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功归某个大领导，有人说功归云南农场知青的拼死抗争，有人说功归“知青之父”赵凡，众说纷纭，大有五官争功之势。各位看官，稍安勿躁，听我细细道来。
一、在上山下乡期间知青返城一直没有停过
现在有人把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对立起来，认为知青返城了就证明上山下乡错了，他们把知青返城的开端定为1979年1月，甚至提出是云南农场知青的抗争才改变了一代知青命运。
据《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记载：
【“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601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991人，占26601名北京知青的3.7%。”】
又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书记载：1973年8月4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3】30号)文件。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问题，以及提出了知青“病困退”的政策等。
又据《始末》一书记载：1975年之前通过“五大”政策返城的知青共有461万人;1976年返城139万人;1977年返城135万人;1978年返城358万人;1979年返城395万人。
从人数规模上看大返城是1978年、1979年，知青回城途径都是延用了改革开放前的“五大”政策(即1978年以前的招工、招生、招兵、提干和病困退等政策)，1978年12月中央试图把农场知青“病困退”政策改为“商调”，后又改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政策。
二、经济发展是知青返城的决定因素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知青的下乡和返城都离不开经济的好坏，一般来说，经济下滑，下乡知青就多;经济上升，返城知青就多。实践证明，上山下乡给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农业发展速度达到了3.9%;粮食产量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长了1836亿斤。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始末》一书记载，1978年末我国尚在农村的知青人数是606万，也就是说“文革”期间下乡的1700多万知青已经有1100万返城了。
这就是历史事实，“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三、党中央对上山下乡的历史结论
在“文革”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两个决定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大会，一个是1978年12月12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一个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者做出了“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决定，后者做出了“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发布。该纪要对上山下乡的历史定位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该纪要对知识青年的历史结论是：“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知青也做了肯定。原文如下：“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从以上《决议》的内容来看，党中央是把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运动严格区别开来的，把知青包含在伟大人民之中的。
四、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为什么能快速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个别农场出现知青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
这年12月12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除发布中央批准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外，还同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该试行规定指出：对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
这一规定试图将农场知青稳定在边疆，但由于变动了已经实行多年的农场知青返城渠道和政策，结果引发并加剧了云南农场知青罢工请愿。12月22日首批知青请愿团出发，12月27日到达北京。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请愿团，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开会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提出的6条意见，恢复了此前的知青“病困退”政策，并进一步扩大了返城渠道。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在接到请愿书到解决问题仅仅用了19天时间。对此，我们不能不为国务院当时的工作作风和民主精神点个大大的赞。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共和国的历史实属又一个经典之作。
为什么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事件能在短短的19天就能解决呢?关键是党中央在当年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已经做出了“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决定，中央和知青都是相向而行。中央已经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用改革城市经济体制和生产结构安排知青就业的大政方针。
五、不要让云南农场知青事件变了味
发生在1978年和1979年相交的云南农场知青事件是一起党和国家顺应民心、民事快办的一个典型案例，整个事件无人受伤，无人死亡，无人被捕，完全是在对话、包容中解决的。但偏有人把事件拔高到扭转了一代知青命运的“造反”胜利。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插队知青是1500多万，农场知青仅有290万，而国务院文件取消“病困退”的政策是不包括插队知青的，怎么能说这么一“闹”就扭转了一代知青命运呢?1978年末，农场系统也已经有130万人返城(即将近农场知青的一半)，其中北京市已在1978年放开了知青的“病困退”政策。云南农场事发时，云南农场主要剩上海和四川知青，北京和昆明知青基本走光(注：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注：摘自凤凰台赵凡《口述历史》)。据此，云南农场知青事件具有地区原因，客观上反映了在大返城问题中的地区不平衡性。
事实证明，知青大返城是国家统筹安排的结果，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决定的。有人把云南农场知青事件抹上了太多的悲剧色彩，有个“公知”干脆用美国大片来形容农场知青事件为“胜利大逃亡”。大逃亡的人物关系，是囚犯和法西斯看守的敌对关系，“大返城”和“大逃亡”一字之差，丑化了政府的形象，这不由使人想起中国的两句成语“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
六、赵凡之答
还有人有意或无意的把功劳归于个人，给当年国务院工作组长赵凡送去了“知青之父”的功德牌。
这个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部长断然拒绝了，他掷地有声的说：“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中央的。”赵凡之答，答得好，他答出了一个老党员的胸襟和水平。
到此“知青回城之功归谁”就清楚了。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是在国家安排下回城。国家兑现了周总理的承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