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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中的妖族无疑向我们展现了“生命”最低贱的存在形式：由人类和神仙组成的（至少在表面上）良好运转的社会共同体将他们排除在外，没有任何保护他们的法律，以至于无量仙翁的捕妖队可以合法（以“教化”为借口）地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杀死他们用来造仙丹猛攻封神之战。这与古罗马刑法中的“神圣人”这一概念何其相符——被剥夺政治身份，驱逐出人类社会，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而不构成犯罪（这被解读为神罚藉由凶手降临）。他们同政治与宗教的一切联系都被剥夺，成为了“赤裸生命”——仅仅作为“纯粹活着的事实”的生命。通过他们，我们能够一窥“生命政治”最“赤裸”的运作方式。
神圣人（Homosacer，字面意为“分别的人”）是罗马法中的一个刑法概念。这样的人被驱逐出人类社会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杀死而不构成犯罪。但他又被视为神圣的，专属于某个或某些神祇，因此不能用来作为人祭的祭品（在有此习俗的社会里，人祭是最高等级的祭品）。
“生命政治（biopolitcs）”这一概念最早由米歇尔·福柯提出。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主要的权力不再是“让人死”的否定性权力（古代的“生杀权”），而是“让人生”的生产性权力——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理性主义与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科学、医学、统计学等手段精密地调控人口整体与个人身体的健康，以确保社会，及未来的社会中一直有足量驯服的劳动力去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生命政治的运作统治便仰仗于此。这一规训“健康者”的网络式权力便是“生命权力（biopower）”，任何“偏离要求”的人——性倒错的、歇斯底里的、抑郁的——都会被纠正。
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认为并不存在一个“至高者”在运作这个权力网络，它恰恰是通过“知识-权力”的合谋来在底层运行的。于是我们便能反驳总将“资本不会剥削你，权力才会”这一话术挂在嘴边的庸人了：他们认知中的权力纯粹是前现代性的，也就是只存在“惩罚”式的权力而不存在“规训”式的权力，这显然缺失了对现代性的反思（耐人寻味的是，这类人往往很喜欢把“反思”挂在嘴边）。
但是，如果说生命政治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怎么能够在《哪吒》中发现它的运作呢？由此我们便能引入阿甘本对福柯的批判性扩展——阿甘本指出，生命政治并非仅仅是现代性的“规训生命”，“神圣人”的例子告诉我们，政治一直都是针对“生命”的政治：它将“赤裸生命”（zoē）排斥在政治范畴之外，同时将“具有良好生活”的“政治生命”（bios）包含在政治框架之中。个体拥有“政治生命”的前提就是将决断自身“赤裸生命”的权力让渡于主权权力。阿甘本沿用了施密特对主权权力（其实是主权者，但在本文语境下并无太大影响）的定义：主权权力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权力——出于保护大部分政治生命的理由（如应对战争、疫情、自然灾害）而悬置法律，将一部分生命还原为 “赤裸生命”，成为权力可随意处置的“例外”。
电影中的“无量仙翁”就是主权权力的典型代表：他将阐教即将与截教爆发的“封神之战”决断为例外状态，悬置了一众妖族与陈塘关百姓的自然权利使其成为赤裸生命，行使了“生杀权”。不过不得不承认，炼丹与屠城这种超出现代人类共识底线的暴行在当下生命政治的运作中已然不再具有代表性，尽管我们也能看到利库德集团这一坚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践行者，民族社会主义之意志的继承者，“真理只在导弹射程之内”这一令人惊骇的言论的发表者——说的是HAAVK安全总监德穆兰，此事在全面战场-烬区防守方开场白中亦有记载——的好学生的所作所为。
利库德集团（ליכוד，HaLikud，字面意思是“团结”），又称全国自由联盟，以色列右翼政党，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其领导人。
阿月在对《哪吒2》的影评中写道：在电影世界之中，老百姓的生命价值基本约等于0，反观屠杀老百姓的海底妖族却是可以洗白的，它们甚至连忏悔都不需要，转头就能在哪吒带领下反抗天庭，让电影受众热泪盈眶，只因为这些屠戮凡人的刽子手已经在种族歧视之中以仇恨意识形态凝聚出了民族主义思想，可以成为一个大写的在场者了。
笔者并非要对这段批判电影本身的文字做出批判（那篇文章的批判十分尖锐，值得一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公众号“后现代主义哲学”），而是觉得存在加以补充，或者说从另一视角进行解读的空间：如果说陈塘关被屠城以及妖族被炼丹是主权者马基雅维利式的行动，那么妖族“一直以来”的处境则进一步揭示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主权权力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反派大BOSS”这么简单，我们能发现殖民结构在其中的映射——就像殖民地原住民与难民一样，妖族所处的例外状态是无限延宕的，比陈塘关人更加“赤裸”（当然，不是通过比惨来获取正当性）。这并非是因为他们一定会造就什么紧急事态，而是在生命政治下他们的身体不仅仅作为资源与工具，同时也是威胁与异类。殖民地本身就是一个被建构为永久例外状态的领土，被殖民者则被建构为“低等生物”，身份被固化为永恒的“他者”，生命政治在其中表现为不折不扣的“死亡政治”。
