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开“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一、“帝国”概念的跨语际反思
所谓概念，指的是对某一类具有共同特征事物的概括。逻辑上，可以将概念分为内涵和外延两部分。内涵指的是概念蕴含的意义与属性，而外延则是指根据这种意义与属性，可以划归于概念的经验案例。这种对概念的逻辑分析，若放置到跨语际实践中来考察，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以“帝国—empire”这样的跨语际对译概念为例，中西方不同的概念属性及其意涵，是如何在彼此之间历时性地建立等值关系的?怎么能够相互理解?其语际相互作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思考范式?“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
就古汉语“帝国”的本意来讲，其原本是指皇帝所居住的都城，如宋代周邦彦在《看花回》词之二中有“雪飞帝国，人在云边心暗折”之句，这里的“帝国”指的是“京都”。“帝国”内涵的变化，最初与中国清末的外交实践有关。1890年，清政府使节薛福成率领外交使团到达欧洲，他基于中国的实际经验，将“帝国”理解为“有皇帝的大国”。“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引者注：即empire的音译)，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但薛福成也注意到这种“王国”的独特之处，英伦国主的“君权”在本国国土内，因为“以数百年来为其民所限制，骤难更张也”;但在它所拥有的印度殖民地那里，却可以“君权较重”。严复在翻译“empire”(1901—1902年)时，用的是音译词“英拜儿”，但旁边又加注释解释道：“近人译帝国”。严复所指“帝国”与“empire”对译的做法，究竟是最初见于教会汉语的译法，还是经日语而进入汉语，现在还搞不清楚。但“帝国”从一个古汉语复合词，经过复杂转化，用于翻译欧洲相应概念后，其基本义已发生改变，则毋庸置疑。
就《现代汉语词典》的“帝国”定义来说，“一般指版图很大或有殖民地的君主国家，如罗马帝国、英帝国。没有帝王而向外扩张的国家，有时也称为帝国，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叫第三帝国”。这个释义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义(“一般指……”)是薛福成式的、基于“君主”理解帝国的思路;而次要义(“有时也称……”)兼顾“没有帝王却扩张”理解帝国的思路。但更需注意的是，在“帝国”概念的具体举例中，并无一个与中国有关，其非常明确地是指中国以外的世界古今帝国，并未列举任何与“中华帝国”或与中国朝代有关的如“秦帝国”“汉帝国”事例。从《现代汉语词典》历次版本对“帝国”词条释义与举例的坚持来看，这并非偶尔为之，而是有着深刻考量的。
英语中“empire”的常见释义与汉语“帝国”存在很大不同。英文empire，来自拉丁语的imperium，具有“命令、统治、支配”之意，它又衍生出古法语的empire，后使用于现在的法语及英语中。法语的empire，“是一个即便皇帝不存在亦可行的概念”，英、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近世新兴国家，“本来就是因为拥有海外领土才成为‘帝国’的”。也因此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英语词典将“empire”多解释为：1.“由单一个人、政府或者国家统治的一组国家”;2.“一个像帝国一样被统治的公司或者组织”。两相比较，中英文“帝国”的语义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在中文语境下，其基本义侧重于指“有君主”(“帝”)的版图较大或有殖民地的国家;而在英文语境下，其基本义则侧重于强调“empire”乃是指对一组国家的统治。有无“帝”并不重要。
除去这种一般性的中西方对“帝国”的解释外，还有多种对“帝国”的学术解释。在不同学术语境下，帝国的类型可以划分出几十种之多。例如，如依照结构、形态来分，可分为十种不同的帝国意涵;按照规模，则可分为五种帝国类型;按照区域分，则可分为八种。
显然，从世界历史的实际来看，“帝国”的确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帝国—empire”的对译，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透明和简单。这也要求史家更加自觉地审视自己的语言和表达习惯。
二、西方学界“中华帝国”逐步取代 “王朝中国”的趋势
（一）王朝作为中国历史的叙事框架
古代中国对自身历史的书写，是以朝代或皇朝为单位的“正史”形式进行的。从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确立了“皇朝史”的编纂方式后，至清乾隆四年，《明史》修成，又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二十四史。但清末民初时，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朝代史学，因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无法区分“君史”与“民史”，而受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挑战。加之“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使用让正史的文言文叙事既不适合读者阅读，也不适合学者写作，“正史”体裁最终从历史写作实践中退出。但以“朝代”框架写作中国历史的做法，却在中西方历史写作中长期存在。在西方学界，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也基本是按照王朝史学来叙述中国历史的。
