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港商——“超人”李嘉诚，继2015年撤资事件后，近日又起争议。2025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的上市公司长江和记实业（HK.00001）发表“内幕消息”公告，宣布将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涵盖欧美亚洲的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合共199个泊位的权益，出售于美国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消息显示，长和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将于4月2日前签署协议。

　　事件迅速引起了巨大争议，《大公报》连发文章批评并被国务院港澳办网站转载。今天，我们来聊聊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具有“香港特色”的社会脉络。全文一万余字，所有引用文献资料和公开信息均在结尾列出，感谢读者们抽出宝贵时间阅读。

　　交易的来龙去脉

　　首先，笔者希望对此次交易做一个最简单的定性：或许，李嘉诚家族低估了此事在中国方面会引起的回响。但是，此次交易，并非单纯“在商言商”思路下，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选择，而是李嘉诚家族在中美博弈环境下做出的，带有一定“站队”意味的政治选择。开始分析前，我们需要对事件的时间线，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事件源于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去年12月25日，当时还是候任总统的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Social）平台中“祝愿”——“所有人圣诞快乐，包括中国的优秀士兵们，他们充满爱心但非法地运营着巴拿马运河”。今年1月7日，特朗普再次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回”巴拿马运河。

　　最初，特朗普这一系列暴论，并没有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毕竟，特朗普的暴论不止涵盖巴拿马，还包括吞并加拿大、格陵兰以至入侵墨西哥等一系列的暴论，而且大多数人不认为特朗普真的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破坏美国赖以维持全球霸权的国际“信誉”。在此次交易前，我国外交部对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回应口径，一直是“中方没有参与运河的管理运营，从不插手运河事务，一贯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事情迅速发生变化。2月初，在美国胁迫下，巴拿马当局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对此中方表示深表遗憾。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在交易发生前，巴拿马政府曾派出审计小组，进驻和记港口所属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调查。[1]根据彭博社2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面对美国政府施压，巴拿马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取消長和经营运河附近港口的合同。[2]

　　交易于3月4日达成后，长江和记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表示，这项交易是“迅速”、“低调”而又具竞争性的过程下进行的成果，并强调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与近期关于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新闻完全无关”。[3]“香港01”报道指出，与贝莱德的交易谈判在数周内完成，各方通过视像会议、电话方式谈判，且李嘉诚本人及长子李澤鉅均有参与谈判。[4]

　　3月4日特朗普对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讲说，“我的政府将收复(reclaiming)巴拿马运河，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就在今天，一家大型美国公司宣布，他们在购买巴拿马运河周围的两个港口和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许多其他东西以及其他几条运河”。[5]

　　必须强调，长和集团这次出售的港口不仅包括其在巴拿马的两个港口，还包括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地经营的港口——根据长和集团2023年年报，它合计拥有24个国家53个港口293个泊位的权益，其中欧洲、亚洲、澳洲及其他地区的泊位合共197个，其余96个泊位分别来自“和记港口信托”（主营中国内地、澳门和香港业务）和其他中国内地及香港业务。同时，2023年度，长和港口业务产生408亿5100万港元的收益，其中80%的收益来源于其欧洲、亚洲、澳洲和其他区域的业务。[6]也就是说，长和集团出售了所有的海外港口业务。

　　更重要的是，根据长和集团2024年业绩公告，长和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的附属公司、合资公司和联营公司，在中国内地、澳门和香港以外，除了分布荷兰、波兰、英国、瑞典、西班牙、韩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本次的话题焦点巴拿马运河以外，更包括埃及、墨西哥、阿联酋、泰国、新加坡、沙特、巴基斯坦、印尼、阿曼、越南、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亚非拉国家，以及澳洲、新西兰两个掌握中国大量原材料供应的大洋洲国家。[7]毋容置疑，此次交易将显著影响中国在海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和主要原料产地的贸易利益——只要看一眼长江和记自己公布的“和记港口全球网络”地图，就能明白此次交易涉及了多少“一带一路”的关键贸易路线。

