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十多年前，钱钟书就曾不无微词地批判古往今来的“笺注家”们推求作品“背景”时爱犯的一个老毛病说：“笺注家干的是细活儿，爱的是大场面;老为一首小诗布置了一个大而无边、也大而无当的‘背景’，动不动就说它关系世道人心，仿佛很不愿意作者在个人私事或家常的琐事上花费一点喜怒哀乐”。[1]钱氏心目中的“笺注家”或许没有包含现代文学研究者，但这个毛病在现代文学中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却一点儿也不亚于前者。关于鲁迅短篇小说《长明灯》的研究，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这部据说一发表就得到了李大钊表扬的作品，先是被放置到从思想启蒙到政治革命这条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现代中国历史道路上，当作早年积极参与思想启蒙的“呐喊”，但中间一度落后掉队，陷入了个人苦闷的“彷徨”的鲁迅重新恢复了战斗精神，回到了正确道路的见证。疯子从“吹灯”到“放火”的转变，因此也就成了历来的阐释者唯一感兴趣的情节。而作品中着墨不多的疯子，也因此而一直被当作了小说的主人公。两者互为因果，在循环中牢牢锁定了理解《长明灯》的视野和思路。近年来的研究者，则试图鲁迅及其《长明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剥离开来，放置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脉络之中，联系孙中山北上等重大历史事件来展开新解读。这样的研究，仍然没有改变把疯子当作主人公、把从“吹灯”到“放火”当作核心情节的既有思路和视野。一定要把“放火”同“革命”联系起来的执念，把研究者变成了繁琐的“笺注家”，也把《长明灯》变成了热闹而拥挤的鲁迅研究里的“冷作品”。
而事实上，认定李大钊确实读过《长明灯》，而且预先站在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被普通意识到了正确道路的顶峰，回头看清楚了鲁迅个人苦闷和“彷徨”的落后性，及时表扬了鲁迅重新恢复了战斗精神的可喜的进步，甚至再大胆一点，承认鲁迅确实在在“彷徨”中摸索到了从“吹灯”到“放火”的正确道路，不仅无助于消除，反而让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难以理解了：为什么《长明灯》之后写下的《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以及《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等散文诗，甚至不少杂文里，鲁迅的苦闷和“彷徨”不是变弱，而是变得更深、更浓了呢?
一
由于长时间里一直就是那样，疯子念念不忘的“吹灯”事实上已经常态化，变成了吉光屯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茶馆“主人兼工人”的灰五婶必须混杂着“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呵，真是粉嫩粉嫩”“放你妈的屁”，辅之以“怒目地笑了起来”等大量色情话语，才能吸引茶馆里的方头、阔亭、庄七光、三角脸等人继续听她讲述当年如何用“老法子”骗过了疯子的陈年旧事，以及从“春阴的下午”开始的这场风波，“未到黄昏时分，已经天下太平，或者竟是全忘却了，人们的脸上不特已经不紧张，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等情形来看，[2]不仅通人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存在，就连茶馆里几个“孱头”“败家子”，也实在不见得还有多少兴趣，——何谓“孱头”，何谓“败家子”，这里先不解释。问题不在疯子，更无关乎他究竟是要“吹灯”，还是想要“放火”。
不错，小说的确是从“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开始的。但这种“有些紧张”——请注意，只是“有些紧张”——却分明不是由疯子“熄掉他罢”的话语引起的。一个“又”字，说明了这种紧张只是重复，而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细微沉实声息”，实际上进一步否定了“有些紧张”和疯子的关系。“仿佛”，意味着不能确定。“还留着”，说明这种声音不是正在发生，而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正面交代了仅只是“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之后，小说更进一步，从反面入手，撇开了这“又有些紧张”和吉光屯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关系：
但当然并不是全屯的人们都如此。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去也须先走喜神，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蛰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
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
即便方头、阔亭等人唯恐天下不乱地把疯子打算“放火”的消息传扬开来之后，情形也并不如几个“孱头”“败家子”，不像一般研究者想象的那样严重：
方头和阔亭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吉光屯全局顿然搅动了。许多人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放火!”但自然还有多少更深的蛰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没有。然而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凡有感得这紧张的人们，都很不安，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鳅，天下从此毁灭。他们自然也知道毁灭的不过是吉光屯，但也觉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
这段文字，在不动声色的反讽中，透露了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吉光屯不是因为疯子本人的言行，而是因为方头、阔亭两个被他们看作是“败家子”的无聊闲汉的讲述，才知道了疯子想要“放火”，也才紧张起来的。抛开下文将要涉及的叙述学问题不谈，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严格遵守各种禁忌，轻易不出行，不走动的吉光屯“蛰居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因此也就不关心疯子究竟在干什么。“吹灯”也好，“放火”也罢，实际上就只和茶馆里的几个“孱头”“败家子”，和小说结尾处的无知孩子相关。
第二、尽管“许多人”因为方头、阔亭的讲述而紧张起来了，“但自然还有多少更深的蛰居人的耳朵里心里是全没有”。这里的“自然”，呼应着小说开头的“也无非就是”，和结尾的“天下已经太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强调了吉光屯“蛰居人”一如既往的不关心，不想知道，甚至拒绝知道自家大门外发生的一切，恪守相关禁忌的“自然秩序”的事实，也表明了这种“自然秩序”的顽强存在。“还有多少更深的蛰居人”，则用强调数量的“还有多少”，和强调性质和程度的“更深”，为这种顽强的“自然秩序”提供了直观的见证。这些数量庞大的“更深的蛰居人”，既是“长明灯”下的吉光屯“自然秩序”的结果，又是这种“自然秩序”和“长明灯”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历史形式。
令人奇怪的悖论也就在这里。依常理来说，既然吉光屯的居民是如此迷信，“动一动就须查黄历”，“出去也须先走喜神，迎吉利”，口口声声“熄掉他罢”的疯子，首先引起的应该是屯里的“正常人”，也就是小说所谓严格遵守各种禁忌的“蛰居人”的惊惶、紧张和反对才是。但事实恰好相反。吉光屯的“正常人”对此一无所知，丝毫不为所动。而且，是蛰居得越深，遵守“长明灯”下的各种禁忌越是严格，对“疯子”的言行也就越不关心，甚至是越强烈地排斥相关信息，拒绝方头、阔亭等人的讲述。相反地，倒是“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且一向“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同时也是吉光屯“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眼里的“败家子”们，对此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
