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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人海战略”织出了一张巨大的物流网

君不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然而,当年这支不穿军装的“支前大军”所面对的严重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淮海地区是敌人长期掠三十年前和连年水灾的灾荒区域,群众生活疾苦,粮食负担力微弱。战区就地吃粮,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征用外,是不能作过高依靠的。对于粮食供应的主要办法,还必须依靠后方运粮。但运输线是空前的延长,火车只从济南通到兖州,离前方尚有二百余里,当时计算每天需三百万斤原粮供给,从几百里外用小车去运输,是极为严重的任务。因此,对淮海战役的粮食供应,当时上下一致担心。华野通令中曾说:“这次战役的发起,是继济南战役胜利之后,根据目前全国形势与部队的思想情绪,均有胜利条件与信心,所感困难者,惟有粮食问题,……我们为了胜利,此次战役的粮食工作,应引起各级负责同志的注意……。”在这样情况下,党、政、军、民对这次粮食供应任务,都是谨慎而严肃的。

  根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全部依靠后方运粮,或各个地区平均摊派的办法,是不能完成战争供应任务的,于是决定首长以接近战区的鲁中南四、五、六分区的粮食为基础,全力以赴地供应前方和后方运粮相结合。[1]

  这个“相结合”的办法是:

  在部队方面,华野规定:部队行动时,各带三天粮食,三天内无粮吃由部队负责,三天外无粮吃由地方负责。地方保证将粮食运到师粮站后,向各伙食单位搬运一概由部队负责,地方尽量保证三分之一的麦粮,实无麦粮时,亦不得强调。部队进入作战地区,后边粮食实跟不上时,在陇海路南就地筹借(陇海路北不准部队筹借),但必须以团为单位政治和与供给处协同进行,严遵借粮办法。各部队不得在驻村冻结粮草,或把持粮站 ,或途中截用粮食,以免影响整体供给。[2]

  战区就地筹粮困难和局限很多,实际上还是得靠后方馈粮为主。

  这还是战役发起之初面对的困难:当时预设的主战场尚在徐州-新安间的陇海路沿线。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个战场又不断延伸、扩展,从徐东,到徐州-蚌埠间,再到徐州西南——如果以徐州作为直角坐标系的中心的话,那么这次大决战的战场可以说是遍布四个象限区域内,供粮的难度系数也随之成倍增长。

  实际上,战役一打响,部队一运动,矛盾和问题就来了:

  十一月八日战役开始,部队发展迅速,原定运粮路线、粮站位置,有的失去作用,在供应上有的粮站找不到部队,而部队却找不到粮食,顿形混乱,直到三五天后,部队位置与运粮路线做到统一,粮食逐渐赶上,才使部队吃粮得到保证。在三五天的混乱中,由于时间不长,部队以自带粮和战缴粮维持,尚未发生严重问题。[3]

  支前大军的组织者们,必须根据战况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地调整和延伸运输路线、二线转运站和民站(支前民工的驿站)的布局:

  淮海战役因作战情况变化很快,后勤的布置也随着作战的需要经常变化,转运线也改变了好几次。从整个战役开始到结束,根据任务的变化,共建立了四个转运总站 。第一个转运总站 从1948年11月13日建立,到1949年1月19日结束,共移住吴闸子、和尚王、铁佛寺三个村庄;第二转运总站 从1948年11月9日建立,到1949年1月22日结束,前后共移住古邳、柳集两处;第三转运总站是从1949年1月7日建立,到1月19日结束,共突击13天的转运任务,住于二郎店;第四转运总站是1948年11月10日建立,到1949年1月15日结束,共移住六个地方,开始在铁佛寺、后移往东林庄、徐塘集、朝阳集、张辛集、大在张庄等。

  ……

  淮海战役前后建立七条干线:一条由临朐、马站、沂城、临沂、郯城、新安镇、唯宁县至黑树许;一条由诸城,莒县、大店、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一条由日照、沐水镇、朱樊、大兴庄、李埝,陈镇至新安镇;一条由曲阜、邹、滕、枣、小仲村至邳县;一条由曲阜、泗水、平邑、燕庄、向城、台儿庄、宿羊山至贾汪。一条由临沂的半程、镇柳庄、磨山、铁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双沟;一条由新安镇、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徐州、萧县、瓦子口、大吴集至黄口共七线,是根据战役发展的需要,逐步向前安设的。[4]

  这份珍贵的总结材料总结道:

  从人民缴纳公粮到前方部队吃粮的整个供给过程,除了粮食的加工和粮站收发外,全部是运粮过程。因此,运粮问题是保证部队供应上的重要关键。

  在战争情况和农村环境的条件下面,运粮的特点是:以落后的运粮工具供应近代化的战争,以分散的农村粮食供给大规模集中作战的啼队,从落后的运粮工具发展到近代化的运粮工具。这说明运粮任务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

