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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南宋灭亡后，蒙古贵族与汉族官僚大地主勾结起来建立了联合专政的元王朝。元朝统治者有意制造民族仇恨与纠纷，把人分为四等，以便于其统治。对各族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加以笼络，给他们官当；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则给蒙古贵族出谋献策，教给他们统治人民的反动经验。元朝统治90多年，对人民残酷剥削，横征暴敛，人民根本无法生活！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中断，最后终于在公元1351年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吹响了推翻元朝的号角，于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了。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早年投入农民起义中，在这期间逐渐背叛革命，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最终窃取了农民起义果实并击败其它地主割据集团，建立明王朝，当了皇帝，成了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明代土地高度集中，皇室贵族和官僚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这些特权阶层占田虽多，但不纳赋税，全国负担大部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到明代中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时程朱的学说已经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逐渐失去束缚人心的力量。于是王守仁（即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场上，继承并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宣扬封建道德是人人心中内在固有的先验意识，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代替程朱学说，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来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他本人更是一个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
王守仁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得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的反动结论！所谓山中贼是他对起义农民的诬蔑，所谓心中贼是指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他认为，武力镇压农民起义还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彻底消除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就困难了。他建立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目的，就是企图用来消除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以加强封建道德的控制力量。王守仁认为封建道德观念就是人人心中固有的先验的意识，就是心中之理，这心就是一切的根本。于是就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坚决否认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断言“心”是“物”存在的基础。王守仁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王文成公全书答季明德书》)又说:“心之本体无所不赅”。(《传习录》)即是认为心这个本体无所不包，整个宇宙万物都在人的心中。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以及各种道德观念，都说成是心所派生的。
王守仁用诡辩的方法，论证客观世界不能离开人心而存在。在《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指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与汝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是不会因为人没有看见它就不存在的，这是最普通的生活常识。但是王守仁却说:人未去看花时，人没有感觉到它，这时花也不存在，与人心“同归于寂”；人去看花，有了花的感觉印象了，于是“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就是说，花的存在完全依靠人的感觉。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列宁曾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如果物体像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王守仁就是根本否认客观物质存在的“最纯粹的唯我论”者。他不承认离心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但却又承认别人的心的存在，这是唯我论者不可避免的矛盾。王守仁宣扬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武断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日益反动和没落，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他们不愿看客观事实，无限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借以自欺欺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处在重重矛盾中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一副自我安慰的强心剂。
在认识论上，王守仁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这是一种先验论。他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否认客观规律，当然不承认人的认识来自对于客观世界的感觉经验。相反，只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他认为人都有良知，就是生来固有的关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对心中之理的自我认识。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上》)。良知是心的本质，是先天固有的认识。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事物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因此，他提出对于所谓“格物致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致知不是寻求对于外在事物的知识，而只是达到本来固有的良知。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而只是改正自己的所思所念。他以为所谓物就是所注意的内容，即所思所念。格是改正，格物即改正那些不正当的思念。他又举例说:“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 (《答顾东桥书》)。这是说，物不是离开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而是主观意识的内容，即所思所念的内容。事实上，“事亲”，亲是客观存在的；“治民”，民是客观存在的；“读书”，书是客观存在的。所谓“事亲”、“治民”、“读书”等事是主体对于客体有所活动，其中固然表现了主观能动性，但仍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王守仁以物为事，这是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法！客观世界中的变化也可叫作事，但他所谓事是指人的活动，这事与物是有区别的；以物为事，就是把客观对象仅仅看成主观活动，取消了物的客观实在的意义，认为意识的对象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这是完全错误的谬论。
王守仁还讲过:所谓致知格物，就是把我心的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我心的良知就是天理。把良知的天理推致到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就都合理了。致我心的良知是致知，事事物物都合理就是格物，这是合心与理而为一的。这所谓事事物物不是离开心而独立的，而是依靠心而存在的，事事皆得其理，也就是心中所思所念的内容都符合封建道德的原则。王守仁把良知说成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同时，良知也是一切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答欧阳崇一书》)，又说:“凡所识善恶之机，真妄之辩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答顾东桥书》)。意思是说，除良知外，别无任何知识，是非善恶离开了良知也就无法得到衡量。一切都离不开个人心的良知，王守仁在这里，完全取了事物的客观独立性，取消了知识的客观内容，赤裸裸地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王守仁认为认识都来自内心，不承认外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当然不会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他又提出“知行合一”，这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中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他的先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所谓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行“合二而一”，以知为行。