这方面的著作不少，如费正清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将“中华帝国”与中国人的“天下”观念等同起来。“中国是中国人自己对祖国的称谓，‘天下’即指‘世界’，常用作‘中华帝国’的别称”。费正清按照大一统“天下”的观念，将中华帝国分为：帝国的初创(秦)——帝国的复兴(隋唐)——帝国的延续与晚期(元明清)。在“中华帝国”框架内，有一系列王朝循环。“在此种循环中，各连续王朝不断重复地演绎着令人烦扰的相同的故事：英雄的创业期，王朝鼎盛期，然后是长期的衰落，直到最后的总崩溃。”王朝循环的积极因素在于“它已经成为指导基本技术、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一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费正清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元朝、清朝，虽然是“异族征服”的两个王朝，却因为它们“都如出一辙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制度，通过庞大的中国官僚政治来支撑皇帝的集权统治”，因而，能“以帝国合法当权者的角色，无限地统治着人口众多的中央王国”。第二，“中华帝国”在对内对外关系中并非是一种“帝国主义”，传统上中国与其他各国统治者之间的宗主—附庸关系是一种“文化主义”。“这不能算作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相反，它应是一种防御意义上的文化主义。”
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中国的“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即“皇朝”循环现象：“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帝国的定义也主要是因为“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并“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出版于1986年的《剑桥中国史》，也是按照中国朝代来划分各卷的。从这套书来看，它倾向于将王朝和帝国并用，而“帝国”专指设立“皇帝”制度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例如《剑桥中国秦汉史》中，“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复合词‘皇帝’，大致可以译成英文‘august emperor’。……在中文中作为emperor的标准同义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而到“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这个形式的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之末”。《剑桥中国史》的这种分期法显然来自中国传统王朝断代史(正史)框架，并成为欧美学术的标准。
就这个时期西方学者理解的历史中国而言，虽然也称“中华帝国”，但其基本意涵是指一个由皇帝统治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其独特之处在于，一是保持连续性发展，二是在对内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三是在对外交往中维持文化主义的、而非侵略式的朝贡体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理解，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叙事框架。
（二）“帝国”取代“王朝”
大约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中国历史叙事的王朝框架受到挑战，一种新含义的“帝国”概念登上舞台。在西方学界看来，中国历史的王朝框架有其弊端：一是只关注政权的兴衰，却掩盖了潜在的社会进化趋势;二是在中国历史并无实际变化时，用王朝更替赋予了某种变化，同时还给予中国历史并不存在的某种连续性。脱离“王朝”框架的尝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明显，西方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如伊懋可从社会—经济体系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谢和耐根据政治模式的延续和重大转变，如“宫廷文明”或“贵族城市制度”来认识。但这些模式因只提供某种基于中国的理解，并无助于将中国历史放置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框架内进行比较而饱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界开始尝试运用新式的“帝国”概念于中国历史。
1.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华帝国”与后现代主义批评
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关注“帝国”，是因从欧洲历史经验看，nation对于推动现代化至关重要。而empire恰好又是nation的前身。例如戴维·赫尔德概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体系(state systems)演进：传统的纳贡帝国、封建主义—分权体系、等级身份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这大约是基于欧洲经验最简洁的总结。在西方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包含了某种前提，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唯一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盎格鲁—欧洲的。显然，现代化理论对“帝国”的关注，是因它可以解释民族国家起源。
