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摆着一本研究国有企业问题的书一一《何去何从一一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这是由金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写作的专著。
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由刘吉先生所作的序言，一开始就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头的一段具体化的论述：
“战争的规律一一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一一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一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刘吉先生是运用毛泽东的思维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分析和解决我国改革问题的逻辑框架。
运用毛泽东的思维原理和基本方法，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企业制度，必须体现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要求；因此，每个建立或经营企业的人都必须研究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要求；
国有企业制度，必须体现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要求；因此，每个建立或经营国有企业的人都必须研究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要求；
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必须体现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与发展要求；因此，凡是建立和经营中国国有企业的人都必须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和发展要求。
人所共知，毛主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找出适应我国特点的革命战略和对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中，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战争的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1、173页）。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书第一篇，在“制度的逻辑”题目下的第一篇文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味深长》的文章中，竞然谈到“可以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一次‘哲学性’的革命：即我们不再谋求建立某种现代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企业制度，而是要选择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作为我国企业改革的方向，至于哪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有效，则可以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笼统含义正好给探索改革的具体道路以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它没有限定我们必须模仿哪一国家的哪种具体的企业组织形式”（金培 著《何去何从一一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11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在这里，金培先生揭示了我国国企改革在逻辑上所发生的“革命性”的转变，那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开始，就不再根据企业特点寻找、建立与这种企业特性相适应的企业制度，不是根据一般的企业原理运用于特殊企业而去做作业，而是采用不管企业特点的抄作业的方式！
这种改革逻辑与以上的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方法是根本相对立的。
由何志勇主编的《股份制创新》一书，介绍了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理论。这位厉股份认为所有制改革不是将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而可以通过股份制的方式把传统公有制转变为新型公有制。其理由是“厉以宁认为：股份制企业是一种财产经营、组织形式，它本身不具有什么社会性质。股份制的性质处决于投资者的性质”（《股份制创新》第94-95页，何志勇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股份制企业的确是一种财产经营、组织形式，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资产者当家做主和按资分配的企业。难道这资产者当家做主和按资分配体现的不是社会性质？难道因为参股的是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这股份制就会由资产者当家做主变成劳动者当家做主？按资分配就变成了按劳分配？这显然是很荒唐的事情。
股份制引用了，于是便有了“社会主义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股份制引用了，当然资本也自然而然地也变成了“社会主义资本”，于是就有了“国有资本”、“公有资本”、“集体资本”……。于是，西方的一套做法，便一一推行起来。
但是，国有企业，只要所有制不变，它没有人格化的资产者，只有人格化的劳动者；不存在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只存在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不能作为独立的资产实体存在和发展，只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这三大基本特点并不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抄作业而发生变化，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仅不能改变原来国营企业的主要弊病，恰恰相反，反而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国有企业所以要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进行改革，是因为存在许多弊病。但是，专家学者们却不是去用适合国企特点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体现劳动所有权的、适合企业作为劳动实体的制度去取代原有的产权制度，反而是用另一种产权制度取代原有的产权制度。这种以错纠错、错上加错的做法，反而导致了国企更多或更严重的弊端。
而最最要命的是，杀人的庸医并不觉得自己是庸医杀了人，反而觉得这人本来就不应该活在世上，因而不如乘早结束其生命。因此，主导产权改革的人是有两类的，一类是就是以错纠错的股改派，一派是私有化派。很显然，这两种人都是促使国企走向困境或走向灭亡的刽子手。
我们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过用了七年时间，但从1978年至今，国企改革却用了45年时间还没有成功，还没有完成，以致于有人觉得国企改革永远都在路上。是不是国企改革太难了？当然不是。如果我们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就不难了解国企区别于其它企业的三大特点，从而不难知道适合国企的改革思路。
但为什么国企改革却总是走不上适合国企特点的改革路线呢？
因为我们缺少有中国头脑的专家和学者。许多人虽然吃的是中国人的饭，但他们头脑里装的却是西化的货色。国有企业明明站着可以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所有者，但他们的头脑中却只有资产主体的观念；国有企业明明存在着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但他们却钻在产权的套子里出不来；国有企业明明可以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但他们的头脑中却只存在资产实体的概念！
在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缺少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共产党历史缺乏了解，那就像一个瞎子。你让一个瞎子引领国企改革的道路，国企改革能不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