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宾·D·G·凯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历史学教授，《波士顿评论》特约编辑
著有多部作品，包括《自由梦想：黑人激进想象》
文章信源：《波士顿评论》
让我困惑的是，如今仍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的胜利感到震惊，这种情绪与2016年如出一辙。究其原因，他们在努力剖析事情真相时，始终难以摆脱自身偏见，难以理解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选民选择支持这样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一位被视为贪婪、虚伪，宣扬种族主义、厌女症、仇外心理，甚至歧视残疾人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他的反劳工、反环保和亲企业议程却被巧妙地掩盖在白人民族主义与“特朗普会解决一切”这一独裁式承诺的表象之下。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浪费过多时间去分析最近三次选举之间的细微差异。
在这三次选举中，特朗普都曾取得或失去过历史性的票数支持。回顾2016年，尽管在普选中输给希拉里·克林顿，但他仍以近6300万票赢得选举人团选举，距离奥巴马2012年所获票数仅差300万。到了2020年，虽然特朗普未能连任，却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得票数。这一令人瞠目的数据，尤其是对一位在新冠疫情初期表现乏善可陈的现任总统而言，应该引发更多深思。
如果我们更加坦诚一点，就会承认拜登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警察暴力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短暂地改变了公众舆论，唤起了人们对种族不公问题的关注，并为民主党带来了创纪录的选民投票率。
尽管拜登竞选团队刻意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保持距离，甚至拒绝支持削减警察经费的主张，但民主党却成功地借助了当时社会对种族公正诉求的广泛共鸣，使公众相信自由主义者最适合解决这一问题。正是这种情绪为拜登的胜选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竞选策略未必真正回应了这些诉求。
我对这次选举的总结不感兴趣，更想了解如何发起一场运动。
在最近的三次选举中，白人男性和女性始终以压倒性的比例支持特朗普，即使面对政策议题的变化，这一趋势依然鲜明可见。以2024年的选举为例，尽管许多人认为堕胎权问题可能会促使更多白人女性转向支持哈里斯，但结果却显示，仍有53%的白人女性选择了特朗普，这一比例仅比202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表明，人口结构的所谓变化并未对选举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的确，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男性选票，但这一现象被媒体夸大。约77%的黑人男性仍然投票支持了哈里斯，因此类似“为什么黑人男性投票支持特朗普？”这样的惊讶标题其实是对事实的误导。同样，拉丁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虽有所上升，但这一群体本身非常多元化，其政治倾向受民族历史、地域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刻影响，难以一概而论。
正如学者基安加·亚马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所指出，民主党人过于自信地认为，性别歧视足以解释为何有一部分黑人男性和拉丁裔转向特朗普。
然而，真正的原因更复杂。美国社会面临的无家可归、饥饿、房租压力、个人债务以及整体经济不安全感日益加剧，这些具体问题才是影响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拜登与哈里斯口中的“历史性低失业率”和“低贫困率”。
民主党的失败再次反映出其长期的问题：忽视劳动人民的需求，反而向右翼妥协。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中，更多地提及共和党人物的支持，例如莉兹·切尼（Liz Cheney）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引用特朗普前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的言论，并以哈里斯赢得部分共和党选票为荣，却鲜少谈及如何为工人阶级提供实质性帮助。
尽管拜登政府吹捧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却未能让福利政策真正惠及底层民众。相反，工人阶级通过罢工、集体谈判等传统方式争取权利，包括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员工、医护人员、星巴克员工等，他们从中获得了切实的经济收益。
拜登虽然公开支持工会，并因此被视为自罗斯福以来最支持工人的总统，但这一评价并不令人信服。他曾承诺将联邦最低工资从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但上台后却将这一议题悄然搁置，与共和党达成妥协，仅通过行政命令将联邦承包商的最低工资提高。
不可否认，无党派运动和反战抗议票的规模不足以在选举中扭转乾坤，但其影响却不可忽视。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对以色列问题上的无条件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诉求的漠视，是民主党失去选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密切相关。
以政府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为例，仅在拜登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约1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试想，如果这些资金被重新分配，用于解决国内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180亿美元相当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或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预算的16%。这笔巨资本可以用来缓解住房危机、减少贫困或提供更充足的食品援助，而非用于资助加沙的军事破坏。
如果拜登政府进一步削减庞大的军事预算，也将释放出更多资源支持国内发展。2024财年的军事预算高达824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支出不仅远超许多社会福利项目，还反映了优先级的严重错位。事实上，将部分军事预算转向民生项目，不仅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还能为民主党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