当西方现代化理论把历史中国放在这种empire-nation的演进框架中寻找“现代性”时，往往侧重于寻找“中华帝国”内部的竞争性关系，即寻找以族群对立关系为基础的nation的起源。有国外学者认为，最早在宋代就见到了nation的起源。基于“抗金”的民族中心主义把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国家试图将对祖国的忠诚观念向下灌输到农民群体中。但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华帝国”的不同在于，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胜利者能够建立压制国家间竞争的集权政体，结束帝国的分裂，而地方性国家永远无法获得任何持久的主权地位。因为无法说清历史中国的民族认同究竟是来自依托族群冲突的nation，还是来自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西方学者遂认为中国只有一种相对不成熟和不连贯的民族主义。
但也正因现代化理论声称在“中华帝国”内部找到了某种“现代性”，自然也就招致以批评“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华帝国”的文化认同是统治精英意志、权力建构的产物，是根据权力政治建构的。中国传统的王朝历史是由与官方利益一致的文人所书写的，历史中国的向心性和亲和性是塑造的，这有助于使帝国制度和朝代合法化。二是解构这种文化认同，这在本质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方法。它或是将“中华帝国”解构为拥有独特经济、方言和文化的各历史区域;或是从领土和认同等出发将“中华帝国”解构为核心区与边缘区。后现代主义指斥以“现代”中国疆域来看“古代”中国历史，是一种历史后设观察，是将中国的“民族国家”不断往历史深处追溯，“是在时间上不断向前移动的受边域束缚的地理实体”。
但现代化—后现代视角下对“中华帝国”的观察，却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中华帝国”能始终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当罗马帝国和其他古代或中世纪的帝国最终崩溃时，为什么中华帝国仍然存在?”
2.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华帝国”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另一种将“帝国”引入历史中国叙事的是全球史。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史中出现了一种泛化帝国的现象。全球化论者将“古代帝国”与现代资本主义“帝国”泛化等同起来。如德里克认为，与列宁将殖民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殖民主义可以扩大到指“区域”之间的关系，指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nation)或将要成为民族的社会的政治控制。“早期和晚期的帝国都是相似的，它们都以军事力量和征服人民为前提，通过贸易、殖民、采矿、税收和贡品的结合来积累财富。”全球化论者将世界体系论上推至古代社会和帝国，认为10世纪至今，长期经济增长建立在通过强大霸权维持的创新、和平和稳定的循环基础上，重要的商业交流和跨国分工创造了早期的经济世界体系。全球史认为“帝国”不会灭绝。通过复制、进化和改造，帝国“拥有强大的来世，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加强大”。在这种泛化的帝国叙事框架下，世界历史就成了一部西欧帝国最终战胜其他帝国的胜利史。
全球史范式试图通过将历史中国泛化为“帝国”，而实现中国历史的“世界历史化”，这与柯文(Paul Cohen)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的想法完全相反。基于这种新看法，“历史中国”被视作在“征服、胁迫和战略谋划”基础上建立的“中华帝国”，其“扩张”正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由此导致对中国各“王朝”的看法，特别是对各强大历史王朝的看法发生改变。这里略举几例。例如“秦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中国的帝王统治者取得的主要功绩——征服、建立和巩固帝国——以及拓展疆域至‘外中国’，即由非中国族裔人居住的遥远的被征服地区”。对宋的看法为：在11、12世纪，宋朝的中华帝国发展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系统，并从事海洋探险和经济创新。对元明清三代的看法为：“元帝国”将中国融入了真正的世界体系，为了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中亚和东南亚，并且为了支持这些目标，动员了大量军队和庞大的舰队。“明帝国”则是更大的包括美洲在内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对已知世界的认识的扩大也导致明帝国试图通过利用其海上力量，在这种新的格局中提高自己的地位。“清帝国”则是清朝皇帝建立的一个庞大的、以亚洲为基础的大陆体系，他们试图引导他们的帝国度过危险时期，而中国本土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
