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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8日，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女权运动先驱何香凝发表演说提到，“妇女节，是劳动妇女求解放的一天，在妇女求解放的一天，我们应该知道解放的意义和解放的方法。”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把3月8日定为妇女节。“解放”对中国妇女意味着什么？去年三八节，我们介绍了1949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冒着危险聚集在一起分享她们被压迫与追求解放的故事；今年，我们回到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去了解“解放”如何改变了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次的译文，选自文月华的著作《五星照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 the Story of Our Return to New China)。文月华（Endicott(Mrs.)Mary Austin）是中国人民的加拿大老朋友“文氏家族”的一位成员。1894年，文氏家族第一代人James Endicott携家带口来到中国，选择了“文”字作为他们的中文姓氏，并给自己取名为“文焕章”。文氏第二代人文幼章 (James Gareth Endicottt)1898年在四川乐山出生长大，之后在重庆工作期间与周恩来交往频繁，深受其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文月华即是文幼章的妻子，她出身在加拿大优渥家庭，却深为赞同基督教教义中的社会主义理念，与文幼章志趣相投，并在1925年婚后，与丈夫一同赴华。此后几十年，他们夫妻二人在华夏大地上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1947年，文月华夫妇回到加拿大后，因为他们的左翼倾向，遭到了“反共”势力的打压。他们被媒体列为“头号敌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起诉他们。但他们立场坚定，依然公开批评美国入侵朝鲜使用生化武器，并在1952年再次回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是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各个方面的进步，包括解放后妇女的生活。《五星照耀中国》即是文月华基于这次访华经历而写的500多页的长篇著作。【编者注：以上两段内容参考《野天鹅的歌声：文氏家族的中国情》一文】
在此次翻译的这个章节里，文月华像调查记者一样，走进不同妇女的生活，与妇女们交谈，倾听她们从压迫到解放的故事。她忠实而朴素的描写带我们看到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纳妾消失、妇女步入各行各业、新婚姻法颁布、社会主义式的夫妻关系等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下的女权讨论，往往集中于性别对抗，而忽略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性解放的紧密关系。社会主义与革命下的妇女解放，不仅意味着“女性独立”，更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伴侣关系建构。正如文中提到的，“因为爱你，所以我希望你进步。”
在这个三八节，我们编译这篇文章，希望能促进读者朋友们对女性解放的新思考。
作者｜文月华
翻译 | 歲川、丁大娘、曳葭、YW、侯憨、侯隼
校对 | 侯泠
责编｜蓝走走
后台排版｜童话
一、解放前后两重天
在中国，没有什么比妇女生活的改变更具革命性了。她们曾经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旧中国那充满屈辱和压迫的深渊里挣扎求生。我一直忘不了一个在重庆给我们打零工、照料花园的农民的妻子。她丈夫壮实能干、卖力干活，有了些积蓄。但他们家“运气不好”，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是个聋哑的女儿，其他都早早夭折。当他要娶二房时，邻里间议论纷纷。
有一天，吉姆看到那位原配妻子像往常一样在田里弯腰锄地，便停下来和她聊家常。“我给他生了五个儿子，”她一脸悲愤，“可是都死了。因为我们住的破房子紧挨着地主家的猪圈，他的新媳妇必须得有间像样的房子！自从嫁给他，我就在田里给他卖命。现在我老了，他就跟扔旧鞋似的把我甩了！”吉姆问她多大了，“三十四”，她说。
即便在当时，也勉强还有些“公道”。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纳妾已被定为非法，但这一现象并未完全消失。不过，当男人另娶时，原配妻子的处境也多少会被考虑到。这类事情通常会在茶馆——中国穷人“俱乐部”——几个男人边吃饭边拿主意。我们那个园丁的乡亲们认为，至少他应该像对待二房那样，给原配也送上同等价值的衣服和礼物。当然，他也不能把原配赶出门，而是必须允许她和孩子住在他为迎娶新妻而建的两间土坯房里。
如今，这种让广大妇女蒙受屈辱和痛苦的景象正在从中国消失。每个村子都来了共产党的干部，她们组织妇女联合会，鼓励妇女互相支持，坚持《共同纲领》保障的婚姻、财产和同工同酬的权利。在大多数村委会中，妇女占了三分之一席位。她们还被选入各级政府机构，参与决策。
正如我所预料的，成千上万的妇女正在进入工业、教育、医疗、办公室工作及其他专业领域——尽管这些职业在国民党时期也对女性开放，但由于不识字和经济困难，绝大多数女性根本没有资格从事这些需要培训的职业。
50年代《人民画报》封面图上的女性形象
图片来源：网络
二、在新中国，妇女进入各行各业