照字面意思来讲，如果真是“不拘禁忌”的话，那吹熄了“长明灯”，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是“以豁达自居”，而且“青年人”的话，即便不能随疯子一起前去“吹灯”，那至少也得对吉光屯的毁灭流露出或者哪怕是装出一点不在乎的样子，才对得起“豁达”两个字吧?但事实是：搞得“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的他们开始。戏弄疯子，迫使疯子喊出“我放火”的是他们。最关键的是：听到疯子喊出“我放火”之后，马上就惊慌失措，“穿梭一般”出入于“蛰居人”的大门，四处讲述和传播疯子要“放火”的消息，表达自己“守护全屯的劳绩”，争先恐后地向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献上谄媚的，也还是他们。
很显然，问题的根源不在疯子，而在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等几个所谓“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了以豁达自居的年青人”，即吉光屯的几个“败家子”身上。就连小说赋予他们的名字，也明显透着鲁迅的不耐烦，更像是把令人极度厌恶的某个人的外貌特征拆随手解开来，化成几个绰号而已。按照“笺注家”的标准，再稍为发挥一点“索隐派”的想象力，或许更应解读为“三角脸、方头、阔庭(亭)的庄七光”，——“庄”者，“装”也。
二
相应地，“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的根源，也不应该从一直说要“吹灯”的疯子，而应该从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等几个“孱头”“败家子”身上来解释。不是因为疯子还是在一个劲地说“熄掉他罢”导致了“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而是因为“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疯子一直就在说，而现在也“还是这样”的“吹灯”，才变成了几个闲汉的话题，进而变成了搅动吉光屯的一件事。
三角脸拿起茶碗时的随口一问“还是这样么?”，其实是无话找话的闲聊。倘若情形真有什么变化，三角脸这样的闲汉肯定是整个吉光屯最早知晓，也最热衷于讲述和传播的好汉，根本不必向别人打听。方头、阔亭、庄七光，也无一不是“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1]，动辄打断别人的讲述放开喉咙大喊大嚷的角色，哪里还需要他人主动发问呢?再退一步说，就算真要了解和打听自己所不知道的新情况，三角脸的发问也应该是指向他者的“怎么样?”，而不是本身就包含了预设答案的“还是这样么?”三角脸的目的，其实是要通过别人的回答，来印证自己早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的答案，借以凸显自己成竹在胸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几个“孱头”“败家子”最后从茶馆鱼贯而出时，方头率先“轩昂地走出门”，“阔亭和庄七光也跟着出去了”，留在最后的三角脸做了冤大头，不得不一边骂着“入他……”，一边让灰五婶把几个人的账都记在自己名下。灰五婶“在墙上画有一个小三角形额一串短短的细线的下面，划添了两条线”的细节，既说明了几个他们的穷极无聊，也暗示了这家伙不是第一次被推上冤大头的位置。正因为经常充当冤大头，所以三角脸故作老成，意在通过他人的肯定性答复而印证自己的预设答案，满足自己虚荣心的提问“还是这样么?”，当即引起了方头的不满。
方头首先以“听说，还是这样”的回答，印证了三角脸的预设答案，同时又一次向小说读者表明：“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有些紧张”的原因，与疯子无关。没话找话的提问者三角脸不关心，也不想知道疯子究竟在干什么，而只是想把疯子作为道具，借别人的口说出自己的预设答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方头其实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而只是“听说”。同时，他也和三角脸一样不关心，也不在乎疯子究竟在干什么，认定了疯子无非“还是这样”。
三角脸没有明确的指向，而只是漫无边际的随口一问。他期待的显然是众口一词的赞同，甚至是赞许。退而求其次，则是希望有人出来敷衍几句，满足一下个人的虚荣。哪怕无人理会，将其晾在一边，也比方头的回到要好得多。原因很简单，方头之所以第一个站出来，并不是为了迎合三角脸的表演和期待。“听说，还是这样”的回答，印证了三角脸的预设答案，但却否定了问题的意义和必要性，把话题转向了以批评他者的方式展开的自我表演：“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你不要看得微细。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你不要”的否定，既是兜头泼向满怀期待的三角脸的一盆冷水，也向炫耀了自己的见识。“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则是方头挟着一句话怼得三角脸哑口无言的胜利之余威，顺势向周围几个闲汉发出的号召。
经常充当冤大头的三角脸自以为是的随口一问，不是指向疯子，而只是想要把自我肯定转化为他人对自己的肯定，借他人之口来完成自我满足。方头的抢先站出来接过话头，同样也不是指向疯子，而是想要以打击和否定三角脸的方式，和像前者那样展示自己的高明，一样满足自己的虚荣。所以，他的“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其实也只是为了得到他者有口无心的附和与赞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口舌之快而已，既不指向疯子，也没有真要付诸行动的意思。如果真有，那首先挑起话题的显然就应该是方头，话题的内容也应该是如何除掉疯子才是。随后的言行表明，方头和阔亭等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也没有“除掉他”的能力。一切都是随机而偶然地发生的。“狮子式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2]几个无聊闲汉都没有。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考虑到鲁迅一贯的好恶，联系下文的“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屯的劳绩”而第一次得以走进四爷的客厅等细节，大概也只能是“叭儿狗的愚蠢”。
正因为如此，方头的自以为是，也才引起了自我表现的欲望更加强烈的阔亭的不满，把彼此勾心斗角，竭力想要在语言上打压对手以获得自我满足的茶馆里“又有些紧张”的空气，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小说的描写，充满了戏剧意味：
“除掉他，算什么一回事。他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却要来吹熄长明灯。这不是不孝子孙?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阔亭捏了拳头，在桌上一击，慷慨地说。一只斜盖着的茶碗盖子也噫的一声，翻了身。
连名词都还没有想好，以至于连贬斥疯子的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中途停顿了一阵才憋出“什么东西”四个字，把一句话凑完整的事实，并没有妨碍阔的自以为是。或者说，正因为一句话也需要中途停顿，憋一阵子才能说说完整，阔亭也才会那么急切地想要后来居上，通过比三角脸、方头更为强烈的口舌之快来表现自己，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心。“捏了拳头，在桌上一击”的动作，也因此和他那张口就来的“送他忤逆”一样，既不是出于对疯子的了解，也不是出于对方头“想个法子来除掉他”的呼应，而是别有隐情，出自于另外一种之前就已经牢牢支配和控制了他的愤怒。那一直沉默着的茶碗盖子的“噫的一声”，表达的就是对阔亭猛然间出乎意料地爆发出来的慷慨和愤怒情绪不动声色的反讽，和对读者的委婉提示。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阔亭想要后来居上，在语言和气势上压倒对手的举动，被方头抓住其中的常识性破绽，一句话就怼了回去，“阔亭立刻颓唐了”。虚张声势的言辞和极度夸张的动作，不仅反过来，衬托出了他的愚蠢，也暴露了他的愤怒和不满无关乎疯子，而是另有隐情的事实。方头因此而乘胜穷追猛打，对阔亭发起了幸灾乐祸的致命一击：
“阔亭!”方头突然叫道。“你昨天的牌风可好?”