　　对于此次交易，我国有关部门的回应来得稍晚，但态度极为严厉。（相信大家都有了解，在此不再赘述）

　　梁振英3月18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评论，“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举世皆然。美国商人只能做、只会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不能做任何违反美国利益的事，美国政府只会扶持美国商人，不会扶持外国商人，这就是美国商人和美国的必然关系，其他国家，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同理。中国，也同理。”[9]这段话不仅是对商人的道德要求，更表明了我国政府与商人（包括香港商人在内）关系的实质——我国有关部门与商人不仅存在畅通的沟通渠道，更能够为商人提供实质性的政治支持。

　　当我们回顾长和一方对此次交易“迅速”、“低调”的描述，就这一体量的交易而言极短（仅仅数周）的谈判时间，极不严肃的谈判方式（仅以视像会议和电话方式谈判，谈判期间双方高层甚至可能并非直接会面），再看我国有关部门极其强烈的反应，便很容易明白：长和一方在此次交易中，不仅没有知会我方有关部门，更以刻意保密和压缩谈判时间的方式，意图回避我方有关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监管。（由于需要时间确认长和一方是否曾和我方有关部门进行实质性的沟通，以及制定应对策略，我方的回应才来得如此之晚）

　　长和一方对此次交易“纯商业性质”的表态，其真实含义只有在上述分析下才能得以理解：只有排除“非商业”的我国因素，才能让自身商业利益实现最大化——这本身便是一个政治表态。

　　问题是，李嘉诚缘何做出如此抉择？

　　“超人”的诞生

　　提到香港商人，李嘉诚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在香港，他被称为“超人”。

　　李嘉诚的发迹史，相信各位读者都耳熟能详。1928年，李嘉诚于广东潮安出生，11岁时因日寇侵华，举家搬迁到香港，并先后在香港的制造业企业担任推销员和总经理。1950年，李嘉诚以5万港元创办长江塑胶厂，其后开展塑胶花生产，成为著名的“塑胶花大王”。

　　六十年代中期，香港前后爆发银行危机和社会动荡，地产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李嘉诚趁机吸纳大量廉价地皮和物业，开始大规模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业务。1971年，李嘉诚创办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1月挂牌上市。此时，李嘉诚已经是香港著名的地产商人。[10]

　　不过，上述的所有“发迹史”都并不是他生平的重点，更重要的是他与港英政府和英资财团的关系。

　　1974年，长江实业向华人置业购入华人行，并与汇丰银行合作重建华人行，作为集团总部的所在地。1977年，香港地铁公司宣布就中环站和金钟站（香港的市中心）上盖发展权招标，长江实业提出了“上盖物业完工时间与地铁通车时间配合”的发展方案，成功击败老牌英资财团置地集团，获得了两站上盖的发展权，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并获得了进行下一步商业行动的资本。[11]

　　真正让李嘉诚成为“超人”的，是他在1970年末到1980年初，对香港英资公司的一系列收购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行动，是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的行动。

　　和记国际是香港最著名的洋行之一，在其全盛时期，旗下的附属和联营公司达到360家，经营业务涵盖地产、财务、保险、酒店、船坞、船务等等。1970年代中叶，香港历经股市崩溃及中东石油危机，经济发生巨大波动，和记国际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

　　1975年，由于汇丰银行收紧信贷，和记国际在印尼的一个工程项目出现周转不灵的危机，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的收购，由汇丰注资1.5亿元收购其33.65%的股权，成为其大股东。其后，汇丰对和记国际进行了管理制度改革和重组，并在1977年将其与附属公司黄埔船坞合并，成立和记黄埔。

　　1979年，和记黄埔扭亏为盈。根据香港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质业务，债权银行可以接管陷入财政危机的企业，但必须在其经营走出正轨时，出售予原产权拥有者或其他投资者。当年，李嘉诚秘密与汇丰银行接触商讨收购和黄，汇丰答复称“只要条件适合，长实的建议会为汇丰有意在适当时候有秩序出售和黄提供机会”。[12]

