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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毕业以后去干点啥呢？
当时主要有三个选择：
第一，找个学校当老师，师范毕业，算是专业对口，事实上大半年后，他最先在长沙修业小学找了一份历史课老师的工作。
第二，可以找一家报社做编辑，因为文章写得很好。
第三，赴法勤工俭学，继续学习。因为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一项就是走改良路线的教育救国，主张通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法，多向海外输送学子，以便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30多年后，毛泽东就曾说过当时的情形：“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湖南很多学子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时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组织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号召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于是蔡和森最先到北京了解情况，认为赴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随即又号召毛泽东、萧子升等人一起赴法。
就这样，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等人一起去了北京，只不过当时他还未作出留法的决定，不知道是到北京以后改变了想法，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用他后来的话说，不去的原因大概是，觉得“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并不会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能学得更快些，另外，中国自己的情形实在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应该先调查研究一下中国本身的情况，才有更好的加以比较的对象，将来还可以再找机会出去。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又是人才荟萃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相互碰撞，那种氛围是在湖南时无法接触到的。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在北大任教。以前他们在湖南的时候，只是从《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这些人的文章，了解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现在能有机会亲自接触，甚至当面请教，对他们思想上直接的触动是极大的。
所以在北京的毛泽东一边帮助组织学生的赴法留学事项，另一边，开始大量阅读许多在过去未曾读到过的书刊，并参加了两个北大的学术团体。一个是邵飘萍发起的新闻学研究会，一个是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期间，还与新民学会的成员们一起邀请胡适、蔡元培搞了一个座谈会，提了一些学术和人生观方面的问题。
要留在北京，当然首先要找一个生活来源，他此前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此时在北大教哲学，于是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平时负责整理各种书刊，登记借阅人姓名等工作，每月8块钱。
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很称心的，可以随时看到最新的报刊，还有机会与李大钊当面请教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正是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很亲身的接触到了当时的各种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新思潮，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在这个时候越发增长。这些新思潮种类繁多，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比较有影响力，又比较有社会基础的，总结起来大体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5种。很多具体的观点和方案，像什么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互助主义，也都可以划入改良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
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思想还是混乱的，他并没有直接选择接受哪一种主张，这是因为很多主张，他还需要代入到实践中去观察，比较和选择。用当时的话来说，还在寻找出路。只不过他后来回忆，当时他比较赞同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并与同学们讨论它在中国的前景。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在北大待了半年多的时间。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
3月12日，因母亲病重，于是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中途绕道上海，去送赴法留学的湖南青年。
回到湖南以后，先是到长沙修业小学，作历史教员，解决了生活的基本问题。
然后便开始思考如何投身到社会活动中，亲身参与到社会改造中来。
于是，他开始组织湖南的学生联合会，准备创办一个刊物，自己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个刊物的名称叫——湘江评论。
之所以创办湘江评论，与当时在北大参加邵飘萍的新闻学研究会有直接关系，在那里他直接了解到了创办刊物的方法和意义。
通过新闻，刊物，宣传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呼吁的方式，不管是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他们的主张里其实都有通过新闻、刊物进行宣传普及的观点。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全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刊物，各自都在宣传着自己的主张。
但是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因为抗议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无耻瓜分中国的行径，抗议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北京学生在五月四号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很快，北大的邓中夏到湖南联络湖南学子，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的运动情况，号召湖南学生也一起罢课，支援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
