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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开始，可以说每一个马列主义领袖都有一个“世界革命”的理想。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没有国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斯大林将“世界革命”视作苏维埃俄国这个红色“孤岛”生存的保障，声称苏联革命的目的便是“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革命”。“只有进行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才能保障苏联安全。

　　我党同样秉承“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就在北京召开为期半个月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发言“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对秘密访苏的刘少奇表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进行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无产阶级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斯大林的鼓励，让我党从此走上了“世界革命”之路。不过，整个1950年代秉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中共，除援助越南外，对东南亚各国革命保持克制，甚至限制各国的武装斗争，仅在他们失败时给予庇护。如缅共被政府军打败后，部分武装人员就撤入中国境内,当时大批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及其子女也生活在中国。

　　但在中苏论战之后，之前公开支持我党的仅剩下阿尔巴尼亚。“越是意识到形势不利，毛xx也就越是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手段”，在教员看来，中国理所应当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再者，从策略的层面，在美苏意欲瓜分世界的压力下,我党也需要透过输出革命来撑起一个可以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生存空间。

　　近水楼台的东南亚，于是成为教员选定的革命输出对象。

　　“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教员多次向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

　　“中国就是你们的大后方，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在我党全面输出革命下,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重拾武装斗争，迎来新的革命高潮。在我党支持下，始终未放弃统一诉求的越共，于1960年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次年整合南越境内的人民武装力量为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俗称越共游击队)，由越共南方局领导，展开武装斗争。美国针锋相对，不断增加驻越美军。1964年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后，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驻越美军一度超过50万，中共派往越南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也达30多万。经过十余年的苦战，1973年美国被迫签署《巴黎协定》撤出南越,两年后越共攻陷南越首都西贡，越南实现统一。据越南领导人黄文欢《黄文欢革命回忆录:沧海一粟》记载，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对越援助超过两百亿美元，占中国援外总量的41%。

　　根据《巴黎协定》，美国军事人员同时撤离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受越南革命影响，在中共及越共的支援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内战中取胜，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出任政府总理。同年,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逃离柬埔寨流亡美国，高棉共和国瓦解，柬埔寨共产党(俗称红色gao棉)建立民主柬埔寨,柬共总书记波尔b特出任政府总理。由此，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建立，在中南半岛连成一片。

　　马来亚共产党自二战后遭到英国殖民当局及马来亚当局镇压以来，被迫转入农村，势力日渐削弱。到1960年马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仅剩500人。马共原本已经计划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斗争道路，在我党劝说下重拾武装斗争。据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7月，我党总书记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整体形势将对“在马来亚展开的斗争越来越有利”、“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必须善用这个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陈平自称当时“一瞬间震惊了”。

　　在中国支持下，1968年6月1日,马共中央发表《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前进》的指示，向国内外宣布重启武装斗争。1969年马来亚革命之声在我国湖南开播，以汉语普通话、马来文、英文等宣传马共革命。同年，马共游击队发展到1600余人。1972年马共修改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列为指导思想，宣称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使馆人员强行向华侨与缅甸国民散发教员语录和像章，缅甸发生反hua浪潮，中缅濒临断交。缅甸政府军不再顾忌集中全力清剿缅共。次年，缅共勃固根据地被政府军攻克，缅共主席德钦丹东被叛变士兵暗杀，缅共形势危急。关键时刻，我党整合已经在中国贵州、四川生活十余年的缅共旧部，以及新退入中国的果敢民族武装彭家声部，在德钦巴登顶领导下，以缅共人民军名义反攻缅甸。此外，我党还派遣少量作战部队支援缅共，默许中国知青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部分知青甚至身居要职，如中部军区司令李自如、815军区司令林明贤、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中央直属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

　　到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北部中缅边境仅瑞丽对面的木姐尚在政府军之手，东南部直抵缅老、缅泰边境也有游击队存在。缅共根据地发展到9块，人口近百万，人民军约3万人。缅共将其整合为四大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101军区及中央直属警卫旅,缅共中央驻东北军区中缅边境小城勐古。

　　作为最早将毛泽东思想定为指导思想的泰国共产党在我党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决定跟随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将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行动指南,将农民视为革命主力军，1961年，泰共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1964年，在祝贺中共建国15周年的贺信中，泰共宣布“泰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的事业，就必将同中国人民一样取得最后胜利。”1965年8月7日，泰共在那空帕侬府打响反抗泰国政府的第一枪。1967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述评称，泰国人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越燃越旺，武装斗争已发展到全国71个府中的25个府，两年来作战500 多次，歼敌 1000 多人。

　　由于泰国国内局势的混乱，军方、王室、政党三方的拉锯以及军政府的独裁暴政，引发社会普遍不满，大批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泰国社会党人加入泰共。到1977年，在中共、越共的支持下，泰共发展到拥有武装人员6000人到8000人、支持者100万人。泰国社会党宣布将配合泰共的武装斗争，泰国穆斯林人民解放军、泰国国家学生中心也与泰共结盟,泰共成为泰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1968年12月26日，菲律宾共产党(老党，PKP-1930)中主张坚持武装斗争的派宣布重建菲共。新党主席希松宣称，菲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中国式革命道路，“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菲律宾革命的胜利。”希松甚至还学习教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结合菲律宾实际，写出了《人民战争的特征》《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等着作分析菲律宾社会指导革命。

　　1971年菲共二号人物卡多·马来率团前往中国寻求援助，并常驻中国。据他事后回忆：

　　“中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要的知识。”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1981年菲共武装斗争达到鼎盛时期，在全国建立了28块根据地，分布在43个省的400个城市，人口达千万，占当时菲律宾人口的四分之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二战后在遭到当局zhen压后,选择和平斗争道路，1952年与总统苏加诺及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依靠苏加诺的支持，到1960年印尼共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65年已经拥有党员350万，成为仅次于中共、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尼共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合法、非暴力手段控制国家的共产党。

　　然而，此时印尼共已决定重走武装斗争道路。在美国政府政策顾问盖伊·包克所着《印尼共产党的兴起与衰落》一书中,作者暗示印尼共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印尼共总书记艾地访问中国的三周。从这时起，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开始加码。此前中国的三笔援助贷款总额为5300万美元而1964年承诺的一笔贷款就达5000万美元，1965年中国又主动承诺1亿美元的援助，并且还将贷款改为无息。

　　1964年11月，艾地建立秘密组织中央特别局，在军队中发展组织。1965年8月，艾地又建议苏加诺建立由工人、农民武装组成的“第五军种”。印尼共准备武装斗争，印尼军方也没有闲着，计划在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推翻苏加诺。

　　1965年9月30日，当苏加诺健康状况恶化时，总统警卫团三营营长翁东中校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陆军司令雅尼中将等六名将领，宣称粉碎了“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印尼共发表社论支持九三〇事件。但翁东很快被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平定，印尼共被指为政变主谋，遭到残酷镇压。印尼共第一、二号人物艾地、义奥多先后被处死，4个月里50万到100万人被清算。

　　印尼共遭解散后虽在国外重建，但已名存实亡，东南亚成立第一个共产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灭亡的共产党。

　　艾地死后，教员专门赋词《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予以纪念：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