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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
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
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
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话说1972年7月31日晚，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经毛泽东批准，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消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老干部见诸报端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亲笔信。
前边已经说过，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自1969年10月下旬开始，搬进了南昌市附近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小院，居住在原来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此后，邓小平一直在暗中窥测，寻求复出的机会。在“九一三”事件后，他审时度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求工作的信。在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天，周恩来也曾暗示陈毅的儿子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上述《人民日报》等在8月1日有关一大批老干部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报道，也无疑地又给邓小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便是他给毛泽东写出第二封求职信的重要背景。
邓小平写于8月3日的这封信，是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4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儿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到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2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4野干部有事就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1965年12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些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5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方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8月11日，毛泽东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中批示道：
“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放他出来治病。”
8月14日，毛泽东在江青转交的邓小平来信上作出批示，他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立即让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成若干份，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他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通知》，并附上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通知中写道：
“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呈送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原先是由冶金部于1972年5月5日提出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
毛泽东批准后，武汉钢铁公司从联邦德国与日本进口了一米七轧机，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
1972年9月7日，37岁的王洪文应召来到北京。张春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在“安亭事件”中闻名全国。后来，他先后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在“九大”时，他成为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王洪文排名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是上海的第3把手。
上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考虑选拔年轻的党的副主席人选。他认为一定要选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能冲锋陷阵、表现好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于是，王洪文就被康生推荐给了毛泽东。康生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也说：
“王洪文当过兵，打过仗，务过农，做过工，有过锻炼。”
毛泽东在这一次接见王洪文时，紧紧握着他的手，显得非常热情。落座后，毛泽东问长问短，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他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临别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洪文说：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自此，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显而易见，毛泽东是把王洪文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公告。公告中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历届政府一直追随美帝国主义，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参与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尽管中日两国存在着邦交不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为两国人民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发展友好关系，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从1955年以来，先后接见过日本客人30多批。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日本当局积极改善中日关系。1972年7月初，日本组成了以田中角荣为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他们就受到了周恩来的邀请。
9月25日，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及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率领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
这一天，北京城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机场上悬挂着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迎风飘扬，鲜红的地毯格外引人注目。
11时30分，一架日航DC-8型专机徐徐在跑道上降落，不一会儿，机舱门打开了，身穿深灰色西服打着素色领带的田中角荣首相缓步走下舷梯。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健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田中角荣的手，热情问候。尔后，他又与大平正芳等人亲切握手。叶剑英、郭沫若、姬鹏飞、韩念龙、廖承志也与客人们一一握手。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先后奏起《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同乘一辆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轿车，驶往城西的钓鱼台国宾馆18楼。
9月27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本代表团说：
“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晚8时，周恩来来到国宾馆，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姬鹏飞，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周恩来把田中角荣等人从休息室带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向他们示以欢迎的微笑，迎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座。他对田中角荣说：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田中角荣回答说：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不吵不行啊！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不打不成交嘛！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田中角荣点头称是。周恩来插话说：
“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也补充了一句。毛泽东侧过脸，对着大平正芳说：
“你把他打败了吧？”
他用手指了一下姬鹏飞，说完哈哈一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平正芳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说：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角荣也说：
“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毛泽东说：“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原来在9月26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2轮会谈，周恩来针对田中角荣在25日晚欢迎宴会上致词时轻描淡写地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坦诚地强调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角荣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现在，田中角荣见毛泽东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真诚地说：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说：
“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后汉嘛。”
田中角荣也说：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
毛泽东见田中角荣这样说，便转换了话题，他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角荣解释说：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泽东说：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是的。”田中角荣进一步解释说：“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是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泽东：
“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泽东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
“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田中角荣说：“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
说着，他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泽东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了烟。毛泽东说了声：
“Thank you（谢谢）。”
他悠然地吸了两口，又建议日本客人喝点茅台酒。田中角荣说：
“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他又说：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毛泽东还谈起了他的父亲，他说：
“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角荣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辛时，毛泽东摇摇头，喃喃地说：
“到街上去做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
他还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他又问田中角荣：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
田中角荣小声说：
“它也有它的问题。”
“日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毛泽东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下，还说：“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现在还在学习日文，还想去日本留学。”
大平正芳却认真地说：
“我们怎么可能照料好您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友好啊！”
他问起廖承志在日本时候的情况，廖承志说他就出生在日本。毛泽东同田中角荣开玩笑说：
“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角荣也笑着说：
“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毛泽东说罢，转过头问周恩来：“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回答说：
“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角荣赞许地说：
“你们速度很快呀。”
“是的。”田中角荣兴奋地说：“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说：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说罢，他爽朗地一笑，又对田中角荣说：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田中角荣解释说：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3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将要结束时，田中角荣由衷地说：
“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毛泽东诙谐地笑着。周恩来指了指靠墙的书架，对田中角荣说：
“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田中角荣随着周恩来的手扫视了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
“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我喜欢读书，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毛泽东指着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
说着，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6册，递给田中角荣说：
“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角荣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书，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
“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3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起身与客人一一握手，送行。田中角荣一再谦让，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到门口。
后来，大平正芳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等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日本国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1972年9月29日于北京
9月30日，田中角荣圆满地结束了中国之行，从上海乘专机回国。
欲知中国在外交方面还有哪些伟大成就？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外交机构升格（请参看下一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伟大胜利！不是有人说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吗？青史彪炳，铁证如山。不知能不能让那些乌鸦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