与此同时，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也导致了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加沙的大量土地和基础设施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些后果还波及黎巴嫩和伊朗，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这种战争升级不仅带来了人道主义灾难，也对联邦预算构成了潜在威胁，因为战争的长期影响往往会增加未来的开支压力。
工人通过老法子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罢工和集体谈判。
批评者或许会认为，以色列游说团体，尤其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是阻碍美国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主要力量。然而，这种解释仅仅触及表面。民主党对以色列的忠诚并非完全出于恐惧或选举考量，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取向。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而非单纯的政治算计，促使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并拒绝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立即停火的呼吁。
这种意识形态也解释了为何美国政府和国会未能遵守本国法律，例如《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对外援助法》，尽管这些法律明确禁止在被占领土上使用美国武器或向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相反，美国继续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即使这些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并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他曾公开鼓励内塔尼亚胡“完成工作”，但如果特朗普再次执政，并通过“谈判”推动迅速的停火协议，也不应感到意外。
这样的举动不仅会彰显特朗普所谓的“解决问题能力”，还会进一步拉拢海湾国家的统治精英，巩固他与以色列右翼政客的联盟。事实上，这样的协议可能为利库德集团及其定居者支持者提供掩护，让他们在“重建”名义下继续进行非法的人口转移。
而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政策则在事实上“完成”了破坏加沙的工作。今天的加沙几乎无法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饥饿、医护不足以及废墟下未清理的尸体将使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当前统计。由于伤亡者中近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儿童，这种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甚至被一些以色列政客视为消除“人口威胁”的手段。
2024年的选举揭示了美国政治向右转的总体趋势，这不仅体现在参议院的选举结果和右翼对许多州议会的控制（尽管选区划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体现在一些保守派主导的州法案通过上。虽然堕胎问题的支持者赢得了局部胜利，但整体局势却表明选民普遍的不满与失望。
这种右倾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选民压制、对现任政府的广泛反感以及工人阶级的疏离感，而这些情绪最终反映在投票率的下降上。许多工人阶级选民转向特朗普的原因，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中找到解释。马克思曾将阶级分为“阶级本身”和“为阶级”两种状态。前者仅仅指人们的经济地位和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后者则是指阶级团结和意识的形成，即认识到所有劳动者，不论种族、性别、能力或信仰，都是共同利益的盟友。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团结观念受到了持续打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种族和性别分裂被刻意利用，导致劳动者难以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正因为这种团结的破裂，工人阶级不仅未能形成对抗资本的统一力量，反而可能将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些并未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人物身上，比如特朗普。
民主党再次落败，因为它背弃了劳动人民。
我关注的重点并非事后分析这场选举的得失，或是如何调整民主党的策略，而是试图探索如何发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一场不是单纯对抗特朗普的运动，而是为了争取工人权益、公平经济、生育正义、同性恋与跨性别解放，以及终结种族主义、父权制和战争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意义不仅限于美国，还必须延伸至全球。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苏丹、刚果、海地这些深陷冲突的地区，还是在以“打击犯罪”为名的街头执法中，以“安全”为借口的边境政策里，以及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的地球上，我们都需要重拾团结的理念。这种团结要求复兴阶级政治——不是回避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而是直面这些问题，找到真正的解决之道。
将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单纯归因于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或者将其简化为“虚假意识”掩盖的阶级伤害，是一种误解。正如我在2016年时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忽视白人工人阶级真实存在的经济不满。这种不满并非与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相互对立，而是与它们深度交织在一起。种族主义、阶级焦虑以及社会上盛行的性别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对于白人工人阶级男性来说，他们往往通过种族和性别的视角来解读自身的困境。当女性或有色人种超越他们、掌握特权或权力时，这种现象被他们视为一种不自然的秩序，甚至是某种“不公平行为”的结果——比如平权行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强化了他们的挫败感，使得种族、性别与经济议题紧密纠缠，构成了当前政治矛盾的核心。