直到再回到中国，我才真正意识到，成千上万的女性正在涌入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只有男性才能胜任的重体力劳动。我们看了一部影片——《女司机》【译者注：1951年上映】，讲述了孙桂兰等来自各地的女学员参加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培训的故事。开火车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电影并没有掩饰她们的困难，而是真实地展现了这些姑娘的毅力和热情。她们用行动证明了女性不仅能够掌握技术，还能练就必要的体力。当一列完全由女性操作的火车首次运行时，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如今，这样的女性列车班组已经有好几支了。妇女还进入了建筑行业，甚至有许多女性退伍后加入了这些工作。
中国并不缺乏劳动力，为什么妇女还想要干这些体力活呢？一方面，政府号召男女共同投身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年轻女性自身也对从事这类重体力工作充满了热情。
一位年轻的医生——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儿童医疗专家——向我解释道：“即使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也很难理解革命对中国妇女意味着什么。她们在革命前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不仅像男人一样忍饥挨饿、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还从小就生活在被地主强暴或被抓去抵债的恐惧中。她们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只有单调和恐惧。即便是富裕家庭的妇女，也因缺乏自由而深感压抑，她们不仅婚姻不能自主，就连日常生活的琐事也没有选择权。她们除了自娱自乐和取悦丈夫外，几乎无事可做。也难怪她们会对儿媳和女仆如此颐指气使、专横跋扈。”
“无论贫富，现在的中国妇女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喜悦，因为她们意识到所有大门都向她们敞开。新出台的法律保障了她们自由选择伴侣和职业的权利。在农村，妇女有她们耕地的所有权。许多女性都跃跃欲试，想要尝试新事物，因为她们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去任何地方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女性操作机器、驾驶拖拉机和火车、开飞机，还有些人加入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不仅战斗，也救护伤员。这一切都彰显了妇女作为社会平等且重要的一员焕发出的热情和活力。当然，以前大多数女性也很勤劳，但那时她们更像是被迫劳作的苦力。”
三、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那生育孩子呢？”我问，“她们还会不会觉得这是件苦差事？”
“这也在改变，”她说，“你知道，以前她们生的孩子太多，根本养不起，有的女婴会被遗弃，因为家里没法养活那么多孩子，他们只能优先选择儿子，因为指望他们将来能养家糊口。这种令人痛心的耻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婚姻法对保护儿童作了严格规定。[1]新社会把孩子放在首位，一切都为了他们的未来着想。而母亲也不用再像奴隶一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育和抚养孩子了。”
“过去，中国产妇的死亡率极高。在新成立的卫生部领导下，助产士的科学培训正得到大力推广。公共卫生教育和产妇护理是我们新医疗计划的首要任务。以北京的情况为例：1949年，每千名产妇中有七人死于产褥热；而今年（1952年）前三个月，这一数字已下降到万分之七。在这段时间里，北京94.9%的新生儿都采用了现代的接生方法。”
“当然，仍存在专业人员和医疗设施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乡镇。我们在集中力量推广这些服务的同时，也在试验最先进的方法。我们尝试了在苏联成功应用的心理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它在大城市医院的成效十分显著，因此卫生部已要求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学习并推广这一方法，使所有产妇都能受益。你们参观工厂和农村时，会听到更多对儿童福利的新关注。”
如上所述，我们见闻了无数这样的事例。中国人民对儿童未来全新展望的喜悦随处可见。“他们再不会像我们那样受苦了”，人们讲完旧社会的苦难后，常这样慨叹。“只要想到这是为了孩子，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常听到。我们见证了这种信念：免费的学校、免费的医疗服务，孩子们有营养充足的食物、强健的体魄，还有丰富的娱乐活动。他们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学会合作与分享，学会平等讨论而不是凌驾或顺从他人，学会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平共处，建立友谊。
尽管并非所有中国儿童都已完全享受到新政府提供的福祉，但养育他们的人们坚信曙光在前。假以时日，全体人民忠诚协作，终将实现这一目标。
外国访客无不赞叹新中国儿童的健康与朝气。我们惊讶地注意到，所有孩子都看起来营养充足。最令我难忘的是上海西郊几英里外的中国福利会托儿所里那些欢笑的、胖嘟嘟的孩子们。
这家托儿所离约两百位家长的住处较远，父母们在工业部门、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无法每日接送孩子。此外，部分母亲工作繁重，难以给孩子提供轻松的家庭氛围。晚上经常开会也让父母无法照顾孩子。这些父母每周探望一次，每月一次接孩子回家度周末。
这种全托模式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解决方案，并非未来的标准模式。孩子们在托儿所里茁壮成长。我们漫步于宽敞的场地，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有单独的房间和游乐空间。孩子们簇拥着我们，拉着我们的手，好奇地摸我的皮大衣，对着我帽子上的羽毛发笑。我没有看到一张闷闷不乐或失落的脸。老师们轻松自如，脸上洋溢着对工作的热忱。[2]