于是很快，毛泽东组织了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学生代表，讨论如何发动一个湖南的学生罢课运动，以便支援北京的五四运动。他们很快商议成立新的学生联合会，然后在6月3号那天，组织了长沙20多所学校学生们的统一罢课，并提出了拒绝巴黎合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呼吁要求。
这种组织学生罢课，其实就属于无政府主义里面一种典型的呼吁革命，通过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途径和办法，既向下呼吁以便组织力量，又向上呼吁，以便借助游行、示威的力量来迫使统治阶级让步，以实现呼吁的目的。这种呼吁的革命方式，在当时就叫呼吁革命，也被称为无血革命。
但实际上真的能做到无血吗？
并不能。
各省的这些军阀们，平时总是宣言自己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但是一旦学生、工人群体发起罢工、罢课等运动的时候，他们就不站在人民一边了。如果提出的要求还在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些军阀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迎来的就是暴力镇压，触及的利益越大，镇压就越血腥，想要不流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各地的学生都不同程度的遭到军阀们的镇压，长沙的学生运动自然也是如此。
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并未放弃这种呼吁式的，不流血式的方案主张。
《湘江评论》很快创刊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仍然是主张一种平民革命，平民主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虽然，他这个时候已经提出了群众的大联合的主张，但是这里所指的联合，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所提的各种联合会，比如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工人组织工会，妇女组织妇女协会，老师组织教师联合会等等，这种联合与马克思、列宁那种还需要进一步建设政权的联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主张的是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认为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得到的仍是新的强权。
在湘江评论刊登的《民众大联合》一文中，他提出了两种革命联合的观点，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革命，一种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呼吁革命。显然，这个时候他两种都比较赞同，但是更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式的呼吁联合的办法，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后者“这一派的意思，更广，更深远。”
但是仅仅一个多月后，湘江评论就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暴力查封，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
张敬尧不但查封了湘江评论，还一并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
这就有点讽刺了，当湘江评论还在呼吁温和的，无血的办法的时候，军阀却一点也不愿意温和、无血对待他们。
也是在这段时间，北京的胡适与李大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
胡适写了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讽刺空谈各种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李大钊随后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是众多群众的事，要依靠群众一起来解决，而要号召群众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准则，这就是主义，因此谈论主义永远都是十分必要的。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更加赞同李大钊的主张，所以他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问题之研究，需以各种学理为依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回头再说说张敬尧，这个人在湖南干了很多坏事，暴力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只能算是他若干恶行中最微不足道的两项。他干的坏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种植和倒卖鸦片、克扣军饷、强占和倒卖地方矿产、削减教育经费等等。
其实，湖南的张敬尧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军阀也差不多。
就拿其中一项强占和倒卖地方矿产来说，这事并不复杂。原因是军阀年年开战，财政透支严重，于是就不得不跟帝国主义借钱。可是借钱你得有抵押啊，于是这些军阀就不得不把自己重要的资源，或是各种开采权，筑路权等出卖或是抵押给帝国主义国家，以获得各种物资援助或贷款，但是战争一年年继续，生产一年年凋零，根本就还不起。怎么办，最后就不得不把这些特权和资源给外国。财政不足，军费不够，自然又拼命削减各种经费，其中就包括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不足，光靠一小部分人半工半读，又能解决多少教育问题呢，又如何能实现什么教育救国呢？
帝国主义掠夺走了大量的利益，占矿产，占铁路，掠夺资源，剥削劳力，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压剥夺，又受到本国军阀和地主们的剥夺，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下，谈何发展生产力，谈何发展资本主义呢？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鼓吹的经济主义，又怎么可能得到实现呢？
而张敬尧，只不过是当时大大小小军阀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这时，直皖矛盾日益激烈，随时可能爆发新的战争。
借着这一时机，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当时，张敬尧刚刚武力镇压完长沙群众焚烧日货的示威活动，于是，毛泽东接着又号召了一场学生罢课运动。