《长明灯》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3月1日。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25年5月1日，鲁迅写下了另外一篇小说《高老夫子》。满身流氓气息的高老夫子，因为自己的不学无术而在女校课堂上遭到了学生们的讥讽，恼羞成怒而大骂世风日下，甚至迁怒于女学堂，口口声声“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小说写道：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马渐渐增加了，也还不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但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好了起来;不过其时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4]
把高老夫子从“总还抱着什么不平”“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到“世风也终究好了起来”的过程颠倒过来，阔亭之所以那么卖力，那么夸张地拍着桌子大骂疯子的根源，也就昭然若揭了。
方头突然转移话题的致命一击，其实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识往阔亭的伤口上撒盐，欣赏对手痛苦的挣扎，以此获得残忍的自我满足。昨晚输了钱，刚刚又被怼得无言以对的阔亭，面对这幸灾乐祸的精准打击，果然像方头所预料的那样陷入绝境，彻底垮了下来。面对方头故意的追问，小说写道：“阔亭睁眼看了他一会，没有便答”。茶馆里的空气，也从“有些紧张”，一下子变成了剑拔弩张的高度紧张。
多少还算有些乖觉的庄七光觉察到了这种紧张，因而截断话题，“放开喉咙嚷起来”，再一次把话题转移到了疯子身上。小说也借他毫无条理，只想缓和气氛的嚷嚷，交代了吉光屯对长明灯根深蒂固的迷信。但咄咄逼人的方头，没有给庄七光留下丝毫的情面。就像抓住阔亭的常识错误，一句话就打败了阔亭一样，刚刚往阔亭的伤口上撒完盐，正在享受胜利喜悦的方头，抓住庄七光意在缓和气氛，转移话题的嚷嚷中的一个漏洞——“他现在这么胡闹，什么意思?”——仍然只是一板子，就打垮了庄七光：“他不是发了疯么?你还没有知道?”不同的是，在向庄七光发动打击的时候，得意洋洋的方头已经不再掩饰自己的恶意，直接“带些藐视的神情”了。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嚷嚷本来就是为了缓和气氛，另一方面也因为方头的“藐视的神情”，庄七光的反应，也就更加恼怒：
“哼，你聪明!”庄七光的脸上就走了油。
他 “放开喉咙嚷起来”的结果，不仅没有起到转移话题，缓和气氛的作用，反而把自己也卷入其中，变成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的一部分。
至此，本来只是“又有些紧张”的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经过方头对三角脸的轻视、对阔亭的两次打击、对庄七光毫不留情讥讽和藐视等咄咄逼人的三部曲，迅速被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紧张。阔亭气得说不出话来，庄七光气得脸上走了油。如果不是灰五婶及时插进来，用充满了挑逗和自我卖弄，而且混杂着大量色情话语的讲述，生硬地把话题拉回到了疯子身上的话，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等四个无聊闲汉这一场互逞口舌之快的勾心斗角，就只能到此结束，不欢而散了。小说这样写道：
“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灰五婶，本店的主人兼工人，本来是旁听着的，看见形势有些离了她专注的本题了，便赶忙来岔开纷争，拉到正经事上去。
三
茶馆的主人兼工人的灰五婶，实际上也是鲁迅笔下反复出现的豆腐西施、柳妈、衍太太一流人物，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话题到此结束，不欢而散，不仅本来就非常冷清的茶馆生意有可能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她本人也将失去一次自我炫耀、自我卖弄的宝贵机会。所以一直没有出声，只是旁听的她，其实比谁都更专注，更希望话题能够继续停留在疯子身上，而不希望被方头、阔亭等人的纷争所打断。
作为旁观者，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话题继续停留在疯子身上，眼前这几个一个比一个自以为是，但实则一个比一个颟顸，对来龙去脉毫无所知的闲汉，最终就会必然聚拢过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语权力场，乖乖地“听灰五婶讲那过去的事情”。茶馆的生意由此而可以得到延续，“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呵，真是粉嫩粉嫩”的经典台词，又可以借机拿出来再重复一次，甚至是几次。
事实也如此。灰五婶一开口，不仅庄七光接连用“诧异地问”和“更气诧异地问”，让她顺利地掌握了讲述的主动权，就连刚刚还咄咄逼人，毫不留情地把阔亭、庄七光等人怼得说不出话来的方头，也用一句“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的色情话语，主动俯就和配合她的讲述和表演，成功地把话题继续保持在疯子身上，引出了方头、阔亭等接下来的行动。
就小说而言，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等人，即便已经穷得不名一文，不止一次欠下了茶馆的账，但仍然愿意百无聊赖地坐在灰五婶的茶馆里的根源，也在灰五婶的讲述和他们主动而乖觉的配合中，得到了心照不宣的解释。几个无聊闲汉的流氓本色，被鲁迅不动声色地点了出来。吉光屯的“蛰居人”把他们看作“败家子”，关上大门敬而远之，其实也没有什么错。他们的确是乡村的流氓无赖，《明天》里的蓝皮阿五一流的货色。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态度，和吉光屯的“蛰居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小说通过灰五婶的讲述，透露了这样几个关键信息：第一、疯子最初受因为受了惊吓而“总和人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随后发展到要自己闯进社庙吹熄长明灯，并没有给吉光屯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而且很快就被蒙骗过去，“全好了”，多年“不再走进庙门去，也不再提起什么来”。第二、疯子“不知道怎么这回看了赛会之后不多几天，又疯狂了起来”，从家里跑了出来，“同先前一模一样”，要到庙里去吹熄长明灯。第三、吉光屯的人们当年之所以“全屯动了公愤”，集体前去和疯子的父亲吵闹，不单单是因为疯子发了疯，更因为“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
综合其最初受惊吓发疯，随后被哄骗恢复正常，再到“这回看了赛会之后不多几天又疯了起来”等情形，把疯子看作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显然远比将其当作坚定的反封建战士更要妥当得多。如果得到妥善的关心和照料，不再让他遭受惊吓和刺激，也就不至于再次发疯。退一步说说，即便发了疯，只要能够将他锁起来，不到外面来吵闹，吉光屯也就天下太平，不至于“动了公愤”了。
鉴于上一次全屯“动了公愤”，曾集体前去和不肯将他锁起来的“他老子去吵闹”而“没有办法”的经验，灰五婶还在自我卖弄中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用“老法子”，“再骗他一骗好”。同时，也用“你们和四爷商量去”，和“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罢”，两次点出了疯子背后的关键人物：四爷。要解决问题，就绕不过四爷，必须“和四爷商量”。
一个局外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有什么理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视而不见呢?假如“四爷”在“舍弟”去世之后，能够妥善地照顾好自己的侄子，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他再次发疯了呢?既然吉光屯的人向来就不轻易出行，“动一动就须查黄历”，即便黄历上没有“不宜出行”的字样，“出去也须先走喜神，迎吉利”，那“四爷”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的侄子“不宜出行”，可能会在充满了鬼怪神佛等各种角色扮相的“看赛会”时受到与童年时期相类似的强烈刺激，再一次“发了疯”呢?退一万步说，如果“四爷”将疯子锁起来，不让他跑到外面，吵着嚷着要吹熄长明灯，吉光屯不也就天下太平了吗?
