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数亿中国农民自主或被迫选择进城，融入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割舍的，是渐渐瓦解的传统乡村，年迈的父母，还有孩子。
贵州毕节，一个西部的贫困城市，接连酿出了五名幼童闷死垃圾箱、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等惨剧。
极端事件虽是少数，但摆在眼前的是惊人的数字。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这个相当于英国全国人口数的巨大群体，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
起点
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改革开放“春风一夜满神州”。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 钱，有时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最后倒赔钱。农村经济的形势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创造的魔法奇迹，并不全然 像历史书写者描绘的那样轻快美妙。真正的历史进程总是曲折而伴随着牺牲，在农民自己沉重粗砺的人生经历和记忆中得以印证——有农民回忆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的一两年，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
而远在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佛山，开放政策刺激私人企业如牛毛般兴起，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
有趣的是，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内蒙古某地县市官员也打算召集一批农民送到外面去打工，“能赚钱回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批农民不得已离开养育了自己数千年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成了改革开放后两代农民工的写照。
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数已在农村建立有自己的家庭，原本扎根于土地的他们从父辈那里习得的耕作技能，如今在新的谋生方式 下被抛弃。来到城市，他们进入到各条生产线、工地，为了支持家庭恨不能不停工作，甚至几年都不回家。外出工作换来了衣衫和学费，留下的却是成千上万与孤独 为伴的留守者。
在有据可循的资料中，“留守儿童”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上官子木发表的《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中，但特指父母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直到1995年，孙顺其所书《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中，这个词才接近了今天的定义。
在今天语境下，留守儿童指父母在外务工，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的孩子。
留守之痛
留守儿童的出现，反映了农村的衰败;而农村的颓势，又加重了留守儿童的苦难。稀缺的教育资源、父母亲情的缺位，留守儿童成为人们眼中的问题儿童，犯罪率也在提高。
农村教育问题可能是间接导致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并浮出水面的原因。“撤点并校”政策无疑是对农村教育资源的一大打击。《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 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村村有小 学”的乡村办学面貌被彻底打破。有调查显示，撤并前后，农村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1.6公里延长至4.0公里。上学距离拉长，引来了“辍学潮”。中国教育学 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调研发现，2008年成为临界点，这一年开始，全国小学辍学率出现大幅度回升。
在农村上学难，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北京为例，2011年以来，数十所民工子弟学校因不符合办学条件被要求停办，万余名儿童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教育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几乎是彻底放养，无人管束。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旦进入复杂的社会中，他们很容易经受不住扑面而来的诱惑而走上歧途或是遭受危险。
制造了“邵阳杀师案”的三位少年在工读学校接受教育，有两位是留守儿童;而在这座学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儿童。工读学校里，没 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这些孩子在年少时就仿佛已经被社会放弃，成长过程中缺乏被爱的体验，他们既容易没 有安全感，更难懂得爱别人。
与“犯了事”的少年相比，女童群体更为特殊，客观上她们对社会的关照和保护有更为复杂的需求。然而，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其中以性侵伤害为主。
2016年3月2日发布的《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性侵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为340起，其中女童遭性侵的为319起，比重约为94%。在 媒体报道针对女童的犯罪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农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被报道出来的，仅仅是 冰山一角，原因在于留守女童对性侵的认知度比较低，且女童在遭受性侵后一般不会说出来。另外，早恋也是留守女童一大安全隐患。由于缺乏对早恋行为的约束和 正确引导，她们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除了来自外界的伤害，家人的伤害甚至是自残行为也时有发生。
2004年6月14日，湖北省黄梅县公安部门侦破一起特殊的杀人案：父母外出打工的12岁留守女孩小双与奶奶发生争执，被奶奶用毛巾活活勒死， 并沉尸水塘。 此前，已接连发生湖北浠水县13岁留守女孩自杀身亡，湖北随州、京山、大悟等县市多名留守幼女被强奸，四川省13岁留守女孩当上母亲的悲剧……
情感上缺乏关照，生活上无人料理，教育之路重重阻碍，安全隐患无时不在，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少有人问及……他们的未来更像只飘忽不定的孤帆。有一天，他们或许循着父辈的足迹流落在这城市的边缘，夕阳下的背影映衬着市区的公路高楼，却再没有力气提起那丢下的锄头，既不回望过去，也看不见新的未来。
出路何在?
