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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经想就陈毅所言的“小车推出的胜利”写几句话。

　　——讨论淮海战役，这是不能不提及的一大奇观。

　　然而，当笔者找来相关史料作功课时，却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过于自信了：这个格局，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宏大太浩瀚太复杂太丰富，远比战场上的运筹帷幄血肉相搏更为精彩更有张力，其深厚凝重的内涵和魅力，绝非笔者一支浅陋之笔所能承载所能传递，非得花大功夫整出一本厚重的大部头，才能勉为其难地说道清楚明白！

　　不过笔者还是勉强找了个自我安慰的理由：这个不能全怪笔者这些后生，因为就连当年的中央军委，也没有预估到会整出这么大一个格局来——在淮海战役决战决战方针确立后，中央军委在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同一份电报中，对这次南线决战的规模、时间曾作出过一个预估，并要求总前委会同有关战略区域领导机关“统筹解决”：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1]

　　此前的九月会议和济南战役准备工作中，华东局领导人对即将发生的战略决战也有相当的思想准备：济南攻坚时准备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都来，我们拼老命也要跟他打，要大部或全部歼灭他。如歼灭敌人这几个兵团，敌人的重点防御即垮了”，甚至预估了济南战役胜利后的工作转移——“各分区即由领导武装斗争转变为支援武装斗争，因本区无敌人可打了，主要支援外线的武装斗争。”[2]

　　对未来决战的后勤准备方面，华东局方面甚至比中央军委的预估更加超前更留有余地——就在中央军委作出“八十万人吃饭”这个预估的同一天，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的刘瑞龙在日记中写道：“济南战役后，华东局指示准备后勤，以粮食为重点，其次桥梁、道路。一百万人口，三个月粮食，二百五十万石。”[3]

　　这说明，还在谋划和准备淮海战役时，他们就已经在准备打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仗了！

　　然而，跟这场大决战的实际进程来看，这些预估还是显得过于保守。

　　从时间来看，这次决战的时间区间是65天——两个多月。

　　从“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来看，远不止“80万”，而是翻了倍——还没加零头。

　　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场重心南移及西移，情况即已超出中央军委战前预计——据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的刘瑞龙日记记载：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及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二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百二十万人，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人，随军民工五万人，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人。华野本身、新兵及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再加十万人预借粮共一百四十万人。[4]

　　到了在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时，这个数字就已经“翻倍”：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邱、李兵团时，仅萧（县）、永（城）地区前方参战人员一百五十余万，每日需粮三百九十五万斤。[5]

　　1951年2月11日，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一起，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二会议室会见了专程来访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处长的王德向尤金介绍了淮海战役的情况后，陈毅概括向尤金说明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

　　一是敌人战略判断错误，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同他决战。二是我们战役战术分批分割歼敌，主要靠夜战近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形成了300万对80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进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不能一下子把敌人歼灭。战斗中靠战士们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来完成战略战役的正确决定。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战役中敌军内部有5个师起义，1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方面，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分化。总之，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成功的范例。毛主席把中国旧军事思想、西欧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军事思想加以综合研究，根据中国革命特点、中国情况来正确实施。这也是经过长期的“左”右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6]

　　陈毅当时所言的“300万对80万”，指的加上了支前民工队伍的参战人员估量数——不包括后方动员的碾米、磨面、做军鞋、生产及各种间接参加支前的人民群众。因为当时涉及几大战略区的支前力量还没有完整完备的汇总统计，所以这个估计仍然失之“保守”或“节制”。

　　直到数十年后，才有了经过分类的且相对完备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汇总：

　　民工约543万人（累计），其中：

　　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随军服务两三个月以上）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一般服务30天以上）

　　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一般服务10天左右）

　　担架30.5万副

　　大小车88.1万辆

　　挑子5.5万副

　　牲畜76.7万头（未含冀鲁豫行政区）

　　船8539只

　　汽车257辆（含征用的商用汽车）

　　粮食一共筹运96000万斤

　　其中：前方实用43476万斤[7]