从全屯的人曾经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闹”而依然“没有办法”，疯子的祖父曾经“捏过印把子”的事实让阔亭们“立刻面面相觑”，灰五婶两次强调“和四爷商量”，以及下文的方头和阔亭“以守护全屯的劳绩”，才得以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里，“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等细节表明，这位尚未露面就已经先声夺人，不动声色地左右了全局的“四爷”，显然并不简单。
所以，方头、阔亭几个闲汉虽然头脑简单，但也没敢接过灰五婶的话头，真的去“和四爷商量商量”，而是以借口“我们还是先到庙前看一看”为说辞，起身离开了茶馆。而这，也再一次证明：之前的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过疯子“发了疯”的实际情形。“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不是因为疯子“发了疯”，而是几个闲汉相互之间貌合神离的勾心斗角造成的。
作为吉光屯的“败家子”，他们事实上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关心吉光屯的命运。疯子只不过是他们无事生非，在相互挖苦和相互伤害中获取可怜的自我满足的话题和由头而已。如果把小说看作一部三幕剧的话，茶馆里的一幕，就是几个丑角的自我表演。而疯子，也只不过是被利用的道具。真正操控一切的，乃是虽然还没有正式出场，但早已经在让“阔亭立刻颓唐了”的“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以及灰五婶两次强调的“和四爷商量商量去”等话语中不动声色地左右了方头、阔亭等人言行的“四爷”。
外强中干的方头、阔亭等人，当然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和四爷商量商量”。方头“我们还是先到庙前看一看”的提议，更像是为了逃避灰五婶两次要求他们去“和四爷商量商量去”的压力而来的托辞。鲁迅轻轻一笔，用方头“轩昂地走了出去”的姿态，和逃避茶馆账单真实用心之间的尖锐对照，便写出了他们的粗鄙与卑劣。对读者来说，方头的提议，再一次确认了这个事实：在茶馆里高谈阔论，义愤填膺地讨论如何处置疯子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看到过疯子。他们的争吵，以及“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的根源，不在疯子身上。
四
小说的第二幕，也就是方头、阔亭几个无聊闲汉“到庙前看一看”的结果，迫使疯子喊出了“放火”的声音，完成了所谓从“吹灯”到“放火”的转换。但鲁迅的重点，仍然不是疯子，而是几个无聊闲汉的自我表演。
小说首先就用“他也还如平常一样”的正面描写，呼应了阔亭、方头等人的“还是这样”，延续了此前对“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的根源多次暗示和强调。随后，又接连用“低声，温和地说”，“沉实地说”等体态语言，和孩子们对他的各种欺侮等细节描写，对疯子作了深入、细腻的剖析和展示。疯子虽然“发了疯”的结果，并没有给吉光屯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仅只是想要闯进庙里吹熄“长明灯”而已。灰五婶对“老法子”的信任，固然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但显然也和疯子“同先前一模一样”的症状不无关系。
相反地，因为“发了疯”，疯子变成了最软弱、最没有力量的存在。孩子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戏弄他，侮辱他，有了游戏和取乐的对象。他们可以趁他不注意，把草叶粘在他的头发上，可以把手里的苇子当作一枝枪，端起来，对准他“吧”的一声，在想象中获得杀死了疯子的残忍乐趣。根本没有到过现场，没有看到过疯子本人的方头、阔亭等人之所以敢于在茶馆里高谈阔论，争相叫嚷“除掉他”“打死他”，同样也仅只是因为“听说”他“发了疯”，变成了疯子。
这样的疯子，怎么能够望文生义，简单地和以“救救孩子”为口号的狂人联系起来呢?真要联系起来，那也只能是反方向上的反思或否定，绝不可能是同一条直线上的进步。研究者曾经反复讨论过《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里的这个细节——
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
“杀!”
——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细节早在三个月之前，也就是1925年2月28日完成的《长明灯》里，就已经出现了;
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着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
“吧!”
不仅基本的情境和用语，就连“干苇叶”和“苇子”两个意象，也高度一致，形神皆通。
1925年5月5日的《杂感》中，鲁迅曾经写道：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5]
这段因为直截了当、痛快淋漓而广为人知，经常被当作格言警句来使用的话语，其实可以看作是对两个月之前写下的小说《长明灯》里叫嚷着“除掉他”“打死他”的方头、阔亭等人思想和言行的高度概括。他们到去现场“看疯子”，实际上是去欺侮和戏弄疯子，欺侮和戏弄一个比孩子更软弱、更无力，就连孩子都可以随意欺侮和戏弄的对象，以此来转移他们在吉光屯的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侮辱和失败，掩盖他们不敢直接面对“四爷”的怯懦。作为吉光屯的“败家子”他们甚至连“专向孩子们瞪眼”的“英雄”也算不上，而是专向比孩子更弱小的疯子瞪眼。而且，在强者面前越是怯懦，在弱智面前也就表现得越凶残。这些孱头们!
所以，几个孱头来到现场之后，仍然是前一天晚上在麻将桌上输得最惨，刚刚在茶馆里再一次惨遭失败，接二连三被怼得说不出话来的阔亭，表现得最为凶残，最“英雄”。但也正因为他凶残不过事怯懦和失败的转喻，所以在疯子面前也失败得最迅速，最彻底。最终，也是阔亭这个“孱头”“败家子”的失败，激成了疯子从“吹灯”到“放火”的转变。
我们看到，还没有等到疯子回应，阔亭自己就否定了自己对疯子的“轻蔑”，暴露出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借着“四爷”的招牌来壮胆的怯懦本质：
“你还是回去罢!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你过几天来看看就知道。”阔亭大声说。
阔亭试图欺骗疯子的举动，反过来激起了疯子的蔑视和嘲笑，让疯子坚定了“不要你们”而是要 “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的信念。他“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研”，让阔亭当即败下阵来，“颓唐得酒醒之后似的无力”，——要知道，刚刚在茶馆里，阔亭被方头一句话就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小说也只说“阔亭立刻颓唐了”，而没有“颓唐得酒醒之后似的无力”。
再一次的惨败，让“阔亭生气了”，失去了理智。阔亭的本意，不过是借着欺侮和戏弄疯子，在比孩子还要弱小，还要无力的疯子身上获得一点成就感，多少转移一下在牌桌上和茶馆里的失败带来的屈辱和挫折，平息一下自己的愤怒，结果却遭到了更大的屈辱，更大的挫折。牌桌上和茶馆里的失败，还只是少数几个“自己人”面前经常性的失败。社庙门前，被疯子的回答呛得无可奈何，则是公共空间里的失败，让他在整个吉光屯，甚至是在小孩子面前丢了脸，——虽然这个“脸”事实上只存在于他自己可怜的幻想之中。可以想见的是，能够随口将疯子的最新动态编入儿歌传唱的孩子们，肯定不会错过阔亭在疯子面前惨遭失败这样的大好题材。
如果按照常识学派的定义，把失去理智叫做疯狂的话，真正的疯子，实际上不是坚持要“吹灯”的“他”，而是方头、阔亭等几个“孱头”“败家子”。而被称作“疯子”的“他”，则在应对几个“孱头”“败家子”的威吓、欺骗、诱惑等“劝阻”行为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逻辑严密而态度冷静，见招拆招，滴水不漏，逼得阔亭、方头等人“发了疯”。表面看来，方头似乎比阔亭稍好一点，还能不至于“生了气”而继续“慢慢地说”，保持着镇静自若的做派。但事实上，他对慢条斯理的劝说，首先就否认了“长明灯”的权威性，承认了吉光屯的“长明灯”可以被吹熄的事实。他的糊涂程度，实在还要在阔亭之上。颟顸而粗暴的阔亭，至少还记得“长明灯”不能，即不允许被吹熄这个最初的出发点，但方头的“劝阻”，则直接忘记了这个出发点，变成了“可以吹熄，但没啥用”的挑逗和引诱：
“你一向是董事的，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让我来开导开导你罢。你也许能够明白。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还是回去，睡觉去!”