　　李嘉诚和汇丰的洽谈，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太古集团以及与汇丰有密切业务联系的船运大亨包玉刚，都有意收购和黄，但汇丰并没有与其进行洽谈，也没有就出售和黄事宜招标。[13]这种秘密谈判的做法，与今天长和出售海外港口业务的做法如出一辙。

　　9月25日，李嘉诚与汇丰就收购和黄达成协议，总价仅约6.39亿港元，并且只需要立刻支付总价的20%（大约1.2亿港元），其余部分可采取延迟支付的办法，为期最多达到两年。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和黄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直斥“李氏此举等于用2,400美金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为何汇丰银行选择了李嘉诚？韦理直言“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促使上海汇丰银行决定不将和记股权转让予其他人士控制的公司”，“银行方面是乐意见到该公司由华籍人士控制”。有银行家更认为，“汇丰估计今后10年内李嘉诚是全港最重要的人物，胜利者当然是首选”。[14]

　　在1979年，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又到底是什么？当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时任港英总督麦理浩，后者提出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以解决新界地契“九七大限”的问题，但是这一建议为邓小平明确拒绝。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15]1981年，李嘉诚获得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衔。

　　汇丰选择了李嘉诚，李嘉诚自然投桃报李——他的一位得力干将曾说，“李嘉诚对汇丰银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业事务都通过汇丰银行来进行”。[16]1985年，李嘉诚以29.05亿港元价格收购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香港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名下34.6%的股权。收购完成的当年，李嘉诚出任汇丰银行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17]

　　1986年，李嘉诚将一座一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纯金复制品，送给汇丰银行主席沈弼（M.G.R. Sanberg），作为退休的告别礼。[18]

　　印象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资本家的一系列胜利，往往被视为香港华人资本面对英国资本的胜利，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到爱国商人（港英眼中的“亲中”商人）身上，便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著名爱国港商霍英东。

　　在1950年代，霍英东便已经是香港地产业的风云人物。1960年代，霍英东经营位于尖沙咀海旁的“星光行”。当时，中英关系处于低谷，霍英东将“星光行”单位租予有中资背景，经营中国工艺美术品的中艺公司，便被港英政府视为“亲中”的表现。霍英东众所周知的在抗美援朝时期的作为，也让他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针对“星光行”，美国驻港领事馆将之列入了黑名单，明确宣布其租客将不被允许买卖美国货——有如今日的“实体清单”。无奈之下，霍英东便采取超低价战略（每英尺每月仅租九毛钱）促租。然而，此时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电话，让他们不要租用“星光行”，否则“驳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在李嘉诚一边节节败退的英资置地集团，在霍英东陷入困境时，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1967年，霍英东被迫以3750万港元的低价，向置地集团卖出星光行。其中，只有1750万港币，是用现金即时支付的，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Promisory Note）支付。

　　为此，霍英东一直愤愤不平，“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作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可以看到，汇丰给李嘉诚的条件，是多么的优惠。

　　霍英东并非没有另找买家的想法，他写了一封信给驻港领事，询问自己出售“星光行”后，会否将之从黑名单中剔除，得到的回复是“先要看买家是谁”。英美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如果“星光行”不卖给“置地”，霍英东未来还会遇到很多麻烦，他只好完成出售“星光行”的交易。

　　此后，香港地产市场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出于对港英政府“封杀”的顾虑，即便霍英东是当时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但他仍在1967年后改变了投资策略，逐步淡出香港地产市场，“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霍英东发展信德中心，仍要找何鸿燊、李嘉诚等人合伙，便是为了减少来自港英当局的政治风险。

　　霍英东还曾进入货柜码头行业，曾投得葵涌货柜码头一号码头的经营权。然而，港英政府要求他保证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继续经营。无理要求之下，霍英东只好放弃码头的经营权。[19]

