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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拥有2万亿资产的安邦公司破产的消息，很是感慨，感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是人们却很少接受相似的历史教训，反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历史悲剧。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各种人物在反复重演同样的悲剧，包括台下的观众也是在反复的欢呼声中把枷锁套在自己身上。如果说于连、吴小晖、许家印在不断重演出入于不属于他们那个阶级的历史悲剧，那么当今中国台下的观众也在同样重复不知道谁剥夺谁就盲目欢呼的历史悲剧。

　　马克思之所以讲“剥夺者被剥夺”是劳动者的盛大节日，那是指剥夺剥夺者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其他的剥夺者。如果剥夺剥夺者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其他剥夺者，或许是劳动者更大的悲剧。不错，吴小晖、许家印他们是掠夺老百姓的狼，所以当羊看到狼也成为被猎杀的食物时自然会庆幸欢呼，而不会考虑只有在羊已经不够吃的情况下才会去吃狼，吃狼的目的不是解放羊，而是把羊变成自己独有的食物。特别是在狼吃羊的时候，绝大多数羊还有逃命的机会，而一旦狼和羊一样成为被猎杀的食物，那么此时的羊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了。可见，狼成为食物并非就是羊的福音，甚至是羊的更大灾难。

　　虽然安邦公司今天才宣布破产，但实际上早在2018年安邦公司就已经被国企大家公司代管，资产逐渐被抽空了，这些资产是流入了国企还是流入了其他渠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安邦公司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何时宣布破产只是选择一个时机而已。之所以会选择今天宣布破产，估计是当今老百姓受伍毛党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只要私企资产流入国企就是一件大好事，而不知道目前的国企正在通过“混合式改革”变成国私共有企业。国私共有企业既可以成为国企控股私企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成为风险由国企承担而利益由私企享有的一个手段。究竟会成为哪一种，完全取决于混改各方的利益和意志。

　　许家印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看到吴小晖的2万亿安邦资产被国企代管，8百亿个人资产被没收，便不再像吴小晖那样拼命积累公司和个人资产，而是另辟蹊径，利用众多贪腐官员去掏空银行的国有资产和房奴的个人资产，并把这些资产转移到国外，同时还给自己带上了党委书记等一系列红帽子，以为有了洋帽子和红帽子这两顶帽子，就可以避免吴小晖的悲剧结局。可是他却犯了一个和于连、吴小晖同样的错误，就是在阶级固化时期进入了原本不属于他的阶级，结果就形成了和于连、吴小晖同样的悲剧。

　　我们曾在《吴小晖——中国21世纪的于连》、《许家印——当今中国又一个于连》两篇文章中指出，虽然于连是19世纪初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虚拟人物，吴小晖、许家印是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现实人物，可是他们却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中重复着相同的历史悲剧。一是他们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阶级复辟环境下产生的人物。于连是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产生的人物，吴小晖和许家印是在大众政治革命失败后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人物。一方面，大革命注入给他们的巨大精神能量虽然只能在扭曲中爆发但却是无往而不胜，能够迅速进入上流社会;另一方面，阶级复辟又注定了他们最终必然被毁灭的罪恶一生。二是他们全都来自于草根阶层，却进入了不属于他们的上流阶级，触犯了上流阶级不容触犯的伦理天条，于连占有了他不该占有的女人，吴小晖利用了他不该利用的红二代，许家印控制了他不该控制的诸多贪官，这就注定了他们最终被毁灭的相同命运。

　　相比较而言，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吴小晖、许家印比19世纪法国的于连，更加具有历史的代表性、罪恶的典型性和悲剧的深刻性。所以当今中国应该出现一大批超越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家，其文学成就更应该超越19世纪那些西方伟大作家的总和。可惜40年来的金钱价值观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在堪称是世界文艺巅峰之作的样板戏被否定，于会泳那一代天才艺术家被毁灭之后，中国文学艺术进入了40多年的空窗期，其间没有出现过一部传世作品和一位传世作家，更不要说像《红与黑》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了。结果就是，法国人民能够理解于连这个悲剧形象的历史含义，而中国人民却不能理解吴小晖、许家印等中国式于连的悲剧含义。

　　可见，虽然吴小晖、许家印等人对中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甚至不亚于近代以来任何一场侵华战争的损害，但是与当今中国只有于连而没有司汤达这种文化血脉被切断的损害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容易治愈的皮肉硬伤，而文化血脉被切断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在绝症。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从几乎亡国灭种的近代苦难中站立起来，就是因为从先秦文化到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血脉能够延续下来，这才有了毛泽东和后来的一系列革命。而如今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于连，却没有出现一部《红与黑》;出现了那么多悲惨民工，却没有出现一部《悲惨世界》;出现了那么多张扣扣，却没有出现一部《入侵华尔街》或《伏罗希洛夫射手》。

　　这才是当今中国比出现吴小晖、许家印等更加致命的重症绝症。

　　2024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