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叶，我国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说。鲁迅曾经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但是，这部杰出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它的思想意义，并没有真正被人们所认识。那些所谓新、旧“红学家”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用穿凿附会的索隐和烦琐荒谬的考证，极为歪曲、抹煞《红楼梦》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
一九五四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红楼梦》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深刻地、尖锐地批判了“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号召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这场斗争，拨开了笼罩在《红楼梦》上的重重迷雾，指明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方向。但是，周扬一伙却大要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对这场斗争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公然继承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衣钵，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贩卖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胡说《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超阶级的“男女恋爱主题”。
有的人在评论文章里，连篇累牍，变本加厉地宣扬什么“永恒主题”和“共名”说，几乎把《红楼梦》说成了人性论的文艺标本。这种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莫大歪曲。
《红楼梦》是不是一部写“男女恋爱主题”的书呢？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曹雪芹亲身经历过封建贵族家庭由鼎盛而极衰的变迁，看出了整个封建贵族阶级“树倒猢狲散”的覆灭的命运，怀着“无才补天”的惭恨，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
它写的并不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实事，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尽管曹雪芹曾幻想“补”封建社会之“天”，也不可能具备自觉的阶级观点，但是，由于他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笔下的《红楼梦》，终究触及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大量黑暗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的阶级斗争画面。
所以，我们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应当把它当作历史去读，而不能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曹雪芹就以深恶痛绝的态度，严肃地批判了过去的才子佳人作品：“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这种批判，正是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那些“淫滥”的才子佳人作品划清了界限。
特别是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节文字，提纲挈领，笼括全书，更加明确地点明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这节文字，不仅交代了四大封建家族重要成员的出场，而且通过葫芦僧对“护官符”的解说，把笔锋引向当时整个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对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葫芦僧向贾雨村递交的应天符“俗谚口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表面上是介绍四大封建家族的豪华富贵和声势显赫，但实际上则揭示它们是一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贵族集团。而这类封建贵族集团，“各省皆然”。就是说，并非一省一地之事，而是普遍现象。
“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节文字虽然只写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写了薛蟠打死冯渊这一条人命，但却为全书展示四大封建家族勾结起来，制造更多这样的悲剧，揭开了序幕。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全书的总纲，是阅读和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从这里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描写四百多个男女人物和错综复杂矛盾的小说的中心内容，看到曹雪芹在表现政治主题方面所倾注的心血。
《红楼梦》产生于清王朝所谓“乾隆盛世”。这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但在这“太平”景象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于总崩溃的前夜。
在曹雪芹逝世后不到八十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开始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到了一八五一年，则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所谓“乾隆盛世”，只不过是这个衰老的封建社会在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
《红楼梦》所反映的正是封建社会行将总崩溃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趋势。由于曹雪芹阶级和生活的局限，对农村情形不很熟悉，他很少直接描写农村生活。但小说中不少地方仍然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影响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
第一回写甄士隐家遭火烧后，曾计议到田庄上去住，但“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他只得将田地都变卖了，投靠到岳丈家去。
这说明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整个封建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正如第二回中古董商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可以看成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概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红楼梦》选择以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作为描写对象，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毛主席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红楼梦》中四大家族，和其他类似的封建贵族集团扭结在一块，正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和支柱。其中，贾府更有其代表性。这个“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的百年望族和皇亲国戚，它从政治经济和家族血缘关系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紧密勾结和共同利益。
