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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的复旦大学教授冯玉军，忽发暴论，“俄罗斯在乌克兰必败无疑”。冯教授并罗列了四点理由，包括乌克兰顽强抵抗、“国际社会”支持、俄罗斯“体系”老旧、普京陷入“信息茧房”等。
冯教授预言，俄罗斯将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被占领土上撤出。
最后，冯教授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要提防俄罗斯把中国当枪使”。
不是因为观点与逻辑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作者“著名俄罗斯研究专家”的身份，冯教授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
我对冯文略略感到惊讶。
这篇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大作，无论从故作耸动的标题，还是了无新意、拾人牙慧的四点论据，乃至贬低中国外交智慧，蓄意挑拨中俄关系的“最后提醒”，都只能说是“网文”水平。
如果文章出自一般小右派之手，倒也情有可原，出自“著名俄罗斯研究专家”之手，就令人莫名惊诧了。
学术研究？抑或政治投名状？
待考！
对冯教授文章的观点，许多人已做了非常有力的反驳，就不重复了，只想指出一点，冯教授的四点论据，即便完全正确（其实未必），也不过是一些可能对战争进程发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条件，并非决定因素。
这里，我也想借这个由头，谈一点对俄乌战争
的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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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乌战争的性质，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指出，只有从“苏联内战”（分家之战）的角度进行观察，才能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克里米亚争端为例，必须以这样几个事实作为分析的基础——
1、至苏联解体时为止，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苏联）一部分的历史，已经337年。至少从中国清朝顺治年间开始，乌克兰就已经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了；
2、1783年，统治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通过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五次战争，终于将克里米亚划入俄国版图。
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意义重大，有了克里米亚，俄罗斯才不再是一个偏居寒冷北方一隅的亚洲国家，而成了一个在南方黑海拥有港口和舰队的欧洲强国。
3、1954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提议：为了庆祝俄罗斯和乌克兰结盟300周年，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
由于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苏联，赫鲁晓夫的提议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就通过了这个提议。
4、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发布了对克里米亚的管辖令，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苏联1954年将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的决议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乌克兰针锋相对，也发布了对克里米亚的管辖令，而克里米亚政府则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三方一时闹得不可开交。
5、直到1997年，俄乌才达成妥协，对西方抱有幻想的俄罗斯同意克里米亚暂归乌克兰，但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仍然设在克里米亚的著名军港塞瓦斯托波尔。
了解了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远比教科书意义上的“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要复杂。
概而言之，在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历史；乌克兰作为俄罗斯一部分的历史，要十倍于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但显然是以苏联存在为前提，如果苏联不存在了，则收回这个“礼物”，也顺理成章……
以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历史及民族情感的联系而言，除非俄罗斯自身彻底陷入崩溃，否则绝不可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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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历史、地缘关系。
从这一事实出发，独立后的乌克兰，应该尽可能充当俄罗斯与西方桥梁，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使自己成为西方与俄罗斯竞相拉拢的对象，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发展时间，完成自己民族国家的构建。
但问题在于，自从2003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尤先科上台之后，乌克兰就采取了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虽然期间有亚努科维奇的调整，但总趋势没有发生改变，这就使俄罗斯有如芒在背之感。
乌克兰的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019年上任之后，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极力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完全不顾及俄罗斯的感受（安全环境将极度恶化），以为加入北约就能确保乌克兰的安全；
二是，在击退了俄军对基辅的进攻后，陷入“速胜论”的迷思，以为可以凭借西方的军事援助，迅速击败俄罗斯，在正面战场和俄罗斯拼消耗，损失了大批有生力量，透支了乌克兰的战争潜力。
事实上，面对俄罗斯，无论是从人口、幅员、经济、军事实力等任何角度看，乌克兰都是弱国，乌克兰只有通过“非正规”的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不断消耗俄军，进行一场持久战，才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
但泽连斯基对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有独特的贡献，这就是他在俄军兵临首都基辅城下的时候，没有弃城而逃，稳定了军心民心，也稳定了战局。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必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俄乌战争，事实上是乌克兰真正的民族独立之战。
在此前的历史阶段中，乌克兰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无论是参加拿破仑战争还是参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其所建构的都是对“俄罗斯祖国”或“苏联祖国”的认同，只有同俄罗斯作战，才能建构起“乌克兰祖国”认同。
