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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中医之说，始自晚清。其时，随着国力羸弱、国运衰微，寻求救亡的人们将原因归于中国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落后，于是一方面西方政治、科技文明备受推崇，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遭到批判和否定，中医也成为被“讨伐”的对象之一。1904年，中医出身的丁福保率先“开炮”，在其创办的《医学报》上大力提倡引进西医，声讨中医。辛亥之后，民国政府在订立学制时，将中医排除在外，颜福庆、余云岫等一批具有西方医学背景的医生，又纷纷发表批判中医的言论。凡此种种，引起中医药界的危机感，救亡请愿之举时有发生。双方间的论战，最终在1929年发展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
“废止中医案”的提出
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此次会议的主题，用时任卫生部次长刘瑞恒的话讲，即讨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大计。不过，包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卫生委员会主席褚民谊，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等在内的50余名参会者中，除少数外行，其余全都是西医界人士。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部官僚体系中的各级官员，要么是西医出身，要么是非医界人士，同样没有中医的身影。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大计，将深受西医标准的影响。在此种背景下，中医自然就成了不被允许的存在。
余云岫
2月24日，与会人员开始讨论各项提案，其中涉及中医的有四项。经讨论，会议将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又被称为“废止中医案”），委托卫生部施行。其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旧医登记限至1930年底止；二是禁止旧医学校；三是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如前言所讲，中西医间的较量实际上早就存在。早年间，如严复、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对中医发表过批评指责。孙中山的主治医师、协和医院著名医生汤尔和，在给汪精卫的信中更是声称：“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治病’。”而中医则抓住梁启超、黄克强、岑春煊等名人均被西医误诊之事，来嘲讽协和医院的诊疗技术不过如此。但这种论争大多限于民间。现在，官方发声，正式为全面否定中医背书，影响力自非往日可比。所以，废止中医的消息一经媒体爆出，立即引发了中医界的大震动。
中医界全面反击
最先爆出“废止中医案”消息的，是2月25日的《申报》：“余岩（余云岫，字岩）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6日的《新闻报》则完整报道了决议案通过的内容。上海市中医协会夏应堂等人率先发表通告，“否认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摧残国医各议案”，称中央卫生委员会各委员均属西医，对国医学术“无丝毫研究，隔靴搔痒，妄加非难”，实际上不过是“舶来医药之推销员”。上海作为当时的远东大城市，存在大量的西式医院和中医医馆。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医团体，如医界春秋社、上海神州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等全国性中医团体，都在上海。所以，上海成了打响反击“废止案中医”第一枪，同时也是反击力量最为集中和强大的地方。
反击首先体现在宣传舆论战线上。1929年3月出版的第34期《医界春秋》，刊登了《上海医界春秋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废止国医案之通电》。为争夺话语权，争取社会民众的支持，《医界春秋》将废止中医问题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文化、经济侵略相关联，将中医与民族荣辱联系在一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申报》也刊登了大量有关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引来上海西医界的反击。余云岫、汪企张等人也在报上发表反对中医的言论，双方在报纸上展开笔战。总体来说，中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康健报》主编、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回忆说：“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也纷纷发表反对宣言，声援上海的斗争。但这种口头或文字上的反对，并没有让卫生部引起重视。他们的回电不痛不痒，表示“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案，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对此，陈存仁和《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决定召集全国医药团体在上海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具体应对措施。二人与另一名医谢立恒商量后，以上海中医协会的名义，通过订阅《康健报》和《医界春秋》的用户，联系到各个县的中医。3月17日，来自全国各地15个省132个中医团体的262人，从通商大旅社出发，一路浩浩荡荡行至大会会场上海总商会。为示支持，上海中医中药界不仅贡献车辆保障交通，还在这一天集体停业半天；各药店门上贴着“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等标语；胡庆余堂、蔡同德堂、达仁堂等大药店门前挂有大字横幅，“请国人注意消灭中医之背景”“拥护今日举行之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等标语。
全国医药团体代表请愿书
这次由上海中医界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参加的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开了两天半。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果丰硕，比如确定了3月17日为“国医纪念日”、组建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同意设立国医药学校等。3月20日下午，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公推丁仲英为主席。会议决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张梅庵、陈存仁五位中医界人士组成请愿团，于20日夜乘车赴南京请愿。
两次组团赴京请愿
3月20日，谢利恒等与随行秘书张赞臣、岑志良一行7人，乘夜车赶赴南京。抵达南京后，他们受到以张简斋为代表的南京本地中医界的热烈欢迎。张简斋不仅为上海请愿团安排住处，还凭借与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孔祥熙、陈立夫、于右任等人的关系，为上海请愿团牵线引荐。其时，正值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张简斋的协助下，请愿代表先见到了大会代理秘书长叶楚伧，向其表达了排除中医发展障碍，提高其国际文化地位的诉求。为壮声势，南京中医界自发组织了200人的请愿团，随同上海代表一同前往。之后，一行人又先后拜访了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以及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等一众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这些人均表示，中医确有保存提倡之必要，中卫会议决案断无实行之可能。23日，请愿代表还出席了卫生部部长薛笃弼组织的宴会。席间，薛笃弼向他们表示，中卫会议案须经卫生部核夺，并不执行，对中西医药不会有所偏袒。
