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她打量着这个外表看上去桀骜不驯的年轻人，
不由想起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女儿……
下午，当慕容秋在会议厅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坐下以后才意识到，本届年会现在才算真正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做主旨演讲的是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胡安民，他穿一件花格子白色衬衫，打着领带，方方正正的脸膛，棱角分明，肤色黧黑，看上去像一个矿工，头发又短又硬，像钢丝那样一根根地往上竖立着，看上颇有锐气。近几年他以一系列直言不讳地大胆剖析和批评中国政经体制，视野广阔、分量颇重的文章，深受国内外舆论界的注目，并且频频被邀请到国外讲学，据说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回国没两天，就被请到会上来了。
胡安民这次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入世’应该使八亿农民优先受益”，他一上台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倒也合乎其一贯风格：
“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国家管理社会矛盾冲击和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使全社会各利益主体特别是广大农民及弱势人群普遍受益。农业与农民收入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加入WTO则使中国这一最大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了。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一基本国情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的一百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是中国的四至五倍，两国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更为悬殊，在四百倍到五百倍之间；目前中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前列，但供给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还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即使中国不降低农产品关税税率，在国际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总体上仍不具竞争力，农民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中国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并非像人们所估计的只是一千二百多万农民失业，而是现有近四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时间将大幅度提高。他们不会上街成为公开失业人群，但会增加站在街边“晒太阳“的时间，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资源浪费和损失。但中国农民如何在入世后获取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呢？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
胡安民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洋洋洒洒、掷地有声，尤其是他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话音刚落，下面的议论声就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响起来了。有人对胡安民的观点赞赏不已，认为切中了解决当下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也有人表示不以为然，觉得胡安民的想法和“一揽子计划”纯属一厢情愿、未免过于天真，有凌空韬远之嫌。理论价值大于实践价值……直到进晚餐时，大家的议论声还未平息。但胡安民的发言，无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将成为本届年会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一点，到第二天上午刘国焘走上发言席时，再次得到了证实。
刘国焘同样是近几年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崛起的一位倍受注目的风云人物，以研究“三农”问题名噪一时，曾经被南方一家影响颇大的周报连续两年评为年度“新闻人物”。他要比胡安民略大几岁，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身材瘦长，看上去文质彬彬、显得老成持重，讲话慢慢吞吞，也不像前者那么咄咄逼人，但内在的锋芒和锐气却是一望而知的。他发言的题目是《ＷＴＯ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胡安民的宏观分析和前瞻性展望不同的是，他似乎更注重对入世以后的“三农“问题进行实证式的透析和解剖。
相比较而言，刘国焘的发言，似乎没有像胡安民在听众中引起那么热烈的反响。但他通过罗列的大量数据和丰富的信息量，对中国农业现状所做的不温不火、有理有据的务实分析，有一种无可置疑的说服力，同时也将人们关注的视点引领到了一个更为细致和理性的层面。这显然是他与胡安民的发言存在的根本区别，反响不够热烈，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整个过程中，慕容秋都听得十分认真，一边像个大学生那样埋头作着笔记，一边不时在她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划几道横线，加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者用拿笔的手托着纤细的下巴远远地注视着讲坛上高谈阔论的发言者，思维却显然飘到了某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隐秘所在。甚至晚上回到房间里，慕容秋坐在床头，仍然舍不得放下笔记本。吴雁见她这副神情，好奇地瞥了她一眼：“大姐，咱们认识这么久，我可从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简直比听费先生的报告还认真呢！是不是从那两位大腕的发言中获得了什么启发？”