俄乌战后，乌克兰与俄罗斯恩断义绝，将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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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3年，乌克兰爆发亲西方的橙色革命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发现自己面临一大困境，即西方可以用“颜色革命”的手段搞走乌克兰，俄罗斯却很难用同样的手段反制，军事手段几乎是唯一选择。
其实，我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比如，在台海，如果大陆可以通过在岛内发动颜革实现统一，那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中、俄这样的大国仍然内在于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政治力量主要被美国和西方所掌握。2023年，普京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更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在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了社会主义之后，单靠民族主义，无法抗衡西方“普世价值”。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伐谋就是政治，政治问题解决了，军事上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伐谋失败，单靠攻城，代价就大了。
俄乌战争，其实就是普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发起的一场攻城之战。
战争初期，普京就犯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提出了两个目标，即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这必须在俄军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甚至乌克兰全境，成立莫斯科可以完全控制的乌克兰新政权基础上，才可能变成现实。
战争打响后，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乌军投降，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但随着乌克兰的反击，西方在武器、后勤、以及信息方面的介入，俄军很快出现再衰三竭的态势。
但普京毕竟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他并不是生活在“信息茧房”里。普京的优点在于，军事冒险遇挫之后，没有陷入失败主义情绪，而是迅速面对现实，调整战略，把重点转向占领乌东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甚至血缘联系的俄语区。
在乌东，俄军政治上能够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后勤供应也得到了改善，士气也逐渐恢复，尽管俄乌战争相当于俄罗斯一国对北约，但战线还是很快稳定下来了。
普京的战略调整，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大而无当的“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目标，而改为“收回苏联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这一具体目标。在俄罗斯国内，这是一个比较得人心的目标，相对于俄罗斯的国力，也是“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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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乌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呢？
国际问题分析，不是算命先生，本来不应该做这样的预测，但既然冯玉军教授已经做了铁口直断，我也不妨预测一下：
第一，战争不会永远打下去，待到这一笔美援花得差不多，美国大选之后，无论谁当选，战争就会结束了，但不会是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而是以签署一个临时性的停战协定的方式结束，停战线将大致与目前俄乌实际控制线重合。
第二，谈和平，普京可以谈，但泽连斯基不能谈，所以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局势会发生变化，以便为和谈扫清道路。短期内，泽连斯基的处境会不太好，但从长期看，乌克兰历史上会给他一定地位的；
第三，俄罗斯不会像冯教授预言的那样陷入崩溃，俄罗斯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后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并且经过战争考验，总的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以及民众的心理，因此会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支撑现行体制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根本变化。
第四，乌克兰也将会存在下去，但不是泽连斯基设想的大乌克兰，而是一个失去乌东俄语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小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乌克兰要偿还西方高达千亿的战争债务，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经济主权，乃至很大一部分政治主权。
第五，冯玉军教授故作危言的“要提防俄罗斯把中国当枪使”，并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在中俄国力对比早已不是十九、二十世纪的状况了，简言之，是中国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反，怎么会被俄罗斯当枪使呢？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冯玉军教授此论，默认的前提是中俄关系是一种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改变的关系，这就暴露了冯教授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中俄关系的现状，是由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决定的，只要这种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俄关系，中俄分别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冯教授不懂这个道理吗？我想他是懂的。懂了还要故意这样说，那就是一种拙劣的挑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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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美国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失去自己领导地位的过程，多极化时代正在到来，世界与人类的未来，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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