  ㈠运粮任务是在战争环境,恶劣交通、阴雨天气及为避免敌机袭扰必须夜间运输等若干具体困难条件下完成的,运粮工具基本上是小车、小挑、牲口为主,直到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才开始用火车、汽车近代化的运粮工具,基本运输力是整劳动力、半劳动力、畜力、男、女、老、幼的总动员。

  ㈡粮食来源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的。如济南战役中粮食来源,仅包括渤海、鲁中南两地区。在淮海战役中按旧省界来说,包括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河南等五省范围,从广大农村里将粮食集中于前方,需经无数次转运,通过若干不同的运输方式和使用几种运输工具,才能运到目的地。如淮海战役时,华中自江边向陇海路运粮,由水运转成陆运,由陆运再转水运,须转换几次才能到达前方。如山东鲁中南一分区运粮,由小车运到太安,再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由小车运到济宁,再用船运到韬庄,再用火车运到徐州,再用汽车运到萧县,从萧县再用小车运到随军粮站,然后用小挑从粮站运到部队炊事单位,是通过了小车、火车、船、汽车、小挑五种运输工具,和经过七次转运手续,这说明了要完成大规模的战争粮食供应,单靠人力加落后工具,或单靠现代交通,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必须以人力加落后工具加现代交通,才能完成将四面八方若干地区分散的农村粮食集中于前方供应作战。

  ㈢运粮消耗多于前方吃粮,运粮消耗占整个粮食消耗的二分之一,最高至三分之二,如华中在淮海战役中运到前方粮食三千七百六十三万斤,运费消耗二千〇一十万斤,占实运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最高者达百分之一百五十,运输线越长,比例数越大,这是我们落后运输工具供给近代化战争的特点。[5]

  战争过去多年之后,国民党军方面还在喋喋不休地垢病人民解放军是“人海战术”,那是没对准榫头。但搁在人民支前这个问题上,却也不算过于离谱。只不过“人海战术”这个词汇得作一更改:这是“人海战略”,而不是“人海战术”!能够广泛而有效地动员如此庞大的民工队伍推着小车赶着牲口担着小挑抬着担架把粮食送上前线,把伤员抬下战场,那就不是什么“术”的层面能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两个名将能够认领,或者在其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那必须是,也只能是:“略”——战略!人民战争的战略!

  这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团队所奉行、所组织、所实现的战略大经营!

  《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写道:

  从支援战争的过程证明:以落后的运输工具支援现代战争,以分散的农村物资大规模的集中部队作战,没有千百万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劳动力加上虽然落后但数量庞大的运输工作与运输力,并逐渐发展到运用近代交通运输,要将广大地区的分散农村、遥远距离的八亿五千二百一十八万斤粮食(注:这个数字是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山东解放区的供粮)及巨大战争物资运达前方供应作战需要和支援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6]

  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在协助部队作战上也非常给力。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旅长的吴忠曾回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包围黄百韬兵团时,中野首长确悉黄维兵团正从南阳东进援徐后,急令第二十旅暂归豫皖苏军区指挥,前往洪河的庙湾一线,与豫皖苏军区地方部队配合,阻滞其前进速度,不让其过早进入徐蚌战场中心地域。而他率第二十旅在庙湾严阵以待两天未见敌来,地方部队来人报告才得知黄维部主力已从确山绕道而行,经新蔡过了洪河,正奔阜阳而去。吴忠急令部队迅速平行追赶,想抢在黄维之前赶到阜阳在颖河设防,完成阻滞任务。但部队现在已经落在敌人后面,要去阜阳就得走“弓背”,怎么赶路也很难赶到黄维前头……

  正着急间,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张国华赶来了。

  张副司令员告诉吴忠:没关系,旱地赶不赢,我们去界首走水路,一定能赶到黄维前头。

  原来刘邓首长得悉敌情变化后,料到二十旅走“弓背”可能赶不及,遂令豫皖苏军区迅速在界首组织船只,顺流而下,水运部队赶到阜阳,截住黄维……

  吴忠大喜过望,带上部队就赶往界首。

  界首渡口果然已有大量船只和船工在等候,一见部队赶来就热情招呼着“快上船。”

  就这么着,二十旅顺风顺水,赶到了黄维前头。

  黄维兵团先头十八军在阜阳渡口,迎头就吃了一顿胖揍。[7]

  这些船只和船工肯定不是临时抱佛脚抱来的,那是事前就有布置和准备。张国华11月14日上午赶到界首市委布置工作,当天下午就啥都搞定了。15日一大早,第二十旅前卫第六十二团就赶到阜阳打响了阻击战,紧接着军区组织的各路地方武装也赶到了……

  君不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注释

  [1]《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09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2]《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10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3]《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10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4]《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662,第666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5]《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15~第716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629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7]吴忠:《飞舟堵黄维》,《阜阳史话》第8辑第51~第57页。

 

 

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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