慕容秋合上笔记本，笑了笑，没说什么。对她来说，启发其实谈不上，触动倒的确有。毕竟，胡安民和刘国焘各自从国情研究专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提出的许多观点，给她提供了一些颇值得参考的信息和思路。但她也从另一个方面感到了不足。“像入世这样的大事件，对中国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现实影响，仅仅通过一些经济数据或者体制上的分析和预测，就能够全部概括进来么？”慕容秋若有所思地像问吴雁，又像在问自己。
“当然不可能。入世的影响必定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结构和人的素质等方面，不亚于一场革命……”吴雁倒回答得很干脆，“可现在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一切问题都习惯从经济出发，有人说咱们政府也成了个大公司，人成了经济动物，更不用说许多社会学家也成了经济学家，你没看胡安民和刘国焘那种踌躇满志的神气！嘻嘻，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小女子可说不上来。还是等明天上午听何为发言怎么讲吧，没准他会有什么高见……”
“你就那么信任他？”
“谈不上信任，你以为我真的成追星族啦？“吴雁又是嘻嘻一笑，“何为好赖是社会学家，和咱们是名副其实的同行，再说又是我的学长，信不信，一家人嘛！”说到这儿，她定睛看着慕容秋，神秘兮兮地说，“大姐，昨天我看见庄老和你说话时那亲密劲儿……听说他以前追过你，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儿?“
慕容秋听了，显得有点生气地说：“小吴，你瞎扯些什么呀！”她不习惯和别人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尤其在比自己小得多的吴雁面前。
吴雁自知说话有些造次。她尴尬地偷觑了神情变得冷漠起来的慕容秋一眼，像小孩子闯了祸似的，悄悄溜到别的房间串门去了。
本来，慕容秋是被安排在何为之后发言的，但她执意向庄定贤推辞掉了。这就使何为成了本届年会议程中作主题发言的最后一位，颇有点压轴戏的味道。
何为不到一米六五的个头，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穿一套同样显得过时的蓝布中山装，上面口袋里还插着一只钢笔，头发散乱，其貌不扬，甚至有些落魄，整个人看上去像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他走到发言席时，似乎有点儿紧张，连头也不敢抬，眼睛盯着面前的桌子，普通话很不标准，带着很浓的江淮口音，刚开始时甚至结结巴巴，不过，慢慢就流畅起来了。
“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有人写了，读的人多了就成了历史。世界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这样说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这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
在做了这么一段长长的铺垫之后，何为总算把话题切入到了《何家庄的变迁》：
“拙著《何家庄的变迁》也是一种历史。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何家庄的变迁》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本书也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就算是为平民写历史吧！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何家庄与外部世界等等。我在对何家庄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其实，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何家庄的人没有跳‘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大跃进时还发生了饥荒。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比精英们更尊重客观事实。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识提高了……”
坐在主席台上的庄定贤明显有些不耐烦，接连打了两个哈欠，还毫无顾忌地看了下手表。但何为丝毫没有察觉，而是继续说：“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广大乡村，广大农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让自我代表。这个‘不能’与‘不让’，依然是乡村社会政治意识与政治过程的基本内容。但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和急于赶超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断从西方输入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民众实际所使用的还是老办法……”
当何为结束发言时，不仅没有像胡安民和刘国焘赢来热烈的掌声和讨论，反而出现了一阵近乎压抑的沉默。
对人们的冷淡反应，慕容秋有点儿纳闷。她觉得，何为的发言虽然重点谈的是撰写《何家庄的变迁》的体会，但实际上触及到了当前的社会学研究或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存在着的某种误区。看来，吴雁对此人的评价，是并不过分的。她真想早点读到那本《何家庄的变迁》了！这么想着，慕容秋在笔记本上划了个惊叹号，思忖了片刻，又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于下笔太重，把纸都差点戳破了；两个符号几乎交叉在一起，看上去，怪莫怪样的，有点像毕加索的绘画……
在下午的自由讨论中，慕容秋还在琢磨着上午何为谈到的那些话题时，就被主持会议的庄定贤点了将：“慕容秋，你不要总是一声不吭嘛，让大家也听听你的想法……”