这个托儿所折射着一位女性的精神光辉——她对中国，尤其是对妇女儿童的爱，在内战的黑暗岁月里如同灯塔般明亮，这位女性就是宋庆龄。宋庆龄（西方称孙逸仙夫人）是中国福利会的创始人和现任主席[3]。这位出身旧时代的女性始终坚守着丈夫的遗志：让祖国免于内外压迫，走向强盛。为此，她像先夫一样愿意广交同志。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对蒋、孔家族及宋氏兄弟制造的反共狂热，她从未同流合污。
她默默坚守着自己的道路，在战区最需要的地方创建并领导了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我们曾在上海最贫困的工厂贫民窟的角落，见证她用美军遗弃的简易房开设了首个儿童阅览室。那年冬天，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团的首场演出，如今这已成为她的一项标志性事业。因为毕生致力于儿童的福祉，尽管没有亲生子女，宋庆龄却被千万人（其中许多是孤儿）敬如慈母。在古代传奇故事中，这样的女性会被尊为儿童守护神[4]。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是成千上万家新托儿所的先行样板。这些托儿所随着培训人员和建筑设施的增加而迅速建立起来。当前托儿所形式多样：有日托与全托，公立与私立。以上海为例可见发展之速：现有458所托儿所，照顾17,800名儿童。而在1947年仅有58所，且大多数都是为高收入职业女性服务的私立机构。当年我参观过的一些托儿所，空间都比较狭小。
四、已婚女性走出家门：
有大家，才有小家
1952年，关于已婚女性就业增加的话题常被讨论，这一现象伴随着对托儿所和幼儿园需求的增长。幼儿园的儿童稍大一些，在园内或附近的学校上低年级。参观了几家托儿所后，我认为这种安排对孩子们来说无可指摘。但是，对于父母呢？我认为他们被剥夺了在孩子快速成长阶段亲自照料他们的乐趣。我不禁自问：“工作或职业的回报，哪能弥补母亲无法哄孩子入睡的缺憾呢？”
我向Rae Cheng女士请教了这个问题。她是主教的女儿，曾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目前是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项目主管人。除学生团体外，她的工作主要面向家庭主妇，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女青年会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几乎没受过教育的妇女开设正规课程，同时组织看图学习和时事讨论。许多妇女希望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学习缝纫、会计、打字等技能。据该机构报告，日托和全托托儿所的普及正受到越来越多母亲的热烈欢迎，因为她们看到孩子在托儿所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她们也希望参与国家生产建设。
我提到，大多数母亲将持家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工作。Rae微笑着表示同意，她也即将组建家庭，但这个问题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例如，她希望继续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或其他社会机构从事行政和教学工作，因为中国目前受过相关训练的女性仍然很少。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均有同感。如今，机会从四面八方涌现，每位女性只要有意愿，都可以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
Rae说：“中国妇女过去长期被困在家里，唯丈夫或婆婆之命是从。婚姻并不是个人事务，而是家庭之间的经济契约。更有甚者，女童被贩卖来偿还家庭债务。现在，获得解放的女性渴望走出家门，投身生产，服务于家庭和国家的利益。要实现充分的工业化，工厂需要越来越多的女工。她们深知自己的劳动会确保未来有更美好的家庭生活水平。”
“并不是说我们的妇女不爱孩子，她们当然爱。她们也为新社会普遍改善了健康状况感到高兴。未来属于孩子，只有每个人都为建设国家做出贡献，新一代人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满足消费品需求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不能拥有理想的生活，比如满意的住房。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从国家这个‘大家庭’的角度考虑，我们愿意牺牲一部分个人舒适，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目前，我们的住处比较拥挤，因为住房数量不够。”
“旧式婚俗的瓦解使得住房问题更加严重。过去，两、三个儿子在婚后常与父母挤在一起，如今每对年轻夫妇都想有自己的住处。”
“全职工作的母亲们认为公共食堂大大减轻了她们的负担，这种趋势正在扩大。等到生产发展满足了必要需求之后，我们可能都希望更多独立家庭拥有便利的生活。技术改进将实现这一点，而不会增加太多额外的劳动负担。不过，我认为中国妇女不会再愿意放弃她们在家庭以外的职业。毫无疑问，社会将做出调整，使已婚女性既能从事工业、贸易和专业领域的社会生产，同时仍有时间享受更多的家庭生活。大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和许多新工业中心的发展，以及与住房配套的教育设施，将为这种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模式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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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都需要改造贫民窟，”我说，“中国已经开展这一工作，令人感受到变革的速度之快。而中国的女性争取且获得平等，更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在西方，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要让所有女性受到影响，这是一个过程，但不会太久，”Rae说，“立法不会立竿见影地改变现实，传统观念仍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尤其是在农村。有争取权利的女孩被父辈残酷对待，甚至被杀害。农民协会和妇女联合会借助大量的宣传画、戏剧和电影宣传新《婚姻法》，帮助人们了解女性的权利。”