　　李嘉诚的胜利史与霍英东的失败史，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找到对应关系。李嘉诚可以从汇丰以贱价和延期付款买入一整个和黄，但是霍英东却只能在英美压力下贱价和承诺票据卖出“星光行”；李嘉诚能够从英资置地集团抢下香港地铁公司的地铁站上盖发展权，但霍英东的产业却被置地贱价接收；李嘉诚能够通过汇丰进入香港的港口行业，但霍英东却在港英阻力下被迫退出；李嘉诚与汇丰、地铁公司亲密无间，但霍英东只能对港英政府和英资机构敬而远之。

　　可见，谁能成为“超人”，不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更是殖民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同时，殖民者并不是单向地选择“胜利者”，想成为“胜利者”的人们也同样在选择殖民者，当“胜利者”被纳入殖民体系当中之时，殖民者与“胜利者”就成为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最自由经济体”口号的背后，一双有形的大手主宰着商人的胜利与失败。

　　“领班”们的前世与今生

　　最近“日耳蛮赢学”非常的火，其衍生出来的“达利特领班”和“梵化”两个新概念，成为了当前风口浪尖上，李嘉诚及其家族的两顶“新帽子”。公道地说，笔者并不赞同用“达利特领班”概念，来概括包括李嘉诚在内的香港华人精英群体，因为“达利特”这词确实是过于贬义了——大部分香港华人精英都积极地配合我国有关部门的工作，协助实现了香港回归的历史伟业，并且为“一国两制”的实施和香港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香港华人精英却是一个矛盾的群体，绝大多数人的爱国爱港立场是站得稳的，但是其生活方式却又是“梵化”的——这是殖民统治治理术的体现。

　　殖民统治前期的香港社会，种族歧视无处不在，欧籍人与华人之间形成了显著的社会隔离。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太平山山顶的白人社区，它有自己独立的警署、会所和医院，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王国——直到今天，太平山山顶依旧是香港最著名的富人区。根据1904年的立法，除了佣人、厨师和司机以外，没人华人被允许在山顶居住。1918年港英政府另立新例，甚至还取消了这些仆役的“居住权”。

　　太平山山顶的白人社区，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典型“山中避暑地”（hill station）。“山中避暑地”即印度北部小镇西姆拉（Simla），是英国殖民精英的“避暑圣地”。殖民精英要求“山中避暑地”与本地人区隔，使用的理由往往是认为山下的“热带气候”并不健康和“卫生”，会传播像霍乱、疟疾、伤寒等疾病。不过，“山中避暑地”最核心的目的，在于让英籍/欧籍人士“恢复开拓帝国所需的体力和精神”，从而延续殖民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1904年80名在山顶拥有物业的人士向港英政府请愿，要求将山顶划为“只供非华裔居民居住的地方”，理由便是认为如果欧籍人因华人精英涌入而避居山下，就会“大有碍于他们的健康”。它们认为，应该把山顶留给欧籍人士，让其新一代在“所能找到的最健康环境”中渡过童年。如此才能合乎“整体社会的利益”，因为他们认为香港的未来福祉与“以后对于大英帝国的价值”，极大取决于“这个社会内欧籍人的福祉”。

　　面对来自白人的种族隔离，香港华人精英的应对之道，是以仿效英国殖民者的方式，建构属于自身的社会空间，一方面提高自己相对于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拉近自身与欧籍人的距离——用“赢学”的视角，就是所谓的“梵化”。

　　1899年，香港著名华商何东与几名被禁加入香港会（香港欧籍英籍人士的主要会所）的华人，成立了华商会所，其成员多为当时香港著名的华人精英和专业人士。1912年，被拒加入高尔夫球会的何启、韦玉和另外几名华人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拨出土地成立中华游乐会，这是一个以木球和网球运动为中心的英式会所，而高尔夫球和网球都是属于英国精英阶层的运动；中华游乐会和英籍人士的会所一样，会籍筛选严格、会费高昂且会规严厉，甚至会所餐厅的餐具都是银制的。