至于海底妖族对陈塘关屠城的参与，笔者认为这一桥段对于“误读”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让电影暂时无法给出一个“包饺子”的最庸俗结局，提供了在后殖民批判上“更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屠城被血淋淋地、真切地展现在荧幕上时，对妖族的“东方主义”滤镜破碎了——妖族并不仅仅是土拨鼠那样的纯良无辜者。他们中亦存在着残忍、投机、愚昧、自私的个体，且不在少数。甚至，他们是在遭受抛弃陷入绝境后才选择了对一个主权者（显然东海龙王也是主权者，但妖族和他形成统一战线了）的反抗。这似乎导向了一种经典话术： “思想配得上苦难”。尽管康德已经告诉我们良好的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而是良好道德的形成要期待于良好的体制（所以说这一话术纯粹是倒果为因的谬误），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被压迫者的暴力并非纯粹正义，而是生存策略与权力博弈的混合产物——似乎仍为抵抗政治蒙上了阴影……
不过，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是否搞错了什么：难道被压迫者的反抗需要在“前景明朗”并且拥有良好的理性与崇高的道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吗？保守主义叙事下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被归咎于“别有用心之人的引导与缺乏独立思考的盲从”——无法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大多数采取国家/民族的保守主义叙事的人都会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大他者的律令了），但我们绝不能单向度地将反抗如此定义——这“是忍无可忍的人群不再忍耐的信号，是被压抑和漠视的愤怒浪潮涌起，冲决了世界帝国的高墙的消息”，“让这样一个早不新鲜的信号撕裂和平和文明的世界娇嫩的耳膜”（引用自B站up主“偶然偏斜的罗德岛”的巴以专题系列）。
事实是，只要主权权力还在将生命拒斥在社会之外，还在将人的生命降格为动物的生命，反抗就不会消亡。正如萨特在为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作的他序中所写的那样，“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在妖族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地反抗以追求自由时，我们能在解读出的不仅仅是导演对其草率的洗白——他们“重又找得自己失去的明朗性格，在形成自己的范围内认识自己”。当束缚他们的锁链消失，天元鼎被一点点地冲破，“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鼎的毁灭昭示着“弥赛亚时刻”的到来——在与自由之敌的战斗中，他们的过去，以及所有作为阐教牺牲品的死者都得到了救赎。
然而作为影片的留白，妖族的处境并未实现某种彼岸性的转变，正如许多亚非拉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那样——新的主权者产生，而经济与话语层面的殖民依然无法被彻底摆脱。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延续阿月的批判——电影给出的“廉价的解放”仍仅停留于象征层面：现实中终究不存在，亦不应期许哪吒与敖丙这样有能力践行“我命由我不由天” 、“前方无路就踏出一条路，天地不容就扭转这乾坤”这类空泛口号的“英雄”来实现救赎；亦无法仰仗类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反转叙事的方式来争夺话语权——现实中作为反殖民工具的民族主义恰恰在结构上复制了殖民者的逻辑，毕竟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载体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这也是为何法农实际上对反殖民斗争中的民族主义深恶痛绝。
“被殖民者要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要的是殖民者的位置。”如何抵抗他者话语，改变知识型和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 “改头换面，发展新的思想，尝试着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如何重构出无法被主权权力还原为赤裸生命的生命，挑战“zoē”与“bios”的二分，拒绝将任何生命置于例外状态中，是每一个同时代人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文结束，来点“无关紧要”的闲话：
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不仅是指“通过决断例外状态来将生命赤裸化并纳入权力的绝对支配是现代政治中的潜在常态”，也可以理解为主权权力让例外状态无限延宕，以至于取代了“常规状态”。譬如无量仙翁将并非正在进行，而是“将至未至”的战争——为了阐教在与截教鬼畜必然发生的“封神之战”中取胜并复兴道教一统的历史必然性——决断为例外状态，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陈塘关百姓的命运也带来了尖锐的警醒：只要权力存在“例外状态”的逻辑，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刻被降格为“赤裸生命“。至于如何警惕成为例外状态的受害者，碍于篇幅限制，就恕笔者不深入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