在贾府的围墙内，最高统治者贾母是侯门史家的代表，管家的王夫人和王熙凤是九省都检点王家的代表，薛宝钗和她的母亲薛姨妈是皇商薛家的代表。他们“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贵族集团上通朝廷，下结州县，同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生死攸关。小说围绕着贾府开展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就是当时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
在那“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贾府，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以贾母、贾政、贾赦、王夫人、贾珍、贾琏、凤姐等为代表的一小撮地主阶级统治者，或道貌岸然，或荒淫无耻，统统都对被压迫阶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人身迫害，对本阶级的叛逆进行无情摧残和镇压，而众多出身底层的奴仆，却毕生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每个人都有着一本血泪帐。
他们有的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子”，有的是被抢占来的丫头；有的是廉价拐买来的，有的是由其他贵族当作牲口转送的。总之，每个人都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受尽了封建主子们的折磨和蹂躏。
在这里，一小撮封建贵族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一餐饭就要吃去几十两银子，一碗菜要十几只鸡作原料。用刘老老的话说，他们一席“螃蟹宴”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了”。
为了元春当贵妃之后回家省亲，他们大兴土木，修建大观园，极尽“太平景象，富贵风流”，连元春也不得不说：“太奢华过费了！”
他们甚至花几万两银子派人“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自己办起戏班子，寻欢作乐。这一小撮统治者如此恣意享乐，对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正是意味着莫大的灾难。
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在灾年向贾府缴租，帐单上写的货币和实物已经够吓人的了，可是，贾珍还不满足：“这够做什么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他们敲诈勒索，高利盘剥：王熙凤为了积攒“体已”，竟挪扣奴隶们的“月钱”去放高利贷，一年不到，就赚了成千两的银子。到贾府被抄时，单她放债这项私房钱，即不下“五七万金”。而皇商薛家，领着“内帑钱粮”不算，还大开当铺进行搜刮。可以想见，不知有多少贫苦人民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倾家荡产。
《红楼梦》描绘的四大封建家族衰亡的历史，时间不过几年。在这短暂的岁月里，明确交代的死亡人数就有四十七个，而直接受四大家族残害的和死于不合理封建制度的人命即有三十五条。
封建贵族统治者的手上，无一不沾满了奴隶们和无辜受害者的鲜血。试看，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就描写了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人命事件：
“金陵一霸”薛家的花花公子薛蟠，倚财仗势，抢占民女，打死冯渊。偌大的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竟同着母亲、妹子扬长而去。冯家告了一年的状，结果让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阴险毒辣的王熙凤，为了捞取三千两银子的外快，她仅凭一纸书信，勾通节度使云光，一下子断送了张金哥未婚夫妻二人的性命。作者说，这样的惨事“不可胜数”，就是说，王熙凤有数不清的血债。
腐朽透顶的贾赦，故作风雅，看中了石呆子家藏的二十把古扇子，人家不给，就和贾雨村串通一气，“讹他拖欠官银”，不但抄去了扇子，还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
衣冠禽兽的贾珍、贾蓉父子和贾琏、王熙凤夫妇，狼狈为奸，百般欺骗、折磨尤二姐和尤三姐，致使尤家姐妹不堪凌辱，双双含愤自杀。
一向以“菩萨面孔”出现的王夫人，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但在虐杀人命方面，同其他凶相毕露的封建主子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一巴掌迫使金钏儿投井而亡之后，紧接着又在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大打出手，亲自撵走了四儿、司棋、入画，逼得芳官、蕊官、藕官等出家，并将“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赶出大观园，致使这个不屈的女奴含冤而死。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人命案，生动地说明：那“诗礼簪缨”之族，只不过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地狱；那“钟鸣鼎食”之家，只不过是“人肉筵宴”的鬼窟；那封建统治者信奉的孔孟之道，只不过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然而，横遭惨死的岂止是这有名有姓的几个，在那用劳动人民血汗建筑起来的大观园里，实际上无处不印染着奴隶们的斑斑血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观园里的奴隶们不止有饮泣吞声的怨愤，而且有着不屈不挠的抗争。
晴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这个自幼孤苦伶仃、连姓什么也不知道的奴隶，浑身迸发着反封建压迫的锋芒，即使在生命奄奄的时候，也没有向封建统治者低头屈服。
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基本上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是他的成绩。但书中有不少地方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暴露了他思想落后与反动的一面，艺术水平也不如曹雪芹。
正如鲁迅所指出：“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中国小说史略》)
高鹗着力描写了林黛玉之死，进一步表明：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人肉筵宴”上，被吃掉的不止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奴隶，即使先前被贾母称作“心肝儿肉”的亲外孙女也不能幸免。他还写了直接死于四大家族之手的鸳鸯、司棋、潘又安和张三；写了死于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元春、迎春等人的结局。这些都有助于揭示封建制度横暴凶残的吃人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共产党宣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精细的笔触，描写了四大家族内部的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夫妇之间、妯娌之间、嫡庶之间、叔侄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
贾府的统治者内部，表面上罩着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骨子里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这种矛盾的焦点，是在争夺贾府的财产和权力。贾府内部有两大派系，一派以王夫人为首，包括凤姐、薛宝钗等，并有贾母为后台，为了四大家族的共同利益，极力巩固自己在贾府的统治地位；另一派是以邢夫人为首，包括尤氏以及赵姨娘等，代表异姓弱族的利益，则企图夺取王夫人、凤姐手中的权力。