　　有趣的是，面对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措举，香港的华人精英并没有大力反对。例如，1904年的山顶立法当中，著名香港华人领袖何启和韦玉并没有大力反对，尽管认为草案带有“阶级立法性质的明显意味”，但确信它是合理和允当的，因为香港的财富和福祉大大依赖于欧籍华人。两人只提议新增一个条款，使港督有权批准适当华人到山顶居住。[20]

　　在省港大罢工当中，周寿臣、罗旭龢等香港华人资产阶级领袖，彻底站在了港英当局的立场，认为大罢工是“广州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所引发，明言以摧毁香港的经济生活为目标”，并通过“工业维持会”和《工商日报》的渠道，策动了反罢工的宣传战。[21]不过，这两人不止对英国人“忠诚”，在日据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期，他们同样是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最终在战后被重新执政的港英政府，排除出体制以外，不再获委任公职。[22]

　　在香港战后数十年的繁荣中，发展起来的华人资产阶级集团，其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同样是“梵化”的。香港商界所有的“大佬”——包括李嘉诚、郭鹤年、李兆基、郑裕彤等人——都会玩高尔夫球，以高尔夫球场作为商业接待和商务社交的场所。[23]

　　中国内地的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就是霍英东倡导兴建的——他与何贤、何鸿燊、马万祺等合伙在内地兴建“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后他提议在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起初在内地方面受到很大的阻力，一些人认为高尔夫球场是“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玩意，香港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质疑到底会有多少人来玩。其后，项目得到时任广州市第一书记支持，才成功上马。在霍英东的回忆中，他坚信“只要大陆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高夫尔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24]

　　不过到了今天，哪怕是在香港，高尔夫球场庞大的占地面积，也已经成为了其解决房屋问题的障碍之一，港府无力收回高尔夫球场发展，一直是影响其执政公信力的负面因素。

　　相对于其他华人资本家，李嘉诚更为特殊。其他的华人资本家大多把“鬼佬”外籍人士作为装点企业的门面，但是李嘉诚在使用外籍人士方面却得心应手——在收购和记黄埔以后，李嘉诚吸收了大量来自欧美的经理担任高级职务，和黄被形容为一个“鬼佬王国”。不过，在媒体和股东面前，李嘉诚从来不说英语，而只说广东话，在香港传媒面前，他仍然是被誉为华人骄傲的“李超人”。[25]尽管如此，李嘉诚与汇丰和港英政府的关系早已经广为人知，他比其他华人资本家更为暧昧的立场和态度不难理解。

　　霍英东是李嘉诚与我国有关部门建立联系的引路人。在上世纪70年代，霍英东作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李兆基等地产商，到他家聚餐，或者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困局，霍生起的作用很大”——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当时我国驻港部门在香港地产界的孤立状态。[26]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嘉诚与我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85年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2年任国务院港事顾问，并曾多次会见我国国家领导人。李嘉诚在香港的政商关系，也自然延续到“九七”以后。

　　在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李嘉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政商关系的商人，他本人及其家族大概率能够意识到，此次和黄海外港口交易的敏感性，而且即便与我国关系不如以往紧密，但只要他想与我方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渠道必然是畅通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能不能”，只有“想不想”。

　　尽管当年那些香港豪富们尽管政治取态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共同生活在香港上流社会的社交世界当中，共享着香港华人精英阶层可称之为“梵化”的生活方式，并建构了香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底色——从政治立场上看，现在大部分香港的精英阶层和资产阶级，都坚持爱国爱港和“一国两制”立场，但其“梵化”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配置，又使他们在国家利益和香港自身发展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容易抱有某种“暧昧”的态度。

