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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孟轲提出“性善论”，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意思是，这些道德品质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他进一步强调，正是因为人性本善，统治者才能实行“仁政”，而普通劳动人民却无法保持善性，因此才有了善与不善的区别。

　　按照孟轲的逻辑，统治阶级之所以能维持统治，是因为他们天生具备“仁、义、礼、智”，而劳动人民之所以贫苦、愚昧，甚至会做坏事，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丧失了善性。这就把社会不公的根源推到了劳动人民自身，而不是去追问社会制度的问题。换句话说，孟轲的理论是在告诉劳动人民：如果你受苦受难，不是因为社会压迫，而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善”。同时，他又让人们相信，统治者是“善”的，是值得依靠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压迫人民，而是会施行“仁政”。这种说法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对剥削者产生信任，放弃斗争，安于被统治。

　　他一方面说人性本善，一方面又说劳动人民会“丧失”善性，而统治阶级却不会。如果善性真是天生的，为什么普通百姓会丧失，而奴隶主阶级却能保持？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为奴隶主阶级量身定做的。它的目的是把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包装成人类普遍的本性，试图让劳动人民接受，进而成为“听话的好百姓”。这种思想后来被宋明理学继承，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进一步美化剥削阶级的“善性”，最后被封建统治者写进《三字经》等教科书，灌输给千千万万的百姓，让他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从而接受封建秩序。

　　与孟轲的“性善论”相对立的是战国末期法家荀况提出的“性恶论”。荀况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天生是恶的，而一切善行都是后天教育和改造的结果。他还指出：“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这种说法直接戳破了孟轲的谎言，揭露了奴隶主阶级“天性善良”的虚伪面孔。既然所有人性本恶，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凭什么说自己天性善良？他们的“仁义道德”，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罢了。

　　不过，荀子的“性恶论”虽然比孟轲的“性善论”更接近现实，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他强调“人性恶”，因此主张用礼法约束人性，认为社会秩序必须靠法律和刑罚来维持。他提出：“立君上之势以临之，重刑罚以禁之。”这就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思想，提出更为严厉的法家理论，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国家强权来控制人民。这套理论最终成为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在战国那个动荡的时代，法家的“性恶论”比儒家的“性善论”更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因为它有助于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推动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因此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并没有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它的“法治”只是为了加强统治，而不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无论是孟轲的“性善论”，还是荀况的“性恶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把人性当作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东西来讨论，而不去分析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是如何由社会环境塑造的。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决定的。毛主席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所以，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制造的骗局。统治阶级要维持他们的统治，就需要劳动人民服从，因此他们要么说自己天生善良，让人民相信他们会施行仁政；要么说人性本恶，必须实行严刑峻法，让人民不敢反抗。不管是哪种理论，目的都是一样的——让劳动人民相信统治阶级的秩序是合理的，让他们失去反抗的意识，甘愿做被剥削的驯服工具。

　　真正的人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改变社会制度，才能改变人的思想，才能让劳动人民真正获得解放。而那些剥削阶级的人性论，无论是孟轲的“性善论”，还是荀况的“性恶论”，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麻痹人民的斗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和压迫。真正决定人性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性，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