《红楼梦》多次描绘了这种争权夺利的冲突。当然，不论哪一派取得胜利，都无法挽回贾府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颓势，这种冲突倒是加速了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崩溃进程。
贾府最精明的小姐探春就曾惊呼：“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探春这番话，道出了封建贵族阶级加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在压迫众多出身微贱的奴仆和迫害本阶级的叛逆上，无论饱食终日的贾母，还是道貌岸然的贾政；无论“宽厚仁慈”的王夫人，还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凤姐，都无一例外地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顽固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更是腐朽堕落，糜烂不堪，充分地显示出封建地主阶级面临末日的疯狂。焦大曾经直言不讳地破口大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红楼梦》从多方面为我们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反映了大观园内外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企图把它歪曲成为单纯的爱情小说的奇谈怪论，都是改变不了这部小说的客观实际的。
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问题，我们也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曹雪芹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宝、黛这一对封建礼教叛逆者的爱情，目的是在于通过他们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冲突，揭示贾母、王夫人、凤姐为安排“金玉良缘”所玩弄的政治图谋。
恩格斯深刻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宝、黛的爱情，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同封建统治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贾宝玉和林黛玉虽是嫡亲姑表兄妹，但由于林黛玉并不属于四大家族，而且家庭早已破落，贾府的统治者为了家世的利益，就必然地要选中四大家族理想的继承人薛宝钗，用“金玉良缘”去代替“木石前盟”。
百万皇商的薛姨妈，也正想通过与贾府的联姻，进一步攀附贾、王两大家族，为自己去寻找政治靠山。而尤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宝、黛这对叛逆者的爱情，包含着反对封建礼教的政治内容，这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更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
当贾宝玉还在“内帏厮混”的时候，贾府的统治者就忧虑这“古今不肖无双”的子弟，“于国于家无望”，已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继承祖业。
但是贾宝玉在林黛玉的支持下，反对儒家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仕途经济，反对男尊女卑，在反抗封建正统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要引起封建统治者更大的恐惧和不安，促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把薛宝钗这个自觉而坚决维护封建秩序的淑女抬出来，通过配偶关系，箝制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借以延续“一代不如一代”的贵族阶级的寿命。非常清楚，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悲剧，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从属全书政治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封建贵族家庭叛逆者的典型，决不是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共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贾宝玉在大观园那个特殊环境里生活，使他有机会了解到被压迫的奴隶们的不幸，看到封建贵族的罪恶和无可挽回的颓势。如同鲁迅所指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正是由于贾宝玉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感受，他才可能在腐朽的封建势力面前不肯就范，并且成了封建贵族的叛逆者。然而，贾宝玉又毕竟是一个“富贵闲人”，他浓厚的虚无思想，对君权、亲权的保留态度，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特有的其他恶劣的品性、习气，都表明他性格的消极一面，这是应当批判的。
有的人对此却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地宣扬：“在这一人物的典型性格里，不仅含有那一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东西，而且含有全人类的、能够打动各个时代人们心灵的东西。”
这种论调，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贾宝玉被贾府的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尤为贾政所不容，几欲置之于死地。他连自己的亲属也不能打动，又怎能谈得上打动“全人类”、打动“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呢？
林黛玉虽不属于四大家族，但她的性格里并不是没有“阶级的尘屑”。她不满意封建的礼教和婚姻制度，不满意封建家庭的包办，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感到痛苦和愤恨，但又幻想能有一个家长出面为她主持“终身大事”。她多愁善感，孤高自许，这些特点固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她的生活境遇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由她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鲁迅说过：“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这段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说得是何等精辟！然而有的评论者不仅把林黛玉说成是“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感、所激动”的超阶级的艺术形象，而且说什么“这个少女的敏感、‘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等，不是把我们和她拉远，而是反而靠近了”，甚至还呼喊：“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如此声嘶力竭地向封建时代的贵族少女顶礼膜拜，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要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和读者引向何方？
《红楼梦》从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世纪了。在研究《红楼梦》问题上的斗争，也几乎同时进行了两百多年。从旧红学派、新红学派到“男女恋爱主题”的反动滥调，都无一例外地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了《红楼梦》的真面目。
今天，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正确评价《红楼梦》，让广大青年和读者从这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中得到有益的历史知识，从而有助于参加当前的现实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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