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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说：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因为那里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
《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
《前进报》估计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从而直接而明确地指出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
《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的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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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里指农民】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
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上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没有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面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础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的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愈快。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们和资产阶级“一起打”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就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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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恩格斯在谈到1894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曾经给屠拉梯写过一份信，警告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有很多人还是弄不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前进报》完全承认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①自由派大资产阶级，②激进派小资产阶级，③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制而斗争，第二种力量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
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无条件的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在民主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机会主义者往往恐惧于资产阶级的退出，对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限制和打压，不敢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敢胜利。】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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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会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会远远走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因此，无产阶级也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资产阶级会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那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
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地，人民地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国就立刻成为农民的理想。
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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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
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谁轻视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表变为工联书记。谁轻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平分土地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即在备受压抑、闭塞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反顾地革命的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以首创精神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轻视这些任务，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躲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失业。在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么谁也不能责备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顾虑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打击革命热情，那么所有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斥责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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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着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工人既不害怕反动势力想要实行的恐怖手段，也不害怕资产阶级想要退出。工人并不期待妥协分赃，并不祈求小恩小惠，他们力谋无情地的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种策略手段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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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无疑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能够在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做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工人阶级的“实事求是、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现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力争成为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来说，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总是能够很好地觉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适度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是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阻止不了的。因此，他们并不出来反对工人运动，不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渴望在“俄国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下无产阶级一贯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用尽千方百计，通过书籍、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资产阶级的）头脑清楚，要（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如此等等。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社会民主党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参加到俄国全民革命中去领导革命这样一个局面，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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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毫无用处，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另一方面，为“社会”所要求的、为地主和资本家的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也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在向前行进着，并且正在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
资产阶级承认革命不可能是诚心诚意的。资产阶级是不能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的本能、小商人的习气和小小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的。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现在，它已经不够了。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指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要想起梯也尔来。在二月革命前几天，这个穷凶极恶的矮子，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变节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布，说他是是革命政党中的人！（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解放派转到革命党这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是革命政党中的人的时候，这就是说，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跑到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口，一攻就垮，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由自己，即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确定究竟由哪些阶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的时局所提出来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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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九江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既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又表明在新制度的基础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
注：【】中的内容是摘录者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