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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得到绝大多数参会同志的理解和拥护，进一步巩固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彭德怀在会上慷慨发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何谓“正确的领导”？在10月14日的会议中，毛泽东言简意赅予以概括：“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 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革命已在惊涛骇浪、血雨腥风中历经十七载峥嵘岁月。历任党、军、苏维埃重要职务的毛泽东，透过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纷繁复杂的表象，切实认识到，出好主意、用对干部，正是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不二法门。这一简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表达，至今仍值得广大领导者深刻领悟、认真揣摩。

　　“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践行者，毛泽东指出：“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要实施正确的领导、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就“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主意“要摸清情况，要作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938年9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斯诺在其所作《续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政治领袖，由于远大的目光和对于局势的正确估计，而成为共产党杰出的人物”，“这位中国的列宁获得了一个革命领袖特有的长期活动的经验，有了这种渊博的经验，他才能胜任目前的职位，这种渊博的经验不让任何天赋的才能”。从旁观者视角，凸显出实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重要作用。

　　对于如何通过实践探索、正确开展工作，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作调查研究。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重要论断，并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洞悉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愈发重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制定“农业四十条”为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农业发展纲要，这是一个以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为基础、基本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历史文件。1955年11月17-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山东、江苏、浙江等9个省的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会议开始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十五条意见。说这十五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才逐步形成的。20日中午在由杭州返回北京到达天津时，他又召集7个省市区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成“农业十七条”。当年底，毛泽东起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1956年元旦，毛泽东与相关领导同志连续座谈、讨论，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5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市委书记会议，又由二十二条增至三十六条、三十八条、四十条，最终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几年后，毛泽东就此讲道：“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四十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一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出主意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下发全党，要求：“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立了党开展正确领导的途径和遵循。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遍地英雄下夕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信：“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为了倾听到人民的声音，毛泽东将开展群众性调查列为身边警卫战士的三项任务之一。他曾对战士们形象比喻：“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们，一个是农民。你们见到了农民，我看到了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除了让战士们回乡搞调查，还提倡战士们同家庭和亲友多通信。毛泽东曾对警卫战士们说：“你们要勤跟家里写信，两个月写一封。内容是问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还说：“要把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泽东经常教导领导干部要走好群众路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1958年10月，在一次去地方短期调研前，毛泽东叮嘱：“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言简意明，凝聚了毛泽东几十年走群众路线的智慧结晶。

　　践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出主意要不做“小脚女人”、通过逐步改正“以归于正确”

　　出好主意基于正确的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往往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结果，充满曲折以至反复，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965年，毛泽东重读30多年前所撰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下一段颇具理论色彩的批注：“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一个成功领导者必备的胆识和气魄。毛泽东筹划事业有勃勃“虎气”，敢于向未知挑战。当革命只有“星星之火”时，他就宣告“可以燎原”，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新中国成立后，当“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他告诫广大领导干部，不要做“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诚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两年后，1960年6月8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14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会议最后一天上午，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指出，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他还从理论层面总结：“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践行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出主意要“单打一”、抓主要矛盾

　　毛泽东思考发展问题、进行工作擘画往往着眼中心工作、聚焦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抓大放小，这是他作为领袖的突出特点之一。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的事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指导苏维埃政权建设，毛泽东教育干部：“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延安时期，他指导全党：“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围绕不同工作重点，作决策、想办法。1950年秋至1951年，工作重心是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集中精力抓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1955年秋冬，主要工作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春，毛泽东用43天时间连续听取35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此基础上撰写《论十大关系》；1957年春，重点关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集中思考和解决已发现的“大跃进”中“左”的错误问题；1959年底至1960年初，集中时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思考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问题的认识；1961年春，推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面对各阶段主、次要工作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走“任人唯贤”的正确干部路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领导者要想把擘画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就需要有一支如臂使指、苦干实干的干部队伍。毛泽东就指出：“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并提出“任人唯贤”的正确干部路线，即“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