思路清晰而逻辑严密的“他”，果然沿着方头隐含在“劝阻”里的引诱，承认“吹灯”只是暂时的权宜之举的事实。逻辑上后退一步的“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不仅没有否认，反而强化了“吹灯”在事实上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因为自己的愚蠢和糊涂而预先站在疯子的立场上，承认了“长明灯” 可以被吹熄的方头、阔亭几个“孱头”“败家子”，不得不追随自己的逻辑错误导致的结论和后果，把问题变成了关于疯子有没有能力“熄掉他”的争论。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承认了：第一、“长明灯”没有什么神圣的，可以被吹熄;而且第二、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熄掉他”;第三、唯一的问题是疯子有没有“熄掉他”的能力?
所以，阔亭的“你推不开的，你没有法子开的!吹不熄的!”，否定的是疯子“熄掉他”的能力，而不是“熄掉他”正当性和必要性。接下来，分不清，也没有必要分清不知究竟出自哪一个“孱头”“败家子”之口的两次否定——“‘不成!你没法开!’”和“‘你没法开!’”——指向的同样是疯子“熄掉他”的能力，而不是“长明灯”必须被吹熄，而且是“此刻去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必引述《呐喊·自序》里那人尽皆知的文字——“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任何一个拥有，并且尊重日常经验的正常人，都不看看出：这两次否定，更像是所谓的“激将法”。
事实也果然如此。一开始就陷入了昏乱，否定了“长明灯”的神圣性，承认了它可以被吹熄，接下来又暗中承认了“此刻去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把问题转化成了“如何才能熄掉他”之后，几个“孱头”“败家子”，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劝阻”，变成了推波助澜。“你没有法子”的嘲讽式否定，把问题从“长明灯”能不能被吹熄，变成了疯子能不能吹熄“长明灯”，促成了疯子对究竟用什么法子才能“熄掉他”的思考和探索。“‘那么，就用别的法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回答。
几个“孱头”“败家子”，当然也就只能再一次追随着疯子的思路，迎来了最终的，也最彻底的失败。“‘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和“‘看你有什么别的法!’”的回答，就是这种失败的直观证据：再也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劝阻”疯子之后，他们只能把希望转移到疯子身上，寄希望于疯子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能力来吹熄“长明灯”。有了前面的“激将法”作为铺垫，“‘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和“‘看你有什么别的法!’”这两句话，既是无可奈何的赌气，也是对疯子的更进一步的挑逗和引诱。它的作用和功能不是“劝阻”，而是鼓动疯子，提示疯子再多想一想“有什么别的办法”。
而疯子，当然也就跟进一步，顺理成章地循着他们的鼓动和提示，想出了“别的办法”：“我放火!”
从几个“孱头”“败家子”，尤其是阔亭在茶馆里，和接下来在“四爷”的客厅里的表现来看，不能说他们有意识地设计了这么一个精巧的陷阱，故意推波助澜，一步一步鼓动和引诱着疯子，让他喊出“我放火”，完成了从“吹灯”到“放火”的转换。恰恰相反，只能说：因为他们愚蠢而又自以为是，才一开始就站在了疯子的立场和出发点上，从而把自己的“劝阻”变成了引诱和鼓动，最终激成了这种转变。
在整个过程中，疯子不仅态度温和、沉静，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和过激言行，而且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保持着高度的理性。而几个“孱头”“败家子”，则不仅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叫嚷着“除掉他”“打死他”，而且头脑昏乱，一步错而步步错，被疯子牵着鼻子乱撞乱转，最终用自己的失败，以及失败之后的老羞成怒，激成了疯子的转变。究竟是谁“发了疯”的问题，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不必等到福柯告诉我们所谓的“疯狂”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常识就足够提醒我们：一群自以为是的“正常人”，一本正经地和一个被他们当作“疯子”的人讲道理，这样的景象本身就意味着“正常”和“疯狂”之间，在另外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理性共同体”。从这个 “理性共同体”的角度来看，真正“发了疯”，真正丧失了理性的，不是“疯子”，而是方头、阔亭几个“孱头”“败家子”。
但不管根源究竟在哪里，“我放火!”这个“别的办法”，让事态的发展一下子超出了几个“孱头”“败家子”所能想象的范围。无论如何愚蠢，他们显然也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原本只是“同先前一模一样”，反复叨念着“熄掉他”的疯子，变成了叨念着“我放火”，而且“闪烁着狂热的眼神，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找火种”的疯子这件事，是自己主动前去招惹疯子，“劝阻”疯子的结果。于是乎，把事实从招惹和激怒了疯子，所以疯子才说他要“放火”，讲述成为疯子“要放火”，也就成为了几个“孱头”“败家子”的自然选择。而且，从庄七光站在墙外，向社庙看门人老黑大声喊叫的几句话来看，这种讲述必然少不了他们最为擅长的嘁嘁嚓嚓，添油加醋。
仍然是欺侮弱小者，仍然是向弱小者转移自己的失败和挫折。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五
不过，正所谓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方头、阔亭等几个“孱头”“败家子”虽然用自己添油加醋的讲述撇清了自己的责任，把疯子推进了深渊，但除了得以第一次走进平时没有资格进入的“四爷”客厅，喝了一顿平时轻易喝不到的茶水之外，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真正的胜利者，是直到小说的第三幕才姗姗来迟，正式出场的四爷。
方头和阔亭等人添油加醋的讲述，把事情从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及其“正常人”早已经习惯了的“吹灯”，转变了成了意料之外的“放火”之后，“吉光屯的全局顿然搅动了”，“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方头和阔亭等人，也才获得了走进视野的客厅，“去和四爷商量商量”的资格。再把方头和阔亭两个“孱头”“败家子”摆在四爷的客厅上之前，小说又一次提醒我们：如果疯子仅只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只是声称要“吹灯”的话，不仅四爷不会在意，吉光屯的普通人，也没有资格，因而根本就不敢踏进四爷的客厅，“去和四爷商量商量”。方头和阔亭等人之所以不敢当场接过灰五婶的话头，直接“去和四爷商量商量”，根源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尽管吉光屯的“正常人”因为极度的迷信而无法想象长明灯被吹熄之后的灾难性情境，无法忍受一个想要吹熄长明灯的疯子，但他们同时也非常清楚：如何处置疯子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而在四爷手上。疯子第一次发疯的时候，“全屯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闹”，但仍然“没有办法”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灰五婶两次催促方头、阔亭几个“孱头”“败家子”赶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的细节，以及方头和阔亭最终获得了走进四爷客厅资格的过程，还有接下来将要详细分析的“和四爷商量商量”的具体过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即便是“年高德韶的郭老娃”，也只能低三下四地向四爷陈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可能的后果：
“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到府上，麻烦。”
这里，语言的时断时续，显然不完全是“年高德韶”而导致的生理性语言表达困难。尤其是“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到府上，麻烦”这里，很明显就是因为胆怯和底气不足，才有了“府上”之后的停顿和中断，以及随后才发出的补充性肯定。省略和停顿的时间有多长，“年高德韶的郭老娃”鼓起勇气，把意思表达完整所需要的时间，就有多长，——或者说，这位高高在上的四爷给“年高德韶的郭老娃”造成的心理压力，就有多大。
正像灰五婶和郭老娃所预想的那样，阔亭和方头的报告，郭老娃代表全屯提出来的诉求，压根儿就没被四爷当回事。“年高德韶的郭老娃”鼓起勇气，说出了全屯的诉求之后，小说这样写道：
“是么，”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鲇鱼须，却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呵。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不相信菩萨么?我那时就和他不合，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现在，叫我还有什么发法?”