　　像霍家这样与我国一直站在一起的家族，立场自然无可置疑。但李嘉诚及其家族在香港的角色，以及在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在社会上一直有巨大争议。他在1999年在未招标的情况下中标数码港项目（后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发展成“地产项目”的失败投资），便已经引起香港社会的巨大争议。[27]

　　在千禧年以后，随着香港房价的飙涨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恶化，他更被视为“地产霸权”的罪魁祸首。不过，随着他2015年开始的撤资，以及在一系列香港敏感事件当中展现的暧昧态度，他在香港部分人士当中，竟然又变回了“李超人”，重新成为“香港精神”的代表，又何其讽刺。

　　另一方面，以李嘉诚等人为代表的香港精英阶层，尽管其生活方式是高度“梵化”的，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观念格格不入——但实际上，这一阶层却垄断了香港社会从中国内地，获得发展机会和利益的绝大多数渠道；千禧年后中国迅猛发展的二十年里，香港基层社会和一代青年人，大多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利益。

　　笔者是香港人，在内地某名牌大学读书，获得了某香港著名慈善机构的奖学金，在出席迎新宴和颁奖礼时，惊讶地发现：除了笔者本人以外，几乎所有获得（针对内地大学的）奖学金的同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地背景。当香港部分人和部分青年，模仿着精英阶层“梵化”的生活方式，而失去了对祖国的兴趣和了解，甚至部分人因而走上歧路的时候，像李嘉诚这样的“领班”们，但却可以利用与内地的独特联系大发横财——这一组矛盾，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此次和黄出售海外港口业务所引发的事件，表明新自由主义扩张所形成的“国际种姓体系”，已经陷入了重大的危机——所谓“在商言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是否还能适用？是否还要继续“梵化”，以当一个“达利特领班”为目标？在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应当如何选择，又将从选择中获得和失去什么？

　　这不仅是李嘉诚和其家族在当前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所有香港人，以至所有与这个“国际种姓体系”有关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回避的时代之问。

　　注释

　　《特朗普2.0｜長和港口子公司　被巴拿馬政府審計》，《香港01》 ，2025年1月21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9594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特朗普兵臨城下　巴拿馬拿香港長和開刀？》，《香港01》，2025年2月6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100653?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長和開市飆15%！　天價沽港口業務　回籠現金等於市值》，《香港01》，2025年3月5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657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長和千億元賣巴拿馬港口業務　據報李嘉誠及李澤鉅參與交易談判》，《香港01》，2025年3月6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712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6th March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3/remarks-by-president-trump-in-joint-address-to-congress/

　　《2023年年报》，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2024年3月31日，第18-23页，https://doc.irasia.com/listco/hk/ckh/annual/2023/car2023.pdf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业绩》，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2025年3月20日，第133-134页，https://doc.irasia.com/listco/hk/ckh/announcement/a309955-c_pressannouncement_2024a.pdf

　　和记港口公司小册子，2025年3月，https://hutchisonports.com/media/d/Hutchison+Ports+Brochure_TC+%28Mar+2025%29.pdf?key=000000000017425285088169PGc4

　　《梁振英：商人也有祖国》，大公文汇网，2025年3月18日，https://www.hmo.gov.cn/sgazx/gayw/202503/t20250318_40520.html（国务院港澳办网站）

　　冯彦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126-128、150页。

　　冯彦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第150-152页。

　　冯彦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第228-230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冯彦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第23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0-501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第114页。

　　冯彦邦：《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第234-235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第114页。

　　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10-115、197页。

　　高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伟译：《帝国夹缝中的香港：华人精英与帝国殖民者》，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0-101页。

　　高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伟译：《帝国夹缝中的香港：华人精英与帝国殖民者》，第129-136页。

　　高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伟译：《帝国夹缝中的香港：华人精英与帝国殖民者》，第164-166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第94页。

　　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第163-165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第98、102页。

　　霍英东口述、冷夏执笔：《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第126页。

　　【美】乔·史塔威尔著、史钰军译：《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