“关于普法宣传工作的必要性，”Rae说，“我可以带你去看时下很受欢迎的评剧《小女婿》[5]，这部剧反映了解放后的新气象，全国各地的城镇都在上演，而且场场座无虚席。”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看了这部评剧。这是一部生动多彩、立意深刻的音乐喜剧。故事围绕一位农村姑娘香草而展开：
香草与邻家的同龄小伙子相爱，但她的父母却擅自将她许配给了外村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这对年轻爱人虽然知道新颁布的婚姻法，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他们向村长求助，但村长性格懦弱，不敢违背传统的舆论压力。他认为，新婚姻法暂时还不能被村里人认可。
香草提议咨询妇联。她的恋人嗤之以鼻，他不相信妇联在这种重大事务上有任何智慧或权威。香草犹豫不决，无法坚持己见来反对他。后来，他们试图私奔，但被抓住了。香草认命了，因为她担心父母因为她的违抗而伤心。
在婆家，香草身着华丽的红色缎面礼服，头戴凤冠，被领进洞房。当新郎揭开她的盖头时，她震惊地发现，他才十一岁。她的婆婆想要的是一个来下地干活的奴隶。看到香草闷闷不乐，婆婆很生气，因为她花了不少聘礼。香草这才明白，她是被父亲卖掉的，而她的母亲尽管泪流不止，但也没有反对。那些关于孝道的陈词滥调再也无法束缚她，她决心逃走。
最终，香草逃回自己的村子，揭露了媒人的谎言。原来媒人认为新婚姻法能让她离婚，从而摆脱那个让她厌倦又年迈的丈夫，加上她又看上了香草的恋人，想拆散她们，所以才安排了这桩婚事。
在最后一幕，正义得到了伸张。妇联主任解释了新婚姻法的意义，县长为这对年轻人主持了婚礼。县长穿着笔挺的制服，暗示他的干练，与对情侣的困难袖手旁观而被他批评的村长形成鲜明对比。媒人和她的丈夫被要求端正态度，修复婚姻。香草的父母接受了新的仲裁，母亲很欣慰，只有老父亲在幕落时依然愁眉苦脸，无疑是在想着他将不得不归还给“小女婿”的母亲那几斗米。而“小女婿”已经高高兴兴地玩去了，少了一个女人来管束他！就连他的母亲也承认，现在的姑娘比她年轻时的境遇更好。
我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6]，该法律于1950年5月1日正式生效，这部法律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以“自由择偶、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为基础。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禁止一夫多妻、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改嫁以及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婚姻法》的初稿经过各政党、人民团体和司法机构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各妇女组织的意见。经过17个月的讨论和修订，中央政府通过了该法律。它的语言通俗易懂，便于群众理解。意图明确：建立稳定幸福的婚姻，在夫妻无法和解时允许离婚，保护儿童权益。最低法定结婚年龄为男性20岁，女性18岁。
五、集体主义视角下的家庭观
此时我已大致了解了妇女在新中国的地位。我期待有机会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个人关系的看法。一天晚上，吉姆以前在成都的几位学生来看望我们。他们现在是北京几所大学的教授，且已成为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叫张林，英语流利，我们长谈许久。他讲述了一些经历，我喜欢他敏捷的思维、活泼的举止和友善的性格。我请他带妻子再来看我们，他的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他说星期天有空，于是我们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他的妻子卢玉和丈夫一样可爱。晚饭后，他们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并收入本书。“既然你们两位都是党员，”我开始提问，“能否谈谈中国共产党人对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普遍看法？以及在你们努力建设的这个更加稳定的社会中，这些关系会如何发展？很多传言说共产党人赞成‘自由恋爱’，要打破传统家庭关系，或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忽视家庭。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他们微笑着说很乐意讨论这个话题。张林率先回答，卢玉不时插话，补充他遗漏或没说清楚的内容。他说，首先，中国共产党认为婚姻和家庭确实非常重要，并且对这些社会关系的最佳发展方式有明确的构想。与中国旧式家庭中已婚儿子继续与父母同住不同，现在提倡每对夫妇都应该有自己的家，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哪怕这个家很小。
然而，在妇女有条件发展各种技能的新社会中，让每个母亲全天候操持家务并“连轴转”地照顾两、三个孩子，这样既无效率，也不可取。对于母亲、孩子和社会来说，最好的方式是让幼儿在托儿所或幼儿园里度过大部分时间。在那里，他们可以在训练有素的老师的照料下，在安全且设施完善的环境里自由玩耍。这样，孩子们能养成良好的社会习惯，长大后更容易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从集体角度思考问题和行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有时是家里的中心，受尽宠爱，而下一刻又可能被视为成人世界里的“麻烦”。
