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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村教育却凋敝严重。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农村人口不仅失去了现在，也失去了未来。从根本上说，这与农村秩序的破坏与教育的枯竭直接相关。

　　农村教育陷入长期萎缩状态

　　农村教育的废弃始于基础教育，标志性事件是农村地区实施 “撤点并校”，这是1998年中国合并乡镇的后续改革。

　　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提出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从此，中国农村进入了“撤点并校”阶段。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2000-2010)，2000年至2010年，全国农村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消失，几乎每小时消失一次。在这十年里，中国农村的中小学已经消失了一半。

　　“撤点并校”的后果之一是农村青年不能再在附近上学了。低龄儿童每天在路上花费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同时儿童辍学率也有所上升。从农村地区变化的角度来看，“撤点并校” 与农村“空心”之间的过程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随着学生和家长到城镇陪同学生，基础教育资源进一步集中在城镇，农村的教育功能正在消失。

　　2015年，中国中小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小学入学人数为 1729 万人，比 2014年增加71万人。然而，中国中小学校数量降至24万所，比2014年减少1.1万所，学校数量主要减少在农村地区。

　　在农村义务教育逐渐减弱的同时，城乡高中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在农村地区，只有不到 10% 的学龄人口能够进入高中，而在城市学龄人口中，这一比例高达70%，结果是：三分之一的城市青年能够完成高等教育，而只有8%的农村青年能够完成高等教育。

　　这一过程与两个过程同步：教育产业化 (即高校收费体度改革) 和大学生 (特别是农村学生) 的就业困难。

　　产业化使农村家庭极难支持大学生

　　根据中国青年基金会的数据，超过60%完成义务教育的农村学生无法升入高中和大学教育，也无法返回家乡耕种或在户外工作。由于农村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经常因为高额的学费和债务而选择离开孩子。

　　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产业化 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唐敏用他的数学模型建立了一个“经济扩张模型”，让普通高校规模增加了200 万人。

　　在现代国家，政府负责教育资源的主要分配，公共教育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教育平等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发展教育往往被纳入国家的长期扶贫战略。

　　在1999年“教育产业化”开始时，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双重缺陷，这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知识型劳动力的过剩。

　　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唯一好处是降低入学门槛，扩大入学规模。在“读书改变命运”的呼吁下，中国广大农村家庭不惜透支未来收入，以支持子女的大学教育，这已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大和唯一的巨额投资。

　　农村青年无路可走

　　2003年开始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粉碎了农村青年的梦想，让大量农村家庭负债累累。

　　大学毕业后，如果毕业生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找工作难” 或许还能意味着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但在西部省份，如若不去从事体力和低技术的工作，或许他们将长期待业。

　　民盟青海省委研究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乐都等六个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5年，返回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总数为8863 人，截至200 年6月有5900人等待就业，其中乐都县和平安县的失业率分别高达 82.8%和96.2%。支持子女教育的农村家庭，在子女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必须应付大学学费的债务。

　　在甘肃省会宁县，教育是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渠道，也是这个民族贫困县的 “立县之本”。 但在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出现 “教育破产”：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出现许多长期举债无法偿还的农村家庭。

　　高学费和低就业率，以大学入学率的扩大为标志，就像两个看不见的手压碎已经破碎而狭窄的农场大门。

　　而高校，为了看起来实现 “高就业率”，就制造虚假就业率，一些大学简单地将学生提交的就业证明与毕业证书挂钩，迫使学生回家寻找父母和亲戚单位发放虚假就业证书，并允许学生获得此类毕业证书。这种就业率欺诈也是始于2003年。每年也都是“有史以来最难的就业季”。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取代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度，成为中国各朝的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只论考试的“士大夫 阶层，“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并不多，但它为人民向上发展提供了重要渠道。

　　21世纪，由于大学生就业困难，“读书无用论”终于席卷了中国农村。2009 年 84万名应届毕业生从高考中退学，导致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数首次下降。中国大多数省市放弃考试的浪潮被教育部门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被视为 “中产阶级的摇篮”，是切断底层社会 “贫困代际传播”链的最佳途径。中国的大学教育对中国农村青年意味着双重不公平：“教育产业化” 设定的高收费门槛剥夺了许多农村青年的教育机会；毕业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只能绝望地在社会底层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