慕容秋知道躲不过去了。她抬起头，略略沉吟了一下，说道：“这两天，听了几位的发言，感触很多。虽然本届年会的主题是WTO，但我想在这儿提出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即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某种缺陷或误区？我们是不是被动地将自己捆绑在经济学甚至政治学这辆大车上，而在忽略甚至放弃自己立场的同时，又自动斩断了对其它精神资源给予接纳的努力？比如我们总是习惯用经济学、市场社会学等思维方式分析和观察社会，却对哲学、宗教、人文学科等等，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其结果使我们眼里的中国社会只剩下体制和市场，唯独看不到人在其中的位置了，这样的社会学研究难道是完整的么？所以，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放弃了做主题发言的打算，我想对自己这些年一直坚持的中国农村制度研究作一些反思……”
慕容秋的发言似乎让庄定贤感到很意外。沉默了这两天，庄定贤大概没料到她对自己的论文只字不提，却提出了这么一个与本届年会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讨论会上出现了冷场。
“我支持慕容秋教授的看法。”何为干咳了一声，慢条斯理地说，“哈贝马斯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归根结底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而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所谓的‘价值中立’也可作如是观……但中国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社会学研究的真实情形究竟怎样呢？它差不多成了市场经济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工具乃至附庸，完全放弃了批判立场和对人的关怀，而一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和现代民主精神的社会学研究，除了谄媚一般向国家意识形态提交一份份冷漠琐碎、充斥着各种数据的评估报告，其内在的贫乏和残缺，已经根本无法支撑这一学科应具有的道义力量了……”
何为的发言，使主持会议的庄定贤脸色有些不好看。显然，何为与慕容秋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尖锐批评，使他难以接受。很快，有人开始对这种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
“学术批评不应该预设立场，而何为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一位面孔瘦削的戴眼镜男子说。
“首先，我不认为存在一种立场空置学说的批评，”何为马上做出了反驳，“否则，‘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这句话就不成立了。”
戴眼镜男子咄咄逼人地诘问。“那你是什么立场呢？”
大概是那人的诘问过于尖锐，何为没有马上回答。有人开始交头接耳，会场上响起一片嘤嘤嗡嗡的声音，气氛变得有点紧张起来。
这当儿，一个留长发的年轻人从后排座位上站起身来，说：“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是否可以发言？”
庄定贤说：“当然可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叫旷西北，是人大新闻系的教师。”
旷西北这个名字很熟。莫非是最近很热门的畅销书《C县农民调查》的作者旷西北？前不久，慕容秋还在课堂上向学生们郑重推荐过这本书，称《C县农民调查》的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捅破了触目惊心的三农问题，而且他从新闻和文学出发，一不小心抵达了社会学未曾抵达的深度。此刻，她打量着这个外表看上去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不由想起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女儿……
会场上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旷西北。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在《C县农民调查》一书中采用了社会学的写作方法，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报告文学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我深感荣幸。”旷西北语气里带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自信。“我尊重社会学的地位和影响，但我也同意刚才慕容秋和何为两位教授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的确受西方的影响太重，重方法轻实践，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隔靴搔痒，缺乏体贴入微的理解。我在《C县农民调查》的采写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当前中国的危机首先是农村的危机，所以我喊出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最迫切的是要减轻农民负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取消农业税。只要解除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重负，将分散的农户重新组织起来，应对市场的挑战，才是我国农业加入WTO之后的根本出路……”
慕容秋觉得，旷西北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击在自己心头。她不由自主地鼓掌，接着，掌声潮水一般响成一片。主席台上的庄定贤迟疑了片刻，也勉强地拍了两下巴掌。
会议的最后一天，照例是总结、闭幕式之类。午餐是自助餐，食量很小的慕容秋一会儿就吃完了。在回房间的楼道里，慕容秋被似乎特意等候着的庄定贤叫住了。
“你这个慕容秋，搞啥子名堂嘛，让我被动的……“他双手叉着腰，故意板起脸说。
慕容秋知道他指的是昨天自己的发言，却装糊涂地说：“怎么，你不是让大家各抒己见么？一点不同观点就受不了啦？“
