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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天没露面了，她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却也透着坚定。她站在镜头前，像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些什么。“大家放心，这些都是可以说的事。”她轻笑了一声，像是安慰自己，也像是回应那些无形的提醒。

她是个普通的女人，曾经以为婚姻是避风港，却在风雨中发现那不过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岛。几天前，她接连拜访了几位律师——有本地的，也有远道而来的。诉状已经准备就绪，程序即将启动。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可命运偏偏推着她向前。

“最大的感受，是要感谢那个人。”她停顿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是他逼着我去找律师。”那个人，她的过去，曾经是她生命中最亲近的存在，如今却成了对簿公堂的对手。她记得他当初的咄咄逼人，开口闭口让她诉诸法律，那语气里满是自信，仿佛他握着所有的筹码。她承认，那一刻她害怕了，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他有钱，有资源，而她呢？几乎一无所有。

可当她真的踏进律师事务所，面对那些冷静而专业的面孔时，她后悔了——不是后悔现在的决定，而是后悔当初的迟疑。2019年，她签下离婚协议时就 [她应该找个律师；2021年，他起草那份协议时，她也应该找个律师；尤其是在那年秋天，离婚手续正式办完时，她最应该找个律师。可她没有。她自嘲地说：“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泡在水里太久。”

她决定不再沉默。有些事她暂时不说，等法庭上见分晓。但有一件事，她忍不住现在就提。前几天，一位律师翻开家事裁判所的文件，指给她看一份日文版的调解条款。那是“他”提交的，和他们当初签的中文版不一样。她盯着那些陌生的文字，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恨自己当年的天真，恨自己没早点醒悟。如果当时有律师在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她曾在一篇随笔里写过四条忠告，现在她要加第五条：“就算是写在纸上的承诺，也得自己找人把关，别对人性太乐观。”她苦笑了一下，“不过现在也不晚，算计别人的人，总会露出马脚。”

那个人想抢走孩子的抚养权。她是唯一的监护人，他要变更，就得起诉她。她已经准备好了。她说：“什么抑郁症不能养孩子，那是胡扯。事实是我这些年一个人把孩子养得好好的。”她想起他曾放手不管，回国一走就是几个月，如今却突然“关心”起来。她冷笑了一声。

那天他报警时，她情绪崩溃，他在警局坚持要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她咬牙撑了下来，靠自己的鉴定证明没问题。医生和警察都说，她和孩子一起生活没问题。她说：“他要不放心，随时可以去法院申请再鉴定，我配合。”语气里满是挑衅。

她还提到一份协议里的条款：如果他再把孩子独自丢在游乐场一小时以上，她有权缩短他的探视时间。律师问为什么会有这条，她淡淡地说：“因为发生过两次。”一次，他说带孩子出去玩，把五岁的女儿扔在公园，自己去理发。周围人报警，警察把孩子送回家。他回来后还跟她大吵，说她小题大做。第二次，他又把孩子留在公园，去医院开药，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又是警察送孩子回家，这次还警告了他。她说：“律师听完，满脸问号，说有这些记录，我还怕他抢抚养权？他才该担心我限制他探视呢。”

他还去过区役所告她，说她不让孩子上学、不给孩子洗澡、不做早饭，全是谎言。好在人家不信，去学校找孩子核实。孩子哭着说：“爸爸骂妈妈是寄生虫，可妈妈很辛苦。”区役所的人告诉孩子，妈妈操持家务和爸爸赚钱一样重要。她后来才知道这些，心想，连这么传统的地方都看不下去他的话，他还觉得自己占理。

她准备起诉他。一方面是抚养费，每年100万日元太少，跟他的收入不符，她要按法律调整。他拒绝协商，说不满意就告他。她说：“好，法律外的我不拿，法律内的他一分不能少。”有人质疑她看他有钱了想敲一笔，她反驳：“我从没跟他要过钱，我要的是给孩子的，法院定多少就多少。”

还有人问她戴美瞳、做美甲、皮肤那么好，哪来的钱？她差点笑出声：“我自己赚的。即便在异国从头开始，我也能养活自己。去年他连累我，我也没靠他，美瞳护肤品我买得起。”

另一方面，他散布谎言，说每年给她1000万日元。她算了算，三年半才737万多，远不如他吹的。他还说她住他公寓，每年付500万房租。她说：“这种事得算法，不是他说了算，上法庭掰扯吧。”她不会把流水贴网上，但会交给法院，让他们查清楚。她要判决书写下真相，公之于众。

她想起签协议时他的算计：抚养费压低，怕她乱花；学费他批，重大事他说了算；她先垫钱，他再报销，不满意就不给。她看出来了，却忍了，体谅他事业低谷需要安全感。可如今他功成名就，却撒谎说每年1000万。她质问：“你觉得1000万才拿得出手，为什么不真给？三年半才700多万，为什么不敢承认？”

他还说她靠他养，把她塑造成白眼狼。她怒了：“我从没靠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我为他放弃工作来这里，签字时没防备，可我还是养活了自己。”她写文案、做网页，每笔收入都经得起查。她说：“去年我最难，也没靠谁。我靠自己站起来，不是他。”

她要上法庭，不只为钱，还要真相。他否认家暴，她调了出警记录；他说她精神病，她要法院查病例。她说：“他指一条谎言，我验一条，写在判决书上。”她嘲讽道：“一个调查记者，被‘疯婆子’逼着讲真话，他一定很欣慰。”

跟律师聊完，她信心足了，可心更冷了。协议上的差异像刀子，一刀刀割碎她对他的最后幻想。她说：“也好，不碎透，怎么重生？”他的名言是“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她反问：“冰冷的人能温暖谁？”

有人劝她拿钱走人，别纠缠。她懂他们的好意，可她说：“真相更重要。我没拿的钱，他不能说我拿了；我没得的病，他不能说我有。这是最基本的尊重。”他一个月没道歉，还撒谎，她必须讨个说法，给自己一个句号。

他算准她怕他，却没算到她敢跟他打官司。也没算到网友会支持她。她说：“这些赞赏让我有底气见律师，没你们，我撑不到今天。”官司后，她会讲花了多少，至少给别人参考。她会更新进展，除非律师不让。她说：“我的教训也许能警醒别人，这是我唯一的回报。”

有人说她的话启发人，她知道那是鼓励。她感激地说：“你们让我相信自己还有价值。”最亲的人伤她最深，可陌生人的善意救了她。她轻声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