他反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论，强调知与行的不能分离。他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这些话只是强调知行二者不可分离的关系。他的知行合一论就是把知行说成一件，其主旨在于行归知，以知为行，把行说成为“一念发动”，完全抹煞了真正的行的客观意义。王守仁讲知行合一，常常闪烁其词，牵强附会。他从知行的不能相离。进而认为知行只是一事的两方面，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切实用力的方面叫做行，觉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即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更进一步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即以知为行的论断。一念就是行动，动机即是行为，这样他就把所谓行归结于知，取消了行与知的区别。这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论的中心意义，这也表明了他的知行合一论的目的所在。这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致的，既然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当然心外无行，行只是心内的活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否认了行与知的区别，消行归知，完全抹煞了作为实践的行的重要意义。他明确地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答顾东桥书》)。“知行合一”，就是“求理于吾心”，这也就是说把知和行在主观内心合一起来，而不是统一于客观物质世界。所以，王守仁所谓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谓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的工夫就是行。他所谓知指道德意识，不是我们所谓认识；他所谓行指道德修养，不是我们所谓实践。他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强调封建道德意识和封建道德修养是一回事，教人把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道德修养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讲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它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知行统一观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如果认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讲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这不过是把二者的关系倒置了，这种说法是故意抹煞先验论和反映论的根本对立，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冒充辩证唯物主义的欺人之谈！！！
王守仁之所以提倡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其用意也是十分明确的。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 虽是不善，然却未行，却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这就是说，他所以要提倡“知行合一”，是要从思想上根本防止任何违背封建统治制度的念头出现，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破心中之贼”，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明王朝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王守仁认为心的内容就是“天理”，良知也就是心中的天理的自我认识。但人除了良知之外还有私欲，私欲就能遮蔽良知。于是他特别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他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传习录上》)。他所谓天理只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而封建道德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反映。他是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当作天理，当作天经地义，当作永恒不变的最高原则。而他所谓的“人欲”则是一切违背封建制度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主要乃是反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封建压迫、要求提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阶级斗争。
王守仁还认为，只要能“致良知”，那就不必死记关于封建道德的教条，而一切行为自然就合乎封建道德的标准，到什么时候应该怎样做，良知自会知道，不必背诵传统的礼节仪式等等。在王守仁看来，程朱的理学过于烦难，不易一般人所了解，不易起麻痹人民意识的作用。所以他提出一个以简易为特点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以便于更有效地愚弄人民。王守仁的“致良知”论，本质上就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成为一切人所生来固有的东西，这样让人把封建道德看成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使人更容易接受封建道德的束缚。他又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信仰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在实际行动上可以灵活运用。他所宣扬的道德说教在当时有很大的诱惑性！
王守仁以“万物一体”为修养的最高境界，他讲什么“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对于天下的人，不论内外远近，都看作“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答顾东桥书》)。在《大学问》中他更详述了这种精神状态，认为这种境界也就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他的这些话是剥削阶级最虚伪的说教，目的是用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他所谓“安全教养”，实际上就是让劳动人民更驯服地接受封建道的约束，不使一个人有反抗封建统治的意念。他虽讲“万物一体”，却又反对爱无差等，强调“厚薄” 之分的合理。他讲“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买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厚薄的分别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越”(《传习录下》)，王守仁一边高谈什么“万物一体”，什么“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对于农民的起义，又一边加紧镇压、疯狂屠杀。王守仁自身的言与行充分暴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伪善面目，令人作呕！
王守仁还讲了所谓“拔本塞源之论”，即要求拔掉一切反抗思想之本，塞着一切造反行动之源。他讲圣人“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让天下人民都除了提高物质生活的要求，安于受剥受压迫的地位，“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答顾东桥书》)。这样，封建统治就安稳了，封建制度就永世长存了。这不过是官僚地主阶级的痴心妄想！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意义就是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为一切人心中固有的先验原则，这样给予封建道德以内在的根据，使封建道德重新在人心中生根。他企图用这种说教来维护当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他宣扬人人都天生具有以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为内容的“良知”，以灵活的良知来代替程朱学派的呆板烦琐的教条，提供了一副易于被人接受的精神麻醉剂。他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特别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富于诱惑性和吸引力，在明代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晚明时期，陆王学派的心学广泛流行，几乎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的争论是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王守仁发言立论的主要矛头都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这里表现出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王守仁的唯心主义流毒很广，反动派大力宣扬所谓“阳明心学”，当年独夫民蒋介石鼓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结合帝国主义法西斯思想，宣扬反动透顶的“力行哲学”，一些政治骗子也吹捧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继承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同志们必须有所认识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