在文化与实践中，人们始终在努力构建工人阶级的团结，这种努力在一些劳工运动中已有所体现。例如，UNITE-HERE、SEIU中的进步派、全国护士联合会、争取民主的全体工人联合会、南方工人力量、黑人工人争取正义组织以及变革赢得胜利组织，都展现了这一斗争的不同面向。领导这些努力的是坚韧但备受争议的工作家庭党（WFP）及其姊妹组织工作家庭力量。
根据他们最近的调查，尽管工人阶级对特朗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共和党的支持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比富裕阶层更为保守。相反，调查显示，在推动公平分配和正义经济政策方面，工人阶级“总体上比中产和上层阶级更倾向于左翼立场”。不过，在其他问题上，如移民、教育、犯罪和警务，调查结果则喜忧参半，并因种族、性别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更为关键的是，WFP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力的冲击以及工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急剧削弱，才是导致当前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在过去五十年中，我们见证了社会投资的全面退化：福利国家的逐步瓦解、生活工资工作的消失、集体谈判权的削弱、工会会员的锐减，以及政府对教育、可负担住房、医疗保健、食品保障和民主参与的投资萎缩。在某些州，紧急财政管理人员甚至取代民选政府，主导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企业减税以及削减员工养老金等政策，以“平衡”城市预算。
与此同时，我们目睹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企业利润的激增、监狱产业的扩张，以及资金雄厚的保守派智库和游说团体的崛起。这些力量在立法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会权利，也侵蚀了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职业安全和社会保障网络。这些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新自由主义系统性攻击的结果，其目标不仅在经济领域，还渗透到意识形态层面。
新自由主义通过解构“团结”的概念来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劳动”从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社区概念中剥离出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温迪·布朗（Wendy Brown）等学者都深刻阐述了这一挑战。20世纪70年代，面对罢工浪潮和全球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迅速兴起。撒切尔主义的名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口号。
几十年来，工会被描绘成进步的敌人。批评者指责工会从勤奋工作的美国人那里攫取会费，用于支付高昂的工会领导薪酬，以过高工资要求“扼杀就业机会”，并通过慷慨的养老金计划“拖垮”企业和政府预算。这种反工会论调在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总统竞选期间达到了高潮：他将工人描述为“索取者”，而资本家则是“创造者”，认为资本家有权决定支付给工人的报酬。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主张，任何促进平等、宽容和包容的努力，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破坏了市场的“自然秩序”。在这种思维下，所有的监管与再分配行为，尤其是由政府主导的行动，都会被视为社会工程的体现，是对自由、竞争和市场力量的威胁。
团结的理念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无情的攻击。
几代人从小就被教导，世界是一个由市场规则支配的竞技场，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业者。国家提供的任何援助或支持都被视为导致依赖和无能的祸根。个人责任和家庭价值观取代了“社会”这一概念，政府被剥夺了为有需要者提供帮助的义务。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市场原则渗透：如果我们能正确投资，对自己更加负责，提升生产力——换句话说，积累“人力资本”——我们就能更具竞争力，甚至有机会跻身亿万富翁行列。
当这种新自由主义逻辑与（白人）民粹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结合时，便形成了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称的“威权自由”。这种所谓的自由，将排外、父权制、传统主义和裙带关系视为对包容、自主、平等权利、世俗主义和公平原则等“危险”诉求的合法回应。布朗指出，这种有害的混合并非偶然，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整个工人阶级长期停滞不前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十分明确。如果我们要击败特朗普主义、现代法西斯主义，并对性别种族资本主义发起有效挑战，就必须重新赋予那句经典的国际工联口号以生命力：“一人受伤，人人受伤。”
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国家界限，团结起来，对抗大规模驱逐，而不是支持推行这种政策的政党。我们必须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与恐跨行为，警察对手无寸铁的黑人施以暴力，剥夺最弱势群体基本医疗保障的行径，视为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攻击。
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工人斗争，从巴勒斯坦到刚果，再到海地。我们不仅要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还要推动社会工资的实现，即对公共机构的重新投资，包括医院、住房、教育、免学费大学、图书馆和公园。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建工人力量与工人民主，而这显然无法通过民主党来完成。历史一再证明，试图将民主党向左转的努力从未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构建独立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多种族组织，例如工作家庭党、穷人运动及其盟友。这些组织不仅要参与选举，更要掌握实际权力，揭露并打破统治阶级关于经济和社会运作方式的谎言。
唯一的出路是学会以阶级的视角思考问题。要么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要么我们所有人一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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