　　这个“支前力量”是个很巨大很令人咋舌的存在，而且这些推着小车、扛着挑子、抬着担架的“伕子”们，是不需要部队看着押着的——这与国民党军迥然不同：国民党军方面是到处派兵抓“伕子”，抓来了还得派兵押着走；人民解放军方面则是“伕子”上赶着撵着部队走！这些“支前力量”甚至还承担了部分的战场勤务，如构筑工事、看守仓库、押送俘虏及打扫战场等等。这些“支前力量”中还有一批“带枪的民工”——民兵，当时称作“子弟兵团”。史载：在战役期间，仅山东地区即动员了民兵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八人，并组成十七个子弟兵团，支援部队作战。

　　华东支前委员会的《济南、淮海、渡江京泸杭三大战役支援工作总结（草稿）》中写道：

　　有的俘虏看到民兵的枪破，便讽刺地问：“枪破能打响吗？”民兵很激动地答复说：“别看我们枪破，但能打胜仗，过去用它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又用它来看管你们。”有的俘虏讽刺民兵的衣服破，民兵即向其说明：“别看衣破，是我老婆子给做的，自己生产的，你们衣服好，还不是卖国赚来的吗？”有的战俘问民兵怎样来的，什么时候回去等，民兵答复：“我们是为了翻身解放，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的，什么时候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就复员回去。”[8]

　　这是一群老百姓，可又不是老百姓。

　　——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大军”！

　　这支不穿军装的群众大军，当时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是空前的、巨大的：

　　整个淮海战役，据山东、华中、冀鲁豫及豫皖苏一部分的统计，共付出粮食五亿四千〇四十七万斤，除剩余外，淮海战役实用粮四亿三千四百七十六万斤。山东：共运出原粮二亿三千〇二十万斤，实用粮二亿一千〇二十万斤。华中：共运出原粮五千七百七十三万斤，实用粮五千七百七十三万斤，就地用粮六千五百二十一万斤。冀鲁豫：共运出原粮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八万斤，实用粮四千万斤。豫皖苏：共运出原粮四千四百四十八万斤，实用粮四千四百四十八万斤（豫皖苏的数字仅黄口、砀山粮站之统计，其余供给数字缺）。合计：各区供付出粮食五亿四千〇四十七万斤，实用四亿三千四百七十六万斤。[9]

　　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但已经足以说明他们颠覆战场力量天平的能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动了，粮草追行！

　　这个巨大的秤砣，这个巨大的功劳，不是一两个名将能够认领的能够取代的！

　　面对他们，我们只能感到敬畏！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统计数，都只包括了在支前队伍序列中“吃公家饭”的人们，并不是参加“支前”的人民群众的全部！比如那些虽然没有参加支前，却为参加支前的人们承担了后方生产任务（代耕）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也是间接参加了支前。再比如那些为子弟兵纳军鞋、加工粮食的妇女们，她们就是不吃公家饭的的支前者，因而也很难进入统计或有完整统计！这个账要是细细盘点下来，那个数字一定是很惊人的。

　　“老资格”张鼎丞当年是华东局赏委，他的女儿张延忠大姐那年刚7岁，她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也参加了支前。任务是：为战士们织毛袜子——可以肯定的是：她们都属于没有进入各类统计的“未成年人”支前者。

　　男女老少齐动员，全民动员，全民参战！

　　这仗要打不赢，都不科学啊！

注释

　　[1]《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总前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948年11月16日18时）》，《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员）第148页～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2]《谭震林在曲阜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上关于支前工作的讲话（1948年8月15日）》，《济南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9～第10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1948年11月16日日记）》第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4]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1948年12月15日日记）》第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5]《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627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6]《1951年2月11日与刘伯承一起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陈毅年谱》第6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7]《淮海战役史料汇编5·支前卷（下）》，淮海战役纪念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民工、牲畜数以出工一次或完工一次计算。粮食筹运数是为各行政区为淮海战役筹运粮食的统计数。

　　[8]《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77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9]《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辑·三野及华东军区）》第712～第713页，金盾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