轻飘飘的一个“是么”，可以理解为对郭老娃所说的屯里万一有什么意外，就免不都要前来找麻烦的回应，那意思是：真敢么?也可以理解为对方头和阔亭刚刚报告的疯子要“放火”的事实的回应，那意思是：真的么，怎么和我知道的不一样?小说后来补充交待方头和阔亭踏进四爷客厅之后的情形，说“他们跟着郭老娃进来，报告之后，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开口”。那意思很明确，两人报告完毕之后，四爷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直接转向了听郭老娃怎么说。只要稍稍懂得一点那个时代的待客礼仪，就知道两人“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开口”这个细节的分量：只是喝茶，而且喝干，是方头和阔亭粗鄙而不懂基本礼仪，——虽然他们天天泡在吉光屯的茶馆子里;喝干之后不予理睬，则是对客人的傲慢。随后的“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又上来冲茶”，阔亭“立即拿起茶来喝”，结果被烫得“浑身一抖”，同样也表现了客人的粗鄙和主人的傲慢。几个“孱头”“败家子”在四爷眼里的位置，以及四爷在吉光屯的淫威，不动声色地隐含在这些细节，以及轻飘飘的一个“是么”里。
但无论哪一种理解，都意味着：第一、四爷老早就知道，而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侄子“发了疯”，从家里跑了出去，要闯进社庙吹熄长明灯的事实。第二、他也知道，自己的侄子仅只是叨念着“熄掉他”的话，不会给吉光屯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吉光屯的“正常人”压根就不敢，自然也就不会自讨没趣，来找他的麻烦。至于几个“孱头”“败家子”，那就更加不配，更加不敢，也更加不会了。
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的侄子又一次“发了疯”的四爷，压根儿就不觉得这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悠悠然，仿佛一切全不在意模样”，把一切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推给了已经死去的弟弟。他以自己的弟弟当年“不相信菩萨”为借口，声称自己一贯正确“那时就和他不合”，但和全屯人一样“一点也奈何他不得”。为了强调自己从自始至终和吉光屯站在一起，因而一贯正确的立场，他甚至不惜诅咒已经死去的弟弟，把侄子的“发了疯”称之为“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
死人不能再开口。疯子没法证明自己。四爷的“我那时就和他不合”，在小说中也只是出现了这么一次，——而且，是四爷自己说的。但吉光屯的人，从灰五婶到郭老娃，上上下下都知道：只有四爷，才能最终决定疯子的命运。自始至终知道，而且关注着自己的侄子“发了疯”的事实的四爷，难道就真的没有责任?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奈何他不得”吗?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四爷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责任，更没有办法，问题也就变成了郭老娃、方头、阔亭等人主动而热情地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供四爷参考和选择。而四爷，则一副高高在上，事不关己的姿态，冷眼看着他们的争吵和讨论，是不是插入一两句话，不动声色地引导和控制着话题。他们不是“去和四爷商量商量”。在四爷眼里，他们也没有资格来和自己“商量商量”。
根本不用想，办法就明摆在那里。只需要遵照吉光屯的“自然秩序”和一般人的正常思维，就知道最好的选择就是“治病”。像灰五婶那样用“老法子”骗骗他，或者像郭老娃所说的那样，把疯子送到城里的城隍庙里，“赶一赶，邪祟”。退而求其次，“治病”失败，那当然是把他关起来，不让他跑到外面来成天叨念什么“熄掉他”“我放火”，吉光屯自然也就可以继续沐浴在长明灯的光辉里，天下泰平了。灰五婶说得很清楚，疯子第一次发疯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不肯将他关起来，才让“全屯动了公愤，去和他老子吵闹”的。这第二次，难道还需要别人提醒，四爷才知道吗?连屯里的旁观者，连方头、阔亭这样颟顸的“孱头”“败家子”都知道，——甚至只需要顺其自然的本能反应就能想到的办法，四爷还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没有办法呢?
答案也是明摆着的。冠冕堂皇地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弟弟身上之后，四爷还嫌不够，终于在抱怨中开始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真是拖累煞人!”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这种子孙，真该死呵!唉!”
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愿意，不想管。不但不愿管，不想管，还觉得侄子拖累了自己，“真该死呵!”当着郭老娃、方头和阔亭等一干人的面，把侄子的“发了疯”说成是“他父亲的报应”之后，又在这里诅咒自己的侄子“真该死!”。这位四爷，难道就不觉得自己这样做，等于向整个吉光屯公开宣扬自己一直没有把弟弟当作弟弟，把侄子当作侄子吗?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一直就跟自己“不相信菩萨”的弟弟三观不合，一直就站在吉光屯“正常人”的正确立场上来反对自己的弟弟，这样诅咒死去的弟弟，诅咒“发了疯”的侄子，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呢?
所以，当头脑简单的阔亭接过四爷“真该死”的诅咒，又一次主张“打死他”，并举连各庄的具例子作为根据的时候，四爷居然没有表示反对，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要知道，阔亭在茶馆里第一次提出“打死他”的时候，灰五婶可是当即就做出了近乎本能反应的否定：
“那怎么行?”她吃惊地看着他，连忙摇手道：“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把子的么?”
灰五婶很清楚，疯子的问题不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联系着“他的祖父”，也牵涉到四爷的家族势力和家族声誉的复杂问题。因为“他的祖父捏过印把子”而不可能像对待一个普通人那样“打死他”，和催促方头、阔亭“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都是基于家族势力和家族声誉的整体性考虑而做出的选择。连灰五婶这样的吉光屯边缘人群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常识，四爷自己却忘记得干干净净，好像别人要打死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而不是自己的侄子，甚至在阔亭提议“打死他”之前就拍着桌子——尽管只是“轻轻一拍”——诅咒他“真该死”。这，究竟谁才是四爷嘴巴里的“这种子孙”呢?