在组织罢课的同时，他又组织各界收集张敬尧的总总恶行证据，由他带领一个驱张团到北京请愿驱逐张敬尧，同时其他人也分赴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扩大请愿宣传。这就有点像五四的时候，北京学生到湖南串联湖南学生支援一样，湖南的学子和请愿团，也分赴各地，向各地政府请愿，扩大影响。
这时已经是1919年的年底了，1919年的12月18日，毛泽东带领着湖南驱张团抵达北京。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
毛泽东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先后七次组织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请愿，然而虽然北洋政府也派代表表示收到诉求，但是这些诉求随即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他们收不到任何回复。此后，当请愿团再次前往想要一个答复的时候，他们能见到的，就只剩下拿着枪守卫着总统府的士兵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请愿团经济困难，不能再长时间拖下去了。于是1920年的1月28日这天，他们又向北洋政府发起了最后一次请愿，并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私宅。靳托词不见，派了他的副官接见，代表团痛斥张敬尧的各项罪行，但是得到的只是让他们继续等消息，声明下周四给回复。结果，等下周四他们再去的时候，这一带早已有兵警设防，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就在毛泽东赴京请愿的这两个月里，他的父亲去世，他没能来得及回家奔丧。
当时北京正下大雪，请愿团沮丧无措、冰冷抑郁的心情，可能就如当时的天气一样严寒吧。
请愿团先后回到湖南，但是毛泽东选择继续在北京暂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更加倾向马克思主义，热心的收集各种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成的共产主义书籍，并开始频繁的与李大钊接触和请教。1949年进北平前，他在西柏坡还跟别人说起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当时，在他收集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里，有三本特别深刻的铭刻在他心里，这三本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没过多久，张敬尧真的被驱逐出湖南了。很难评估这次驱张运动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因为最终赶走张敬尧的，既不是各种请愿运动，也不是湖南人民的罢工罢课，而是另一个拿着枪杆子的军阀谭延闿。
从各种历史的评价看，谭延闿的个人品质要比张敬尧好得多，但是当时那样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光靠个人品质，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驱张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湖南到底应该怎样建设？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走了一个旧军阀，来的又是一个新军阀，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任何实质的问题，任何所谓的改良都是难以办到的。
于是，他结合这一年以来经历的种种，写了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建设湖南的大纲，而这个大纲里面的各个办法，都是针对他这一年多来见到的湖南各种具体问题而针对性提出来的。我们简单说说这个大纲里都有些啥内容？
大纲大体上可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裁军废督。
这一年多来，张敬尧因为军费问题，于是急剧削减教育经费，滥发纸币，倒卖矿产烟土等等，于是在这份大纲里，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量裁撤军队，废除督军；
第二部分：为防止军阀滥发纸币，提出了银行民办，纸币的发行则由省议会来定，不能由督军强制发行；
第三部分：教育经费恢复民国二年时的额度，且保障透明和来源；
第四部分：成立自治机关，在县、乡、镇都选举成立乡农会和工会；
第五部分：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第六部分：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这份湖南改造计划的思路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差不多就是这一年来看到张敬尧干了些啥坏事，于是就针对性的提出来一个如何防止这些坏事的办法。
张敬尧掠夺大量军费，于是计划里提出裁军废督；
张敬尧滥发纸币，于是计划提出纸币发行权交给省议会；
张敬尧削减教育经费，于是提出恢复之前的教育经费；
为保障起到监督作用，扩大群众影响力和联合力度，于是提出建立各种联合，包括工会、农会，事实上，这一条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对整个历史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只不过这是后来才实现的，并不是在这一次大纲提出的时候就实现的；
同样地，湘江评论被暴力查封，群众集会被暴力镇压，于是计划里又提出了完全保障人民的集会、言论等自由的一条。
没有这一年的实践，这些计划中的纲领当然是提不出来的，但是很显然，这些计划是不可能靠他们的呼吁，宣传和请愿等办法，就可以促使新的军阀谭延闿来帮助实现的。在军阀混战的现实条件下，第一条就不可能实现，第一条又是后面若干条的先决条件，第一条不能实现，后面自然也多半都是幻想。
所以连毛泽东本人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自己都说：这不过是“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又觉得，如果连这样一些事情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可以从他自己的话里看得出来，对于这个方案，他自己也很清楚，不过还是一些改良而已，而且是那种很难成功的改良，但是如果不去尝试一下，不去做点什么，又觉得太不好意思。
这种改良的尝试，如果用后来的革命经验对比着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空想，但是当时它又很宝贵，因为正是这种一点点的尝试和积累，才会有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又走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结果。
话说回来，这个《湖南建设问题商榷》是毛泽东还在北京的时候就起草的。1920年7月7日，在他回到湖南长沙以后，便开始尝试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方案能得以在湖南实施。
