工的不同工会的领导人也相互争斗；例如，护士工会（DSR）的领导人就非常强调社会和医疗工作者的收入不应高于护士的要求。这次罢工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要求为低收入妇女行业提高工资的一个公开案例。
然而，尽管工会领导人相互争斗，但罢工确实打破了一些偏见。随着妇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也成为了斗争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共同的斗争，跨性别或宗教等的团结才得以建立。
1875 年发生了这样一场劳资纠纷，资本家想要将组织起来的妇女将接替罢工男子的工作。这改变了烟草工人工会的态度，他们意识到也必须把妇女组织起来。烟草工人的总书记在罢工后说：
“由于一种令人遗憾的错误观念，迄今为止，女工和男工一直作为竞争对手相互敌视。但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所有工人必须团结一致地抵御来自资本主义的攻击。在这一理论中，我们还明确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因此，从事同样工作的女工必须获得与男工相同的报酬。”(拉森一世：《丹麦劳动史》，2007 年，第 376 页)
20世纪70年代牌匾女工的罢工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野猫”罢工（即官方认可的谈判程序之外的罢工）越来越多。在许多罢工中，包括在工业罢工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 1954 年的菲利浦罢工中，大多数雇员都是妇女。
在整个1960年代和70年代初，女工们通过斗争提出了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不分性别同工同酬的要求。1970 年代，新的群体开始参与罢工行动，主要是公务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幼儿教师、护士等开始将罢工行动作为一种武器。
1970年代妇女中最著名、最重要的罢工之一可能是1972/73年皇家瓷器厂女牌匾漆工的罢工。这次罢工成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榜样，引发了其他工人的大力声援，同时也表明妇女当然能够罢工。
大约150名在皇家瓷器厂绘制牌匾的女工抱怨工作条件恶化，计件工资下降。工厂管理层同意就新的工资协议进行谈判，但两周后又终止了新协议。牌匾女工拒绝按照旧协议工作，但会继续按照新协议工作。她们要求工厂遵守提前两个月通知终止当地协议的标准。在此背景下，工厂管理层以罢工为由将她们遣送回家。牌匾女工们每天都到工厂示威，要求按照新协议上班。
劳工法院
受理了这一案件，法院同意了这些妇女的说法，即工厂非法废除了当地协议。劳资争议法庭判处工厂因非法终止当地协议而支付20000丹麦克朗的罚金，但同时却因牌匾女工的非法罢工而判处她们72000丹麦克朗的罚金。
在罢工期间，牌匾女工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她们向自己和其他工人阶级表明，妇女可以罢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领导阶级斗争。牌匾女工们每天都开会讨论罢工问题，许多以前不敢在大型集会上发言的妇女也开始参与讨论。牌匾女工们还组织参观了其他可能的工作场所，并介绍了她们的罢工情况。各工作场所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总共募集到了 352,311 丹麦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劳资争议法庭的判决又引发了全国各地自发的募捐活动，总共又募集到了60,000丹麦克朗。
工会和劳工组织领导了劳资争议法庭的谈判，但没有让牌匾女工参与其中，而且普遍对这些妇女不屑一顾。当牌匾女工们询问什么是专业仲裁时，她们从工会代表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一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间。[......]说再多你们也不会明白。”(劳工组织主席托马斯·尼尔森（Thomas Nielsen）对媒体评论说，牌匾女工们被处以巨额罚款是她们自己的错，她们是“愚蠢、固执和愚昧的”（《女漆工的奋斗》，1974 年）。另一方面，来自工作场所的巨大支持表明，虽然工会领导层对牌匾女工不屑一顾，但工会的普通员工绝对不是这样。
当女性主义者指责工会由男性主导时，她们忘记了领导层和基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般来说，工会领导层对基层成员的行为普遍都很傲慢，这不分性别，特别是针对边缘群体。我们的任务是在基层员工中建立团结，反对工人阶级的这种分裂，从而向领导层施加压力，而不是帮助加剧分裂。
罢工本身与妇女问题无关，但罢工本身也向参与罢工的妇女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牌匾上的一位女工解释了这是如何产生的：
“我想我们一直都认为，尽管我们只是女人，但也不应该让她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直到去年，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不是作为女性，而是作为人类。以前人们无法想象妇女可以坐下来参与罢工，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许多地方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想到一群妇女能够坚持这么久而不与自己为敌，这是男人对女人的老式看法。但事实是，罢工对许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对类似的男性群体来说更大的问题。”(蒂格森/Thygesen, 《劳工斗争的经验教训》, 1974 年，第 66 页）。
许多妇女认为，冲突发生在三条战线上，即资本家、工会和家庭战线。对于单身母亲来说，卷入争端显然是很难的，但对于许多有伴侣的妇女来说，当她们的男人不理解罢工是为了什么并抱怨被忽视时，她们也很难接受，罢工导致了几位牌匾女工离婚。罢工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对相关人员的个人影响，离婚并不罕见。
正如几位牌匾女工所描述的那样，“她们醒悟了”，而这也改变了家庭的状况。一些妇女随后成为工会的积极分子。但是，单靠一次罢工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人们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开展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斗争。罢工结束后，一位牌匾女工的评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回去工作了。很奇怪，我满心欢喜，但同时也痛苦万分。我又要开始计件工作了，我不应该思考，不应该说话或行动，我难以忍受这种折磨。我看着我的同事们，他们的日子也一样难过吗？我们不可能真的再次成为生产机器，没有任何机会讨论和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蒂格森/Thygesen, 《劳工斗争的经验教训》, 1974）。