“打死他”的提议被方头——请记住，是被方头，而不是被四爷——否定之后，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赶紧想法子”上。方头毕竟稍为要乖觉一些。明摆着在那里的办法，终于被他想出来了：“姑且将他关起来”。由于四爷自始至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反而认定也是受害者，一口咬定侄子拖累了自己，如何处置疯子也是别人的事。所以方头的主意，当即得到了他的赞同：“那到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只要能解除自己遭遇到的麻烦，解除侄子对自己的拖累，四爷有什么理由不赞同，不“微微地点一点头”呢?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四爷仍然不觉得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侄子给吉光屯带来了麻烦，而是自己的侄子拖累了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一个“那”字，表明了四爷仍然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冷冰冰地等待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麻烦，解除侄子对自己的拖累。换言之，直到这个时候，四爷仍然满腹委屈，认定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人。
四爷一说“妥当”，阔亭也马上跟着称赞“妥当!”郭老娃也用他一贯的颤颤巍巍的声音，应声说“妥当”。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四爷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郭老娃按照自己对事情的理解，说完“妥当”之后，紧接着对四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还准备着，锁。”
四爷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搞错了自己的角色。但吉光屯没有。郭老娃没有。就连方头、阔亭几个“败家子”，鲁迅所谓的“孱头”，也没有。在他们看来，四爷有责任把疯子，也就是把自己的侄子管好，即便不帮他“治病”，最低限度也得把他“关起来”，使之成为家族内部的“家务事”，而不能放任他跑到外面，扰乱吉光屯的公共秩序。在吉光屯这么一个深居简出，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大门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蛰居人”社会里，只要把他“关起来”就行的要求，其实也就是要求四爷按照屯里的通行的“自然秩序”，做一个“正常人”而已。
放到今天来看，这样的要求，也不能说不是“正常人”的正常要求。吉光屯是迷信，是没有现代科学思想。甚至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罪恶，但在要求四爷做一个“正常人”这一点上，却不应该成为我们指责和批判吉光屯的理由。也就是说，鲁迅厌恶吉光屯，更厌恶方头、阔亭等“孱头”“败家子”，但他对四爷的厌恶，却明显要在两者之上。《长明灯》究竟是要反封建，还是要表达别的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
就是这么一个低得不能在低的要求，四爷也觉得非常之为难。继开始的“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随后的“将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比方头和阔亭等“孱头”“败家子”更要顾全大局，更加义愤填膺地站在全屯的立场上来诅咒自己的侄子“真该死”，和接下来的“微微地点一点头”之后，他第一次感到这事好像跟自己有关系。他感到了意外，感到了为难。于是，也就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脑子，认真地、努力地思考——确切说，是拒绝——“屋子”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了：
“屋子?”四爷仰了脸，想了一会，说，“舍间可是没有这样的闲房。他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
四爷的意思很明确。第一、郭老娃所说的“府上”所有屋子，全部都属于他，是他的“舍间”。但第二、这些房子全部都被占用了，再也没有了可以把疯子“关起来”的“闲房”。第三、即使他愿意做些牺牲，委屈一下自己，自己的侄子“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所以对不起，实在是爱莫能助。
遗憾的是，虽然像一开始那样带着省略号，带着底气不足的胆怯，但郭老娃还是一不小心，忍不住捅破的四爷的最后一层面纱：
“就用，他，自己的……”老娃说。
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第一、疯子有自己的房产，自己的屋子，但目前全都变成了四爷的“舍下”。依照当时的惯例，疯子那曾经“捏过印把子”的祖父留给他的房产，如果不能说比四爷还多的话，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比四爷的更少。因为遭逢不幸，有一个“发了疯”的儿子，在分家时对幼子，也就是对四爷的弟弟略有照顾和倾斜，也是常情。第二、不仅如此，四爷实际上已经在实际操作或者计划里，把自己侄子的屋子一间不留，全部占用，没有“闲房”了。所以第三、疯子的病“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也就成了绝妙的反讽：在四爷心里，他已经永远不可能好转了。再说了，四爷真的会希望自己的侄子好转过来，恢复正常吗?
回头来看，郭老娃、阔亭、方头等人作为吉光屯的代表找上门来的时候，四爷他“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郭老娃提出把他那“发了疯”的侄子“捆上城去”，搁在城隍庙里“赶一赶，邪祟”的时候，他一言不发。阔亭叫嚷着打死自己的侄子，并且提出了具体办法的时候，他不置可否。一时还没有想到合他心意的办法的时候，他拍桌子骂“这种子孙”拖累了自己，“真该死”。一说到把自己的侄子“关起来”，他马上说“妥当”，引得他人随声附和，连称“妥当”。再往前说，他那已经恢复正常“许多年”的侄子，究竟怎么会从家里出去看赛会，以至于再次受到刺激而“发了疯”，难道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六
之前的四爷，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首先是“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样”，接着是义愤填膺地站在吉光屯的立场上，拍着桌子骂自己的侄子“真该死”，随后又以局外人的姿态“微微点一点头”，赞赏把自己的侄子“关起来”的主意“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他把一切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说自己一直就和“不信菩萨”的弟弟不合。为了撇清责任，他甚至不惜诅咒自己的“不信菩萨”的弟弟，诅咒自己的侄子，说侄子的发疯“是他父亲的报应”。
更有甚者，则是我们在前面特别指出的：但阔亭接过他“真该死”的话头，提出打死其侄子的时候，他居然连灰五婶、方头这样的局外人都不如似，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不是疯子和他死去的父亲，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声誉的大事。而我们知道，即便在当时，打死一个疯子也是违背人伦，也违背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的犯罪行为。否则，阔亭也就不必一边叫嚷“打死他”，一边预先提出逃避罪责的方法和案例了。
最后一层面纱被郭老娃不小心揭穿后，他忽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家的六顺，”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声音也有些发抖了。“秋天就要娶亲……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舍弟也做了一世人，虽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
他不仅表情“忽然严肃而悲哀”，“声音也有些发抖了”。他忽然那样一往情深地把他刚刚才幸灾乐祸地诅咒过该得“报应”，强调自己“那时就和他不合”的弟弟，亲切地称之为“舍第”了。——就像他把侄子的房产和屋子称之为“舍间”那样，他的弟弟忽然之间变成了弟弟了。不仅如此，他还在忽然之间关心起家族的整体存在和声誉，特别强调“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了。
不过，当他忽然说到“我家的六顺”“秋天就要娶亲”，同时指责自己的侄子“年纪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亲”的时候，他还是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显得不那么“严肃”。早在灰五婶的一双手还“粉嫩粉嫩”，阔亭、方头等人“都还是小把戏，单知道喝奶拉式”的时候，他的侄子就被灰五婶的“死鬼”丈夫“骗了他一骗”，“治好了”，而且是“全好了的!”“他从此不再走进庙门去，也不再提起什么来”，已经有“许多年”了。依照当时的惯例，四爷嘴巴里的“我家六顺”，应该就是他的第六个孩子，的确“许多年”了。
