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拜书为师
五、书中找出得与失
张怀英的看书并不单纯是为了看书，而是活学活用，分析事物的得与失，用来指导工作实践，用书中的知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大寨开始推行标兵工分后，张怀英一直很关注。到1960年7月，张怀英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他就专程去大寨与社员交谈，大家都认为可以。张怀英又到白羊峪和刀把口找王殿俊和张老太几个劳模商量，看大寨的标兵工分怎么样，王殿俊说，“这个办法可以，这几年我在林业队实际上实行的就是这个办法，林业队主管林业，大队定期检查，评比，不过叫法不同。”张老太则说：陈永贵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新创造。我们牧业、林业近几年来就是这个办法，我们叫它大包工、小包工，羊的膘情怎么样，然后按膘情给他确定报酬。报酬当然是以最好的为标准，没有天天评、月月评。张怀英说：“陈永贵的标兵工分虽说不是新创造，但他是在林牧副业实行小包工大包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到农业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发展。”张老太听了后才说：“要说新发展，也可以。”张怀英说，张老太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劳模，在劳动管理上很有一套，把村里搞得也非常好，因此对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吸收得少。这次他总算承认了大寨的“标兵工分”是新发展。他觉得张老太有了进步，于是又对张老太说：“殿俊经常到大寨去交流经验，你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传授一下牧业方面的经验，另外也看一看大寨的农业生产。”张老太说：“我抽时间一定去。”
就为推广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张怀英又到了皋落公社，同皋落、车寺、铺上等几个生产大队商量，看能否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办法是在“死分活评”、“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基础上的发展，比“定额管理”先进，不过要推广这个办法，必须有条件，一是实行“定额管理”好的大队；二是生产大队，生产队有“定额管理”，“大包工、小包工”的经验；三是群众对集体化有信心，感到集体比单干能增产。他觉得这些基层干部说的有道理，就向皋落公社建议选一两个先进生产队进行试验。
从此，大寨的“标兵工分”就在一些先进的生产大队逐步推行开来。
张怀英在昔阳推广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是他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然而，张怀英又很懂得辩论法。他在昔阳是如此，到了别的地方则是另一个模样。他到了文水、寿阳、运城工作期间，同样抓学大寨，但是他很注意因地制宜。他的口号是学习大寨精神，并不用大寨的管理办法去外地死搬硬套。1961年，张怀英被调到文水县工作，就感到文水县的劳动管理比大寨差的太多了。不要说定额管理，有些生产队就连死分活评也没有认真的执行过，要在文水县推广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就很困难，搞不好就会走了样。因此，他在文水县工作期间就不推行大寨的管理办法。他到了寿阳县工作，看到那里当时的劳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跟文水县不差上下，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的劳动热情也不高，粮食产量不是提高，而是倒退。其不满言论就是“你歇着、我坐着，没有粮食伙饿着”。因此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学大寨要学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照搬具体做法。”决定：一不搞大队核算，二不搞大寨工分，三不取消自留地，稳住了寿阳的局势。他到了运城任地委书记，情况更成问题，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分议”是怎么回事，还把落后的原因推到推广大寨经验上。他根据运城的实际情况，研究运城如何学大寨，就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所以，在学大寨运动中其它地方出现的问题，不是大寨的经验不好，而是干部水平没上去，把大寨的经给念歪了。
实事求是，是张怀英一贯坚持的作风。张怀英每到一地总是按实际情况办事，所以每到一地就有显著变化，寿阳的粮食产量翻番，引起邓小平的重视，运城治黄成功，给后人留下口碑的原因也在于此。
张怀英在引导基层干部认真学大寨的同时，也十分注意避免学大寨中出现的教条主义。他回顾了井沟学大寨的历程。张怀英对我说，井沟村是大寨的邻村，一东一西地坐落在虎头山下，也就传出了虎头山下两弟兄的佳话。井沟学大寨由不服到心服口服，最服气的还是党支部书记赵银全。
赵银全出身贫农，从小给地主放羊，后来参军负伤，拐了一条腿，所以人们也就叫成了“拐银全”。他回村当了支部书记，对合作化很有热心，最初他看到大寨产量年年高，自己的产量老上不去，怎回事？1955年办起了高级社后，全村都合作化了，井沟村的群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弄不好全村人都要跟上拐银全挨饿。拐银全也觉得压力大，就跟村里的几个积极分子商量，告戒大家说：“大寨年年增产，总是有点儿诀窍，陈永贵又不告咱。要把大寨经验学得来，咱们都得下苦功夫
。”商量的结果是，咱们跟着大寨干，大寨甚时耕地，咱也甚时候耕地，大寨甚时候播种，咱也跟着下种。于是，1956年清明过后，井沟村每天派一个人站在虎头山上，专门监视大寨村的一举一动。看见大寨开始耕地，站岗人就报告给拐银全，他就命令村里开始耕地；大寨播种，他们也播种。拐银全心中想：大寨怎干咱怎干，还能赶不上大寨吗？结果当年下来，产量还不如上一年。这一下可把拐银全打到闷葫芦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样样都按大寨的来，为啥人家大增产，而我们减产呢？他们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眉目。
张怀英讲到这里，轻轻地笑了一声，说：其实井沟这年减产的原因很简单：大寨村在虎头山的阳面，村里的地大都是阳坡地，下种时间一般是立夏前后。而井沟村在虎头山的背面，多是阴背坡地。特别是有100多亩冷背阴地，因此，应该比大寨早十来天下种。赵银全不懂这个道理，为了学大寨，这年的下种时间比往年推迟了十来天。结果下霜季节来临时，大寨的庄稼已经成熟，井沟的庄稼却没有成熟，秋霜一打，造成减产，特别是那100多亩背阴地，减产幅度更大。
就因为这事拐银全吃了紧，秋天召开三干会的时候，拐银全专门找到张怀英说：“张书记，我今年是真心学大寨，可还是减了产。”张怀英问：“为什么？”拐银全说了他学大寨的经过，张怀英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县里多次讲，学别人的经验要因地制宜，不能死搬硬套。你真是傻女婿拜节，不看对象。”然后就给他讲傻女婿拜节的笑话。这么一讲，拐银全听懂了，说张书记要不说，我还糊涂着哩！
人们说张怀英在引导人开悟方面真是有过人之处，所以他就有让人佩服的魅力，他讲究实事求是，这对他身边人来说是有口皆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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