争取同酬
在女工多年的压力下，特别是在造船厂起重机女司机罢工期间，以及在工会妇女和红袜子运动的联合行动下，同工同酬于1973年被引入私营部门的集体协议中。丹麦女工工会（KAD）多年来一直坚持同工同酬的要求。1945年，她们在工资协议中采纳了这一要求，整个1960年代，几个工会都将同工同酬提上了议事日程。更广泛地说，作为社会思潮激进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社会更加关注妇女问题。年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提出妇女问题，并组成了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被共同称为“红袜子运动”（Red-stockings）。“红袜子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红袜子”的第一个著名活动是在 Strøget（哥本哈根的主要街道）焚烧胸罩，活动当天，她们来到图博格啤酒厂散发传单，呼吁同工同酬。
红袜子活动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要求的关注，但只有当工会中的职业妇女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提出这一要求时，这一要求才有可能得到落实。1971 年成立了一个同工同酬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活跃的工会妇女，特别是来自KAD第 5 部（产业工人）、“红袜子”以及可能来自其他团体的妇女。参与该小组的不是全国性的KAD，而是工会中的左翼。该团体组织了一次同工同酬示威游行，并在哥本哈根的大型工作场所散发了 13000 份传单，几个主要工作场所的妇女也参与了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1971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示威游行有数千人参加，图博格公司的女工举行了罢工。
示威游行和越来越多的非法罢工（如牌匾女工罢工）给工会领导层带来了压力，KAD的总书记在 1971 年的集体谈判后威胁说，如果 1973 年不实行同工同酬，女工就会举行大罢工。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开始在社会民主党内蔓延，并于 1976 年通过了《同工同酬法》。同工同酬的斗争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动员了工人运动的所有成员，从而使领导层受到了压力。
“红袜子运动”引发了一些重要的辩论，许多“红袜子”也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红袜子运动”继续沿着女性主义的道路前进，建立了独立的妇女组织，并将重点放在“纯粹的”妇女问题上。工人运动和一些左翼人士被认为缺乏与妇女的团结，被指责带有性别偏见。也许部分情况下确实还存在许多偏见，例如，丹麦总工会总书记托马斯·拉森（Thomas Larsen）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工人运动之外成立单独的团体是没有出路的。活动无论多么轰轰烈烈，新闻报道如何铺天盖地，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必须在工人运动内部、工会和工人政党中开展斗争。
随后我们看到，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丝毫没有改变，同工同酬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女性受压迫问题完全无法通过法律和协议来解决。
在2010年春季丹麦的下一轮集体谈判中，同工同酬似乎可能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一些工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将其作为一项主要要求。这无疑是积极的一步，但目前工人阶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而且失业率还在不断上升，各地的资本家都在利用解雇的威胁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施加压力。同工同酬的要求很有可能被资本家用来要求冻结最低工资，甚至降低男性工人的收入。我们决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这将分裂工人阶级。我们必须要求资本家立即纠正这种情况，执行 30 多年前在集体协议和法律中商定的同工同酬！
公务员参与日益壮大的罢工浪潮
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女性，在1970 年代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中，她们开始与其他工人阶级平等地举行罢工。丹麦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严重的隔离性，女性占市政部门工作人员的 75%，而男性约占私营部门雇员的 66% ，妇女的状况与公务员的状况密切相关。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公共开支被大幅削减，公务员的优厚就业条件被取消，私有化浪潮兴起，公务员的工作条件普遍受到破坏。每名教育工作者或教师负责的儿童人数，或每名家庭护理负责的老人人数等都有所增加。
从2001年起，右翼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但从千年之交开始，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群众抗议活动开始恢复力量。几年来右翼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议会进行削减福利，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运动。2006年秋，许多城市的幼儿园教师和其他人员举行了罢工。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arhus）的托儿所教师率先举行了长达4周的野猫罢工。2007年夏天，一个全新的群体开始行动起来，社会和医疗保健工作者开始举行罢工，以争取更高的报酬。
自2006年春季起的18个月内，共举行了三次反对削减福利的示威游行，参与人数超过10万。这些男女劳动者缺乏的不是战斗精神或勇气，而是缺乏领导。公职人员工会并不支持罢工，也不协调各市的罢工，因此罢工频频失败，削减福利的行动仍在继续。