在这“许多年”里，四爷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想到过“他年纪这么大了”，非要等到他再次发了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指责他“他年纪这么大了，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呢?尽管有可能像四爷所说的那样，自己的侄子“许多年”里虽然一直没有再发疯，但或多或少有点“不太安分”，但为什么四爷没有想到“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而是老早就想到了“我家六顺”呢?再说了，明知道他“单知道发疯”，却反过来指责他“不肯成家立业”，“不太安分”的帽子，是不是同样适合——如果不能说更适合的话——四爷自己呢?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声音也有些发抖了”，那问题也就是急转直下。谁都知道，包括“年高德韶”“脸上已皱得如风干的香橙”，对一切知根知底的郭老娃在内，代表吉光屯全屯到四爷家里“商量商量”的几个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和四爷商量商量”。这个时候，就更是如此。小说重复了三次的“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和“四爷沉默了。三个人交互看着别人的脸”的细节，就是最直接，也最确切的证据。疯子第一次发疯的时候，“全屯动了公愤，去和他老子吵闹”，“可是，没有办法”。站在吉光屯“正常人”的立场上来看，这第二次，照样是“没有办法”，——根本就不敢，也不是去“吵闹”，甚至“去和四爷商量商量”，而是前去察言观色，低三下四地看四爷的脸色行事。
所以，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四爷自己提出来的。早在疯子第一次“发了疯”的时候，“蛰居人”的吉光屯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只要把他“关起来”，那就就吉光普照，天下泰平了。我们今天的文明秩序，也和任何一种文明秩序，和小说里的吉光屯一样，乃是通过把“疯狂”和“理性”区别开来，把前者安置到特定的位置而建立起来的。所以，问题的不是要不要把疯子“关起来”，而是究竟要他关在哪里。
在四爷表面上是发问，实际上是提供答案的暗示和诱导下，问题终于解决了：把他关在庙里。小说用阔亭终于恍然大悟的“恍然”，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四爷“慢腾腾”的提问，事实上不是寻找和追问，不是指向开放性的未知领域，而是耐心的引导和启发，引领听众发现并最终确认那早已经确定的答案。
这个答案，早就摆在四爷的桌子上，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合适的人选来宣读了。方头、阔亭几个“孱头”“败家子”，无意中为四爷制造了机会，通过自己的嘴巴说出了四爷早就准摆好了的台词。他们的颟顸无知——老娃和方头也顿然都显了欢喜的神色;阔亭吐一口气，尖着嘴唇就喝茶。——正好反过来，衬托出了四爷不动声色的老谋深算。
人和动物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就在于他能够在自然事物之外，主动设计、筹划和制造社会事实，让事情按照他的愿望发生、发展和完成，而不至于像动物那样，只能让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三角脸、方头、阔亭和庄七光等几个自以为是的“孱头”“败家子”不用说了。就连“年高德韶”如郭老娃这样的角色，也只是四爷手里一个棋子。
所以，不是因为自己的侄子“发了疯”，才迫使四爷想到了把他关在庙里的好主意，而是四爷早就想好了主意，他的侄子才会“发了疯”，扰乱了吉光屯的公共秩序，最后让郭老娃等人找上门来，把他“许多年”的筹划和设计，水到渠成地变成了最终的事实。
七
然而，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几个“孱头”“败家子”那样颟顸愚蠢。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郭老娃那样，在权力面前只能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四爷大概不会想到鲁迅曾经在《铸剑》里说过这样的话，：“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6]那因为当事人自己就不愿意别人搞清楚，因而远也搞不清楚的“事实真相”本身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自己所理解的“事实真相”。
抛开隋唐之前不说，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左传》一直就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阅读的基本经典。开篇就是的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因此而不仅成为了读书人共同的“公共知识”，而且逐渐扩展和渗透到中国社会内部，成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透明的存在”。“其乐融融”“黄泉相见”之类的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就是明证。
在《朝花夕拾·锁忆》中，鲁迅曾两次提到的“颖叔考可谓纯孝也已矣”，就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在南京的课堂上做过《颖考叔论》之类八股论文的鲁迅来说，郑庄公故意放纵和引诱自己的弟弟犯错误，让他一步一步走上谋反之路，为自己铲除异己，消灭政治对手找到了借口，最终出兵打败了自己的弟弟，迫使他出逃到国外的故事，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以下这段据说出自左丘明之手，点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诛心之论”，也就用不着联系“绍兴师爷”之类更为复杂的亚文化，才能被鲁迅理解了：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7]
如果稍微做点“过度阐释”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深谙“郑伯故事”，鲁迅才根据这段“微言大义”，写出了自己的《长明灯》。小说虽然多次暗示得明明白白，但自始至终没有明确指出疯子是四爷的“侄子”，而四爷也自始至终都用“他”来指代自己的侄子，难道不就是所谓的“讥失教”?灰五婶、方头、郭老娃等人欲言又止，唯唯诺诺的言行举止，难道不就是所谓的“难之也”吗?
不仅仅是《长明灯》。按照这个思路，《祝福》里的祥林嫂死了儿子，“只剩了一个光身”，“大伯来收屋，又赶她”的细节，[8]被认为最像是“鲁迅自画像”的吕纬甫，说堂兄之所以要把他的小儿子过继给自己，“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他们父子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9]还有《弟兄》里的沛君“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10]等反复出现在《彷徨》里的“典型细节”[3]，甚至于那本身并不见得有多少恶行，但鲁迅就是忍不住直接的厌恶之情，以至于长期被订耻辱柱上的“鲁四老爷”，难道不也同样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得到至少是一部分的解释吗?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或许就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鲁迅的生活、思想与写作，也有可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什么叫做“一说便俗”了。最低限度，也就不至于像那社庙门前的无知小儿一样，围观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疯子，在“戏文唱一出”之后，还在兴致勃勃，争相猜测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笨谜”了。
附记：本文思路和基本观点，直接受惠于2010年初与刘纳先生关于如何理解周氏“兄弟失和”事件的一次闲聊。她说，“别人都从开端上找原因，我一直都只看吵架的结果。就看究竟是谁得到了大房子?”特此说明并致谢。
注释
[1]钱钟书: 《钱仲联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文学研究》1958 年第 2 期。
[2]鲁迅: 《彷徨·长明灯》，《鲁迅全集》第 2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下同) ，第 58、 67 页。
[3]鲁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 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鲁迅全集》第 6 卷， 第 557 页。
[4]鲁迅: 《彷徨·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85 页。
[5]鲁迅: 《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 3 卷， 第 52 页。
[6]鲁迅: 《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441 页。
[7]《春秋左传集解》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页。
[8]鲁迅: 《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15 页。
[9]鲁迅: 《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 2 卷， 第 95 页。
[10]鲁迅: 《彷徨·弟兄》，《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143 页。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