除了正在消失的封建家庭外，中国有着资本主义家庭和社会主义家庭并存的局面。张林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显著区别。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家庭富有并有一所大房子，那么家庭成员们满脑子都是钱，想要更多物质财富，贪婪和嫉妒便潜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时刻担心会失去财富。这样的家庭以自我为中心，通常也不幸福。
如果这个资本主义家庭房子很小，那么家庭成员会感到拥挤不堪，并会担心收入不足、工作不稳定或如何应对疾病和不幸事件的发生。孩子们呢，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无处施展，不是在家里调皮捣蛋，就是跑到外面去，陷入街头巷尾的危险中，或被社会上的不良团伙吸纳。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会为了维持生计和照顾家庭而心力交瘁。她的心思全在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上，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张林说，社会主义家庭则完全不同。它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之上，即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标准。妇女需要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狭隘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或者摆脱在富裕家庭的无聊和寄生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倡导每个人都要工作，因为共产党人坚信生活的基础是创造性的劳动。幼儿的照料得到组织的妥善安排，使得母亲能够参与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建设之中。这是妇女摆脱传统狭隘生活方式的唯一途径。
过去，妇女总是被男性支配——从父亲到丈夫再到儿子；而现在，她能在经济上独立，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发展个性。在她的能力范围内，每一扇门都向她敞开，而且许多人发现自己的能力远超预期——完全由女性驾驶的火车就是一个例证，她们在革命的艰苦岁月中的贡献也是一个佐证。
六、社会主义的爱情让你我共同进步
“中国共产党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是怎样的？”我问。
张林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爱情往往过于强调性关系，而缺乏在社会中培养共同兴趣和携手共进的努力。在多数情况下，男性掌握着经济大权，从而主导着女性。而在社会主义家庭，男女完全平等。选择人生伴侣最重要的标准是一个人的品格。这不仅意味着诚实、好脾气和合作精神，还包括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觉悟、真诚以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成长的能力。
品格发展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人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爱情观念。张林解释，真正的爱情会促使人产生这样的态度：“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进步。”有这样态度的人也想提升自己。在互相帮助、克服缺点的过程中，双方共同进步。
我说，这种态度也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恋人中。“没错，”他说，“但通常是因为这对夫妇希望取得个人成功，追求财富、地位或任何资本家所推崇的事物。这是个人主义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抱有共同进步的态度基于集体主义。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追求两个个体的进步，而后者则是社会的进步。”
“你低估了西方国家的人们，”我反驳道，“他们也常深切关心社会进步。”张林以他一贯的敏捷与沉稳微笑着说：“你说的是进步人士，无论他们自觉与否，都走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他们意识到夫妇关系需要多样化的兴趣，拓宽彼此对生活的理解，并滋养彼此的精神世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兴趣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轻浮和不负责任，而是真正与建设更好的社会相关。我们对‘为艺术而艺术’没有兴趣，而是寻求能表达人民情感和经验的美与形式，并使所有阶级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旧时代的艺术只是富贵闲人的享受，对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
张林接着详细谈了集体主义的目标：“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有益于社会的事务，必然也会惠及个人。你对社会的贡献，最终也会使你受益。如果你改善了态度，工作表现就会进步，人们会认可你，并让你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工作的动力只是为了一己私利，那就错了。一旦你的同志们发现你是出于这种动机做事，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教育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