2008年春，公职人员集体谈判导致护士、幼儿教师以及社会和医疗保健工作者举行了多周的罢工行动。他们的要求是“同工同酬”和“女工拿男人的工资”，但其含义并不明确。如前文所述，各工会领导人，无论是罢工的还是未罢工的，都再互相争斗内讧。一个生动的画面是，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在市政厅广场举行了护士示威游行，在议会前广场举行了教育工作者示威游行。工会领导层再次决定身披“黄”甲，虽然DSR护士工会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要求，但领导层明确表示：同工同酬更多地适用于护士，而不是社会和保健工作者。
就如同牌匾女工们，罢工意味着相关职业妇女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1973年，护士们第一次举行罢工，当时她们就表示要打破将护士工作视为一种神圣使命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精神的观念，罢工者在2008年的罢工中重申了这一点，这被称为“乖女孩”的终结。
这次罢工以失败而告终，工资涨幅微乎其微，这不是因为罢工者，而是归咎于罢工工会的领导层。工会领导层之所以没有让罢工者参与决策，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对罢工的控制，同样，他们也没有协调斗争，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影响力，因为他们没有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场联合斗争，而只是一场从州和市预算中同样有限的资金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让步的斗争。罢工本应扩大到其他群体，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工人，但这可能意味着罢工会完全脱离领导层的控制，出现类似于1985年丹麦大罢工的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明白了，工会领导层的性别并不决定他们是否会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DSR 护士工会的领导层中90%是女性，她们在确保罢工胜利方面并没有发挥比其他工会领导层更好的作用。其次，在罢工期间，公共部门工人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一大批工人阶级妇女的人物也变得明朗起来。实际上，他们的雇主是政治家，但同时政治家又否认自己有任何责任，并提到了 “丹麦模式”：即在丹麦，工会斗争和政治问题应该是分开的。但事实上，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尤其是对公共部门的工人而言。为公职人员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同工同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无法仅靠工会来解决。
工会和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团结名单）的工运领导层本应共同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以消除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差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右翼政府的政策之外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公务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确实没有私营部门工人那样的影响力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罢工的目的是打击雇主的腰包，但当公职人员罢工时，政治家的腰包却不会受到影响；相反，他们往往会影响到儿童、老人和病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例如护士在罢工时总是提供应急人员。这意味着，尽管在 2008 年的罢工期间所有护士都正式罢工，但在许多医院科室，值班护士的人数比平日还多，因为应急人员比日常人员多，这也体现了工作条件的疯狂和恶劣。
公务员不可能独自赢得这场战斗，他们必须呼吁私营部门的工人并让他们参与进来，因为私营部门在实现体面的福利服务方面也有很大的利益，公务员和私营部门工人之间的分裂应予以克服。以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协议是同时谈判达成的，例如，幼儿园教师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这在1985年的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被分割开来，分别谈判合同。我们必须呼吁消除组织内部以及薪酬和条件谈判中的所有分歧。
争取妇女解放！
妇女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到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革命中也是如此。俄国革命是由俄国妇女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要求面包与和平而发起的。今天，尽管许多参与近期罢工的人已经幻想破灭，而且当前的经济衰退总体上导致罢工数量暂时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每一次斗争中，整个工人阶级都会学习到宝贵的经验，无论斗争是以胜利还是失败告终。目前的僵局只是暂时的，表面之下正在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是，现在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斗争！公务员罢工的结果之一就是加入和投票支持社会主义人民党的人数大幅增加。
工人阶级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战斗，他们要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来领导这场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从根本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开展一场改变社会的斗争。这样才能为妇女的全面解放和消除一切压迫奠定基础，妇女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创造一个能够解放妇女和全人类的社会。纵观历史，女工们展现了她们的勇气和战斗精神，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将从 “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