关于这次请愿活动，陈存仁在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蒋介石在3月23日这天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态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但此事未见其他史籍记载，而且在请愿团回沪后发表的《全国医药请愿团报告结果》中，没有提及此事。所以，蒋介石表态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时在南京，还有一支由北京名医施今墨组织的请愿团。施今墨在南京期间，汪精卫母亲患痢疾，找了很多西医都不管用。后有人推荐施今墨。施老先生诊完病后很有把握地说：“此病一诊可愈。”果然，三剂药服下，老太太病就好了。
在各方力量的努力下，“废止中医案”被暂缓。请愿团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到了卫生部的正式批示，说他们将以深明公共卫生学识及具有经验者为标准，无中西医之分别。这个批示，虽然没有明确将“废止中医案”废除，但至少表明了中卫会议决案不能自行施行，卫生部将考虑中西医平等之待遇。
但此时说抗争取得胜利还言之过早，卫生部虽对废止中医按下暂停键，但教育部却开始行废止之实。4月29日，教育部发布通告，称现有中医学校授课内容与科学相差甚远，考核也没有标准，为方便统一学制，应改称中医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这份通告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之前中卫会通过决案中“禁止旧医学校”一项，为卫生部处理中医学校提供了依据。之后，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限制中医的措施，如中医不准设立学校、医院，禁登招生广告，医院改称医室，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等。10月23日，卫生部发布命令，要求之前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修改会名和章程。实际上这也是在为后面的取缔造舆论。
当时的中国西医学校
面对这种“钝刀割肉”的严峻形势，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再次聚集到上海商讨对策。这次会议规模比3月那次更大，到场代表457人，加上旁听者800余人，规模已超千人，连菲律宾都派了代表团参加。会上除了要求政府撤销管理药商规则、力争医校医院名称外，决定再次组织请愿团赴京，并做好诉讼准备。之后，张梅庵等23名代表进京请愿。蒋介石派秘书朱文中接见了请愿代表，朱文中转述了蒋对于中医中药的维护意见。随后，一行人先后前往立法院、中央党部，并设宴招待各新闻界记者和医药职工代表，壮大舆论声势。
1929年请愿代表团成员合影
眼见事态扩大，南京国民政府发文撤销了教育、卫生两部的布告，称之前两部的布告“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让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
这份奉蒋介石手谕的回函，令请愿团极为振奋，他们认为：“请愿之有如此结果者，一方固赖国人之提倡，一方全恃团结之力量，此后尚希我国医药界一德一心，更努力谋医药事业之建设，积极促医药学术之改进。”但在上层建筑缺乏中医“代言人”的情况下，中医受打压顶多算暂缓，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果然，国民政府行政部门虽然接到通知，但都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行政院也同意维持相关规定。
在抗争的过程中，中医界认识到，唯有争取一个合适的位置和名称，才能减少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为此，同西医一样，他们也开始走上层路线。在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的支持下，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成为中医在上层的代言机构。后又于1936年初正式颁布了中医条例，对中医的行医资格和行业准入作了明确规定，在传染病诊治、死亡判断及社会责任上与西医相同。至此，中医药界的要求得到了相对合理的答复，抗争也基本告一段落。
中医界的抗争，有家国情怀的义愤，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医从业人员生存的考量。与此同时，这场中西医之争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政斗色彩。
斗争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情因素
单就1929年时中国国情而言，废止中医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首先是老百姓不买账。中医经过几千年的绵延传承，尽管也有问题，但在绝大多数社会民众的传统认知里，其地位依然是无法动摇的，不可能因一纸行政命令就土崩瓦解。而囿于经济发展条件和民众整体知识水平，大多数人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西医宣传的那套知识。这也是为什么“五四”之后，不少接受过西方知识训练的精英分子虽然一直在极力贬低中医，鼓吹西方科学，但并未引起中医界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中医价格普遍要比西医便宜。比如同样是治疗感冒咳嗽的药，中药“瓣香庐骥制半夏”大盒二元四角，小盒一元一角；同类型的西药“助肺呼吸香胶”小盒二元。诊费方面，西医门诊一元，出诊五元或面议，时间也固定，而中医在这方面弹性更大。所以，价格低廉的中医为中低层民众所喜爱。
西医推崇者也认识到，如果这样下去，“一千年之后，中国仍有两种医学对峙”，“中国医学革命”将永无实现之日。于是，他们便希望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彻底废除中医。但这批精英忽略了一点，不管是医学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总是要依靠人去做的。当时，全国西医医生总数不足万人，到1931年时全国新式公、私立医学类大专院校还不到30所，已根本无法满足地广人众的中国社会的需求。而且，西医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在偏远落后地区，中医仍然是人们的不二选择。这一点，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二千县，有西医的地方尚不能占十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县分，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中医界在抗争时，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全力向国民政府呼吁，最终使政府改变初衷。
其次，涉及“饭碗”之争。作为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提出“废止案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忽略了中国和西方在国情、民情和历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于是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陷阱，最终招致全体中医界的激烈抗争。有人在1936年的时候统计过，当时全国中医有十余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中医约80万人。如此庞大的中医数量，加上与此相关的从业者，中医产业链影响人数保守估计得有数百万人。
最后是政治斗争。中医存废之争，实质上也是国民党内部权力集团之间争斗的缩影。如汪精卫，他一开始是中医忠实的拥趸。孙中山病重时，他坚决站在宋庆龄等人一边，主张在西医放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由中医接手治疗。但之后由于政治需求，他转而反对中医。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影响，汪精卫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宣扬“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由此吸引了一帮支持者，汪以此在党内与蒋争夺影响力。所以在见到自己的母亲被中医治好后，对施今墨个人可以送匾送锦旗，但在面对中医药界时，则依旧持反对态度。这些，自然是中医界医生学者所不了解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朴实判断，那就是既然问题是上层提出来的，就应该找上层解决。蒋介石一开始虽没有表态，但眼见国民党元老派都在为中医药界发声，于是就对汪精卫等人下手，将其手下“废止派”褚民谊降职，对汪也进行了书面警告。到这个时候，这场中西医之间的斗争，已然超出了医学本身的范畴，成为政府各派系间矛盾斗争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