每当媒体报道有关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往往会吸引社会广泛关注。但报道多了，人们开始像看见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习以为常，而且每次总是媒体雷声大，政府雨点小。留守儿童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公开的和隐秘的悲剧仍然在上演。
2016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然而，父母如何回乡?承载了过多的改革负担，改革成果却集中在城市，破败的乡村已经无法养育她的子女。
儿童如何进城?高企的房价、昂贵的医疗、精英化的教育都向儿童竖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翻过墙去，迎接他们的不是城市的美好，而是工厂的烟囱与流水 线，在榨干他们的父母后，开始把魔爪伸向他们。在山河日下的农村，土地流转使他们远离这块熟悉的地方，漂泊在孤独的城市里，每天耗尽体力只够自己生活，一 天天被吞噬。他们能够依靠什么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一无所靠，但这绝不是个体的自己，而是在团体中的自己。
结语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说，是农民进城务工后的并发症。一方面看这产生于城乡差异，是市场经济对农业经济的挤压;然而城乡差异背后，更残酷的是血汗工厂对农民工的无情剥削，是农民工奋斗一生也难以改变的底层命运，是几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无声呐喊!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数亿中国农民自主或被迫选择进城，融入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割舍的，是渐渐瓦解的传统乡村，年迈的父母，还有孩子。
贵州毕节，一个西部的贫困城市，接连酿出了五名幼童闷死垃圾箱、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等惨剧。
极端事件虽是少数，但摆在眼前的是惊人的数字。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这个相当于英国全国人口数的巨大群体，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
起点
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改革开放“春风一夜满神州”。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 钱，有时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最后倒赔钱。农村经济的形势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创造的魔法奇迹，并不全然 像历史书写者描绘的那样轻快美妙。真正的历史进程总是曲折而伴随着牺牲，在农民自己沉重粗砺的人生经历和记忆中得以印证——有农民回忆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的一两年，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
而远在东南沿海地带如广东佛山，开放政策刺激私人企业如牛毛般兴起，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
有趣的是，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内蒙古某地县市官员也打算召集一批农民送到外面去打工，“能赚钱回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批农民不得已离开养育了自己数千年的土地，来到陌生的城市。“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成了改革开放后两代农民工的写照。
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数已在农村建立有自己的家庭，原本扎根于土地的他们从父辈那里习得的耕作技能，如今在新的谋生方式 下被抛弃。来到城市，他们进入到各条生产线、工地，为了支持家庭恨不能不停工作，甚至几年都不回家。外出工作换来了衣衫和学费，留下的却是成千上万与孤独 为伴的留守者。
在有据可循的资料中，“留守儿童”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上官子木发表的《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中，但特指父母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直到1995年，孙顺其所书《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中，这个词才接近了今天的定义。
在今天语境下，留守儿童指父母在外务工，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的孩子。
留守之痛
留守儿童的出现，反映了农村的衰败;而农村的颓势，又加重了留守儿童的苦难。稀缺的教育资源、父母亲情的缺位，留守儿童成为人们眼中的问题儿童，犯罪率也在提高。
农村教育问题可能是间接导致留守儿童问题凸显并浮出水面的原因。“撤点并校”政策无疑是对农村教育资源的一大打击。《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 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村村有小 学”的乡村办学面貌被彻底打破。有调查显示，撤并前后，农村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1.6公里延长至4.0公里。上学距离拉长，引来了“辍学潮”。中国教育学 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调研发现，2008年成为临界点，这一年开始，全国小学辍学率出现大幅度回升。
在农村上学难，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子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北京为例，2011年以来，数十所民工子弟学校因不符合办学条件被要求停办，万余名儿童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教育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几乎是彻底放养，无人管束。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旦进入复杂的社会中，他们很容易经受不住扑面而来的诱惑而走上歧途或是遭受危险。
制造了“邵阳杀师案”的三位少年在工读学校接受教育，有两位是留守儿童;而在这座学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儿童。工读学校里，没 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这些孩子在年少时就仿佛已经被社会放弃，成长过程中缺乏被爱的体验，他们既容易没 有安全感，更难懂得爱别人。
与“犯了事”的少年相比，女童群体更为特殊，客观上她们对社会的关照和保护有更为复杂的需求。然而，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其中以性侵伤害为主。
2016年3月2日发布的《2015年性侵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性侵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为340起，其中女童遭性侵的为319起，比重约为94%。在 媒体报道针对女童的犯罪案件中，很多都发生在农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被报道出来的，仅仅是 冰山一角，原因在于留守女童对性侵的认知度比较低，且女童在遭受性侵后一般不会说出来。另外，早恋也是留守女童一大安全隐患。由于缺乏对早恋行为的约束和 正确引导，她们很容易会受到伤害。
除了来自外界的伤害，家人的伤害甚至是自残行为也时有发生。
2004年6月14日，湖北省黄梅县公安部门侦破一起特殊的杀人案：父母外出打工的12岁留守女孩小双与奶奶发生争执，被奶奶用毛巾活活勒死， 并沉尸水塘。 此前，已接连发生湖北浠水县13岁留守女孩自杀身亡，湖北随州、京山、大悟等县市多名留守幼女被强奸，四川省13岁留守女孩当上母亲的悲剧……
情感上缺乏关照，生活上无人料理，教育之路重重阻碍，安全隐患无时不在，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少有人问及……他们的未来更像只飘忽不定的孤帆。有一天，他们或许循着父辈的足迹流落在这城市的边缘，夕阳下的背影映衬着市区的公路高楼，却再没有力气提起那丢下的锄头，既不回望过去，也看不见新的未来。
出路何在?
每当媒体报道有关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往往会吸引社会广泛关注。但报道多了，人们开始像看见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习以为常，而且每次总是媒体雷声大，政府雨点小。留守儿童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公开的和隐秘的悲剧仍然在上演。
2016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然而，父母如何回乡?承载了过多的改革负担，改革成果却集中在城市，破败的乡村已经无法养育她的子女。
儿童如何进城?高企的房价、昂贵的医疗、精英化的教育都向儿童竖起了一道厚厚的墙。翻过墙去，迎接他们的不是城市的美好，而是工厂的烟囱与流水 线，在榨干他们的父母后，开始把魔爪伸向他们。在山河日下的农村，土地流转使他们远离这块熟悉的地方，漂泊在孤独的城市里，每天耗尽体力只够自己生活，一 天天被吞噬。他们能够依靠什么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一无所靠，但这绝不是个体的自己，而是在团体中的自己。
结语
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说，是农民进城务工后的并发症。一方面看这产生于城乡差异，是市场经济对农业经济的挤压;然而城乡差异背后，更残酷的是血汗工厂对农民工的无情剥削，是农民工奋斗一生也难以改变的底层命运，是几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无声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