“对那些年轻人的耸人听闻，我是不会在意的。我只是不大明白，一向矜持沉着的你，怎么也跟着何为那个书呆子凑起热闹来了……”庄定贤认真地说，“你是不是想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打算另起炉灶啦？”
“当然不是。”慕容秋也认真起来，“但对自己进行一些反思，还是必要的吧？”
“噢，这我就放心了。“庄定贤哈哈笑道，“提前给你透露一个信息：我们计划从这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中，挑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选题，纳入全国重点社科研究项目。我初步考虑把你的那个课题列进去，不过，要和WTO这个大题目联系得更紧密一些，你回去后先准备准备吧！”他说到这儿，想起什么似的蹙起眉头，用劝告的口气说：“慕容，以后你不要跟何为一唱一和了。这对你不好。”
“庄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正常的学术探讨怎么叫‘一唱一和’呢？”慕容秋听了一愣，“我怎么听不懂？”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庄定贤讳莫如深地一笑，转身慢吞吞地向楼道的另一头走去。
慕容秋刚回到房间，吴雁就兴冲冲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两本书，眉飞色舞地说：“大姐，你要的书我给你弄到啦。想不到我这位学长还真大方，送了我两本，都签了名的，这下省得我回家给你去拿了。喽，这是你的。“
慕容秋接过一本崭新的《何家庄的变迁》，打开扉页，见上面果然工工整整地写着“慕容秋女士惠正！何为”。“那就谢谢你和何为先生了！”她放下书，打算午休时，吴雁却扯着她的胳膊说：“别睡了大姐，今天天气不错，我陪你去山上走走吧！“
吴雁这么一说，倒真提醒了慕容秋。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几天光顾开会，放着眼皮子底下香山的锦绣风光也不去逛一逛，的确说不过去，于是就同吴雁走出了房间。
慕容秋还是十多年前参加社会学研讨班时，到香山游览过一次。也是个秋天，全班20多号人，还请来了庄定贤，乘一辆万山牌中巴车，站的站，坐的坐，半个多小时就开进了香山。正值初秋，满山的枫叶都红了，像一束束燃烧的火焰，这儿一团，那儿一簇，层层迭迭、极为绚烂。那时候他们才多大？二十多岁，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啊。大伙一下子从单调枯燥的学习生活，置身到这多彩多姿的大自然的怀抱，情绪格外高涨，有的对着幽静的山林扯开嗓子高声喊叫，有的唱起了罗大佑刚刚开始在大陆流行的那首《垅上行》。中午，大家就在山坡间的草地上席地而坐，拿出自带的罐头面包火腿肠之类，吃起了别具风味的野餐。吃完午餐，不知是谁提议请庄定贤表演一个节目，立刻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庄定贤那天兴致颇浓，也不推辞，即兴朗诵了郭小川的长诗《团伯洼的秋天》，赢来一片喝彩和掌声……
慕容秋和吴雁走出饭店，不一会儿就走进了树木掩映的山间小道。空气干爽而清新，散发着北京的秋天特有的气味儿。两边山坡上的枫叶像十多年前一样，依然那么红艳、灿烂，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与十多年前的感觉略有不同的是，游人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多，因而显得有些空旷和寂寥。听着脚板踩在落叶上发出的噗嗤噗嗤的声音，不知怎么，慕容秋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怅然。
“大姐，我有个想法，请你帮我参谋参谋吧?”吴雁忽然用少有的认真口吻说。
“说吧，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客气了？”慕容秋疑惑地说。
“我想借中国加入WTO和咱们这次会议的东风，在刊物上开一个访谈专栏，邀请目前国内比较活跃的社会学家，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谈谈学科建设和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现在不正是秋天么，专栏名就叫《秋天访谈》，做完后还可以结集成一本书出版……你看怎么样？”
“嗯，这倒是个不错的设想。”慕容秋沉吟着，“小吴，你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看不出点子蛮多的嘛！”
“这么说，你是肯定我的想法喽？”吴雁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了笑，“那我就把你作为第一个访谈对象，你不会不支持吧？”
“哟，这恐怕不行，”慕容秋摇了摇头，但马上察觉到自己的态度生硬了些，又补充了一句：“我还想把自己的思路好好理一下，你还是先找别人吧。至于我么，往后排一排，等一段时间再说，啊？”
“好……吧。”吴雁说着，忽然压低嗓门，有点神秘地说：“刚才何为在书上签名时问我，你是不是还单身呢！”
慕容秋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但没有说话。
“你可能不知道，何为的妻子好几年前就去世了，一直单身……”吴雁没注意到慕容秋的脸色，继续说，“慕容大姐，我看得出他对你有意思。看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一唱一和的，很有共同语言呀！而且一个是我的学长，一个是我大姐，我给你们牵个线吧！”
但慕容秋像没听见似的，加快脚步走到前面去了。
会议一结束，慕容秋就匆匆赶回武汉去了。临行前，她给女儿鹿鹿打了个电话，本来不想让鹿鹿送的，可鹿鹿执意要送。
在北京西站，慕容秋看见女儿拎着一网兜水果出现在面前，由于赶路，脸蛋涨红得扑扑的，额头也冒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儿。慕容秋掏出手帕，心疼地给女儿擦了擦：“不是说好别送了嘛。”
检票口已经没什么人，离发车只剩下10多分钟了，母女俩顾不上多说话，径直往站台走去。上车前，她从鹿鹿手中接过一网兜水果，“鹿鹿呵，关于你想出国的事，我和你爸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不干预你，只要是你独立做出的选择，我们都尊重。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么……”她不经意地提起了旷西北，“对了，你们系是不是有个叫旷西北的老师？”
“是呀，旷老师的那本《C县农民调查》最近可火呢。不过听说争议很大……妈，你认识他？”
“噢，不认识。”慕容秋说，她原本想说在会上见过旷西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汽笛响了。列车移动了。慕容秋看见女儿稚气未脱的脸庞渐渐远去，心底又泛起了一股淡淡的惆怅……