全球史对历史中国的泛帝国化，招致了关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包括“中华帝国”在内的诸多帝国都成了其批判的对象。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是帝国权力在促进世界各区域互动与联系的同时，也给殖民地居民带来了创伤与痛苦。后殖民主义批判其他非西方“帝国”在历史上也曾殖民，强调“中华帝国”与其他帝国并无两样。“18世纪的世界包括许多殖民地冲突的战场，这些冲突是由从中国到埃塞俄比亚到瑞典和俄罗斯的一系列帝国挑起的。”
显然，全球史以及后殖民主义泛化帝国的做法，最大的误区是未能在基于军事和政治需求驱动的古代“帝国”，与近现代之后主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驱动的现代帝国之间加以区分。对中国历史也颇多错误理解之处。“‘帝国’变得更接近镇压、压榨、歧视、战争、流血，乃是西欧向海上发展以后的事。……这种以此来回溯遥远的历史，还大谈各种故事的态度或行为，是否应该说是近现代的任性自大，或者几乎是缘自欧洲型文明主义的一种诈术呢?”
总起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中国”在西方学术范式中，已被放在一个以西方“帝国”概念为零点的坐标系中来观察：纵轴的一端是现代化，另一端是后现代;横轴的一端是全球史，另一端是后殖民主义。这造成了一种西方学界各种理论“围观”并“凝视”历史中国的奇景。
三、应以何种视角看待 世界历史里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在关于历史中国的研究中完成了一种从中国“王朝”框架向西方“帝国”范式的转移。对此，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历史中国在世界历史中遭遇的“概念化窘境”;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在“普世史”的世界历史写作中，作为地区的历史中国遭遇到的偏见。但综合起来，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学术范式，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去理解的问题。对此，笔者谈三点看法。
第一，在世界历史中克服西方中心论，不能单纯依靠西方学术范式的自我反思。虽然当下西方学界试图通过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化”，来解决完全依靠欧美历史经验建构世界历史模式所出现的理论偏差与种种问题，但源自欧洲历史和社会科学经验的学术范式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阻碍了这种认识。无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理解中国历史，或是让中国历史世界化，都最终成了一种消化中国历史于西方学术范式的学术尝试。从其多种理论范式的实践来看，并不成功。只有对中国历史进行彻底的再研究，寻求超越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现有历史分析范畴，才有可能完善和发展当前世界历史模式，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第二，仍需要继续坚持与弘扬中国学界在世界历史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中所一贯提倡的历史事实与因果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研究原则。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探索因果必然性出发，从理解国家、上层建筑的公共职能最终一定要适应其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需要这一因果必然性出发，将欧洲“帝国—民族国家”经验与中国从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共同容纳于一个具有因果必然性规律的世界历史模式中，才能真正地解决中西方历史概念与范式的不相容问题。
第三，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倘若暂时无法找到一种更好的范式对接中西方不同学术范式，可以先申明中外概念的差异，并保持不同历史观念的共存。这也是一种客观、务实和科学的态度。这在过去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有过一定的实践，也体现了编著者对于中外历史发展不同特点的谨慎关注。例如在周一良、吴于廑先生的世界通史中，称亚述、波斯、贵霜、罗马等为帝国，但称呼秦汉则为“秦汉中国”。又如在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中，也是如此处理。“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奧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这种“王朝”与“帝国”概念的并用，显然是一种务实与科学的态度。
总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使用跨语际的概念时，史家应谨慎对待其意涵与外延历史经验中的差别，并适当辨析。因为概念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容词式的限定，它还将干涉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选择何种框架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对接，故需慎重对待与思考。
作者：李友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原标题：《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 ——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