　　辨清本色，用干部以理想信念坚定为根本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于不忠诚于初心的变节者，毛泽东曾评价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批评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并以此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革命，“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汪精卫、张国焘之流，归根结底都是缺少坚定信仰信念的恒心、缺失扎实干事创业的决心、缺乏理想必将实现的信心，以此辨清一个干部的本色，为领导者选人用人，提供了一把“根本标尺”。

　　毛泽东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忠诚的诠释理解，跳出了儒家文化对“忠诚”的狭义解释，将其凝炼、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并以此考察干部。对于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毛泽东指出：“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毛泽东提出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

　　广泛吸纳，用干部不论“山头”、不问出身

　　毛泽东用干部有大胸怀、大格局。他曾指出：“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他还教导高级领导干部，选人用人“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因此，“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井冈山时期，他就批评建议解除袁文才、王佐队伍武装的同志：“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毛泽东不拘一格降人才。1928年春，红四军新城战斗胜利后，有人发现在国民党军俘虏中有个青年在唱《国际歌》。经询问，唱歌的青年名叫谭甫仁，曾参加过彭湃领导的二次东江起义，正是在革命队伍中，学会了唱《国际歌》。但起义失败后，谭甫仁为了糊口，无奈之下只能去军阀部队当兵。此事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留在革命队伍里！”正是毛泽东慧眼识才，谭甫仁后历任连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省军区政治委员、武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工程兵政治委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4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农业战线模范陈永贵、邢燕子。

　　1964年3月，毛泽东南下途中听取地方负责同志汇报。汇报中，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相关工作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听到这些情况，毛泽东赞赏道：“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这之后，陈永贵先后担任党的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来北京工作后，陈永贵先在京西宾馆、后在钓鱼台居住，但他都认为太奢侈、太浪费了，于是向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里的生活不习惯，时间长了与外界隔绝。为了同下边保持接触，掌握情况，不脱离群众，请毛主席批准他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为此，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和陈永贵握手时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啦，那里没鱼可钓。”（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逝世，《人民日报》刊文评价：“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勤以教导，用干部注重教育训练、日常养成

　　毛泽东晚年曾总结：“我历来是当教员的。”从“第一师范”走出来的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大课堂，为党培养了万千优秀干部。革命根据地初建，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国共合作时有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继而，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征到达陕北刚刚站稳脚跟，红军大学随即开办，毛泽东兼任政委。他不仅到校授课，还经常去看望学员，鼓励他们：“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中国传统教化讲究“致广大而尽精微”“日用而不觉”。毛泽东正是在点滴间，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言传身教。邓小平就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方志敏烈士的堂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方志纯南下江西前向毛泽东辞行。一见面，方志纯就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谈话中，毛泽东递给方志纯一支烟，又点燃了自己手中的烟，说道：“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啊！”方志纯和毛泽东熟识，坦率答道：“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毛泽东接过方志纯的话题说：“谁熟？我们都不熟！”“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他还教导方志纯：“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几年后，毛泽东来到江西，一见到方志纯，就提醒他：“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这都让方志纯受益匪浅，之后逐步成长为江西省省长。

　　宽以待人，用干部不责全求备、“政治上爱护”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但人都是“短中有长，长中有短”，不能因此责全求备、一叶障目。毛泽东就提出，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他曾告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罗荣桓元帅加入革命队伍之初即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那时他是初出校园的大学生，思想很单纯，致使负责保管的装有起义部队经费的钱箱被两个兵痞骗走。但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憨厚老实的青年干部，带兵能够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冲锋冲在战士前面、吃饭吃在战士后面。一段时间后，评价罗荣桓“是个人才，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多年后，毛泽东在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谈到罗荣桓被骗的旧事时，说道：“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一个道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与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1963年，罗荣桓去世，毛泽东痛书“国有疑难可问谁”。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指出：“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爱护。干部犯了三分错误，你把他当作十分，这是不对的。但是，完全不批评他，纵容错误，也不对。”毛泽东一贯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老年时，毛泽东更如长辈般谆谆教诲领导干部：“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