而他之所以觉得这个方案可以通过呼吁、游行、请愿等途径迫使谭延闿接受，或者部分接受，也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各地军阀林立，北洋政府借着“统一”的口号想要消灭地方军阀，而地方军阀呢，又借着“自治”的口号反对北洋政府。说到底，那些都只是不同军阀的口号而已，不过是为了满足不同军阀的利益。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则可以通过谭延闿主张的这种“自治”，在湖南展开试验。由于当时湖南各界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张敬尧就是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而谭延闿在驱张的时候，打出的又是反对北洋，主张自治的旗号，因此毛泽东就借着湖南人民的舆论和期望，借着自治的呼吁，借着自治的口号，顺势提出了一个湖南要如何自治的问题。
谭延闿当然是希望搞官办自治，名曰自治，实际上是由谭延闿选定人员，由他们来实现包办代替式的自治。而毛泽东则对这个自治加以全新的解释，将其解释为湖南人民对湖南的自治，而不是他们军阀内部少数几个官员对湖南的自治。
谭延闿自然也不好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因此毛泽东又顺势提出，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由各种联合组织的代表，各县，各乡群众选举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们讨论制定“自治方案”，制定湖南人民自己的宪法，然后产生议会，以及各级自治机关。
这样一来，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就可能得到议会的讨论，制定出来的法律、制度等也比较能反映群众意见。从这一点看，这是5种主张里面的第二种，即民主主义的尝试。
10月10日这天，长沙下着大雨，2万多群众冒雨把毛泽东的这个自治方案的《请愿书》送到了督军府谭延闿那里。结果大家可能也能猜到，谭延闿一边接下请愿书，表示会考虑的，另一边，断然拒绝了一切所谓人民自治的请求。省议会完全采用由军阀们内部指定议员讨论和制定湖南自治的方案。
一个月后，谭延闿又被赵恒惕驱逐，赵恒惕又成为了统治湖南的新军阀。赵恒惕一上任，就命警察厅把毛泽东抓去诘问，污蔑他想捣毁省议会，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空气，来压制湖南人民的各种呼吁，请愿气氛。
自此，各种无情的事实让毛泽东终于看透了军阀统治下的政治现实。
所谓的改良，其结果就是连“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也是万不可能的，在军阀联合帝国主义们霸占矿产、倒卖烟土、苛捐重税、削减经费等一系列残酷剥削下，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发展生产力，简直就是幻想。
而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军阀割据的中国，其实质也不过是军阀们的官办制度而已，他们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民主制度”而制定出任何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法律、规则的。他们的立法，他们的议案，无一不是保护有产阶级，保护地主官僚们的利益。就连毛泽东提的一个稍微具有点改良性质的议案，别说实施，连被提交讨论的资格都不可能获得，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改革，又怎么可能实现得了呢？更不要说，法律层面的平等，是远远无法掩盖经济上的不平等的。
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呼吁革命，无血革命，通过教育、宣传、游行、请愿、示威等方式来改造社会，当然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只要群众不掌握政权，他们提出的任何诉求面临的要么是无动于衷，要么就是暴力镇压。而经济层面的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在军阀们掠夺教育经费、霸占各种资源、生产凋敝、贪腐横行的条件下，其实际的作用最多只是底层互相救助的一种办法而已。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这套办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此时已经是1920年的年底，距离他1918年6月刚从湖南师范毕业去北京，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
他在给赴法的新民学会的成员们写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对于去年中旬，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争论，他也有了更深刻的看法，“主义就像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时他又联想到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方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得用暴力的办法，他写信给蔡和森时提到这个问题时说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从第一次在北京亲身接触到各种社会改造的思潮，到回湖南领导学生运动支援五四期间的北京学生，到创办湘江评论，到学联被强制解散，湘江评论被暴力封禁，又到驱张运动被北洋政府拒之门外，最后到谭延闿拒绝一切民主自治方案和湖南建设方案，新军阀又代替旧军阀。
这些残酷的现实使他逐渐坚信：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行得通。
很多年后，他在延安对斯诺提起这段思想的蜕变过程时说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又过了一个月，时间来到了1921年的1月2号这天。毛泽东与长沙新民学会的十余名成员，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里，激烈的讨论着到底哪一套理论和方案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这次讨论，毛泽东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赞成民主主义，一人赞成温和共产主义，三人未表示意见。
实际上，新民学会的各成员已经开始面临不同的选择，那些已经选择了布尔什么维克主义的，逐渐形成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就是最早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这一年的7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里的两个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来到上海，参加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们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中途突遭暗探侦查，于是便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在一条游船上开完了这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